他得以進入軍機處，是因為作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貢獻。♀+言情內容更新速度比火箭還快，你敢不信麼？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慶帝逝世，次月二十七日，三十八歲的皇太子旻寧登臨太和殿即皇帝位，以翌年為道光元年。就在這前後，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七月二十五日，嘉慶帝臨終時，托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四位軍機大臣擬繕遺詔，其中說高宗乾隆帝出生地為熱河承德避暑山莊。這份遺詔擬成後，道光帝作了審閱，「未經看出錯誤之處」。遺詔順利出籠，頒告天下，滿漢文武百官都沒挑出什麼毛病，一切順順溜溜。偏偏七品芝麻官、翰林院編修劉鳳誥挑出了遺詔中的一個毛病︰乾隆帝出生地應是北京雍和宮，而不是熱河承德避暑山莊。劉風誥便將這一發現稟告曹振鏞。曹振鏞听了，很快將這一情況奏報道光帝。乾隆帝是道光帝祖父、嘉慶帝生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錯了，這還了得！道光帝龍顏大怒，迅速傳旨詰問。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回奏，乾隆帝生于避暑山莊的說法，絕對是有根據的，出處就是嘉慶帝御制詩初集第十四卷和第六卷的詩注。按說，嘉慶帝是乾隆帝的兒子，乾隆帝出生地出自其御注詩注，作為皇帝御制詩集，付梓刊印前御用文人反反復復校勘自不必說，皇帝本人必定也是高度重視、慎之又慎、反復把關，應當具有權威性。然而，認真考證，乾隆帝出生地的確是雍和宮，而非避暑山莊，遺詔有關說法確實錯了。道光帝大光其火，九月初七日降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軍機處，旋即各降四級，只留大學士虛餃；盧蔭溥、文孚各降五級，仍留軍機處行走，但沒過多久他們也被逐出軍機處。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軍機處之時，道光帝命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曹振鏞在軍機處行走。同時進入軍機處的，還有吏部尚書英和、禮部尚書黃鉞。三個月後，進入道光元年，曹振鏞平步青雲，榮任軍機處領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成為名副其實的首輔。♀
冷靜看來，乾隆帝出生地被誤事件被道光帝整個放大了。雖說遺詔中將祖父出生地搞錯，確實不大嚴肅，有損皇家臉面，但也不至于鬧得如此驚天動地，不至于撤換軍機處全套人馬。即便要認真追究，論錯，首先錯在嘉慶帝，他在如此權威的詩集中竟將父親的出生地搞錯了；其次道光帝本人也難辭其咎，他審閱遺詔沒有把好關。曹振鏞的功勞也被嚴重夸張了，他除了因此進入軍機處、成為領班軍機大臣外，還暴得連他自己都大出意外的獎賞，這一事件後僅半年，也即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他被晉為太子太傅、轉授武英殿大學士，在官場金字塔攀登中品餃和地位又上了一個台階。武英殿大學士僅次于保和殿大學士和文華殿大學士，而且自乾隆朝以來，沒有任何一位大臣授過保和殿大學士。因此，曹振鏞能攀升至武英殿大學士，堪稱榮耀至極。道光帝借乾隆帝出生地之誤大做文章，恩寵提拔曹振鏞，嚴厲懲處四軍機，使不少史家懷疑其背後還有另外深層原因。或許，托津等四軍機前些年不知不覺得罪了皇子身份的旻寧；或許，皇子時期的旻寧早就激賞曹振鏞。嚴懲四軍機，重用曹振鏞，出生地事件也許只是一個炮引子。
曹振鏞不僅得寵令人吃驚，固寵亦令人吃驚。
隨後的那些歲月里，也未見他有什麼超乎尋常的作為，卻見他在官場上一個勁地往上躥，閃著七彩光環的巨大榮耀，接連不斷落在他頭上。道光三年（1823年）萬壽節，道光帝在萬壽山玉瀾堂賜宴十五老臣，曹振鏞在這班老臣中年齡最小，但也分享了與宴繪像之榮。第二年，他榮任上書房總師傅，成為皇子包括未來皇帝的師傅頭領。道光六年（1826年），他入值南書房，擔起「擬御纂筆札」之任，成為須臾不離的股肱大臣。♀削平張格爾叛亂、再定回疆之際，他榮晉太子太師。第二年，張格爾被擒消息傳來，道光帝封賞群臣，將七十一歲的曹振鏞晉為太傅，賜予紫韁，獲得在紫光閣陳列畫像的殊榮，進入顯赫功臣之列。清代沿襲歷代制度，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曹振鏞位列「三公」，可謂寵榮備至。曹振鏞覺得自己擔不起這份榮耀，上疏堅決辭謝。道光帝對此大為欣賞，頒詔說，凡是軍機大臣每人另繪一幅畫像，「以遂讓功之心，而彰輔弼之效」。道光帝還親筆題詞，對首輔曹振鏞這些年為人、做事、學問給予高度評價︰「親政之始，先進正人。密勿之地，心月復之臣。學問淵博，獻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絲綸。」道光十一年（1831年）萬壽慶典，賜予曹振鏞雙眼花翎。大清開國以來，獲戴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三四位，而且都是滿洲大員，因此漢族官員能獲戴雙眼花翎，已經是祖墳冒青煙了。道光十五年，八十周歲的曹振鏞死去，留下生前自繕的一份遺疏，附折上陳述了十余件事。道光帝為之震悼，頒詔對曹愛卿蓋棺定論︰「大學士曹振鏞，人品端方。自授軍機大臣以來，靖恭正直，歷久不渝。凡所陳奏，務得大體。前大學士劉統勛、朱珪，于乾隆、嘉慶中蒙皇祖、皇考鑒其品節，賜謚‘文正’。曹振鏞實心任事，外貌訥然，而獻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賴而人不知。揆諸謚法，足以當‘正’字而無愧。其予謚‘文正’。」
