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下令關閉中國所有的高等學府，接下來的十年，1700萬學生被送往農村，向農民學習艱苦生活的美德。鐘秦是1969年初到湘北這個小山村的，那年他19歲，正是青春正茂的樣子，是個標準的白面書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開始，一切都是那麼新鮮，田野里，地頭里，村民們的熱情——想象著秋天黃金般的稻浪里，戴著草帽，徐徐的風兒吹過，拿著鐮刀直起腰來，用雪白的毛巾擦擦汗，唱幾句信天游——他就是這樣幻想自己的插隊生活的。他盡力不去想已經在「牛棚」里呆著的父母，不去想暗沉沉的未來，適應眼下的農村生活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他和另外一個上海來的小伙子以及兩個北京女孩分在一個村子里。最先