道光帝雖以高八度的調子評價曹振鏞，但認真搜求，無論立德、立業，曹公均無赫赫過人之處。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是此公一貫作風。嘉慶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首領林清發動「禁門之變」，嘉慶帝正在熱河，隨行諸臣聞變失措，勸諫皇上不要立即返京，先調兵前往鎮壓再說，當時只有太保、領班軍機大臣、上書房總師傅董誥力諫皇上回鑾，以親自控制朝局，情真意切以致涕淚縱橫。當時留京辦事的曹振鏞，在鎮壓天理教徒起義後，把功夫下在當好維持會長上，設法保持城內平靜。當時有人寫了一副對聯嘲諷曹、董二公︰「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據說，兩人見了這副對聯，不禁相視而笑。
由于確實沒有多少事值得傳記，《清史稿》中曹振鏞列傳的篇幅很短，僅七百余字。傅恆是乾隆朝領班軍機大臣，在這個位置干了十六年，只比曹公多干一年，死時還不到四十八歲，比曹公少活二十多年，但他的傳記篇幅足比曹公長五倍。
平平庸庸卻能平步青雲，無所建樹卻能長保榮寵，其中必是大有奧秘。那麼，這一奧秘是什麼呢？
《瞑庵雜識》中說︰「曹文正公晚年恩遇日隆，聲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多磕頭、少說話」僅六字，高度凝練。事理透徹必簡明，從這個意義上說，曹相國將玄而又玄的做官秘經僅用此六字說盡，也可算一絕。此公無論立德、立業、立言，均沒有什麼可以名垂青史的，但這一做官六字訣絕對流芳百世。不然，這一密室耳語、只傳授得意門生的做官真經，怎會一出口便廣泛流傳、經久不衰呢？
多磕頭，是肢體語言，表示順從，表示謙恭，含義多多，但人見人愛；少說話，不是不說話，更不是亂說話，而是見什麼人說什麼話，言簡意賅，一下說到點子上。古來便有「伴君如伴虎」之說，曹公「多磕頭、少說話」，能讓至高至尊的道光帝滿意，能讓他老人家十幾年如一日地滿意，這份功夫絕對高深。
「多磕頭、少說話」六字訣，是曹公為官數十年切身體悟的智慧結晶。之所以奉行這一六字訣，要害是曹公切實讀懂了道光皇帝。
道光帝是個守成皇帝。他所處的時代，對大清王朝而言，由盛轉衰；對中國社會而言，漫漫兩千多年封建政體走向盡頭、面臨分崩離析；對中華民族而言，面對著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大踫撞大激蕩。但掌握中國這條古老大龍船舵把的道光帝，面對轟然而至的歷史巨變，面對「兩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缺乏變革創新的魄力和能力，抱殘守缺，麻木不仁，一味因循祖宗成法，使中國失去變法圖強的良機，眼看著古老龍船爛幫進水、日漸沉淪。
于是，曹振鏞把皇上的「守成主義」當做自己的旗幟。
道光帝崇尚節儉，曹振鏞厲行節約。
綜觀中國歷史兩千余年、二十多個朝代，道光是最「摳門」的一個皇帝。在當皇帝前，道光帝就深受儒家傳統德儉思想的燻陶，認為大清王朝創業艱難，守業更難，只有崇儉去奢，節儉愛人，才能保持王朝萬世不衰。在他所著《養正書屋詩文全集》中，倡行節儉的文章佔有顯著篇幅，《崇儉去奢論》《節用而愛人論》《臨財而無苟得論》《節以制度論》等等。當皇帝後，他將節儉思想上升為治國方略的重要內容，進行系統闡釋，道光元年的御制《聲色貨利論》，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御制《慎德堂記》，是他宣揚節儉思想的代表作。道光帝模範踐行自己的主張。一方面，他力戒宮廷浮華。裁減儀仗，道光元年正月初一，他首次登臨太和殿，就下令樂設而不作，不讀賀表，當年還停止他從圓明園返宮時王公大臣恭迎接駕、大排儀仗的繁文縟節。規定皇室成員婚禮從簡，他最寵愛的皇六子奕訢舉行結婚典禮，按制在接新娘進宮、行跪拜禮後，要在宮內大擺宴席，但他特地傳旨，停止奏樂，取消宴席；五公主出嫁，他要求內務府官員從儉辦理，置辦嫁妝及所有儀注開銷不得超過兩千兩銀子，不然由內務府大臣賠墊，內務府大臣摳摳唆唆地操辦，結果還是貼賠了數百兩銀子。省簡膳食，他自己每日只點四盤菜肴，一次皇後過生日，破除大擺筵席舊例，吩咐只用豬肉打鹵面賞賜內廷，為清歷朝所罕見。裁減陵寢工程，諭令務使樸實，裁減陵內月台、碑亭等工程。另一方面，他削減地方進貢。定期向皇帝納貢，這是歷代封建王朝的定例。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道光帝剛即皇帝位，就下了一道嚴厲的諭旨，諭令停止一切供獻，連食品也不準進呈，表達了他立戒奢靡的決心。結果，他在位三十年，各省貢賦裁汰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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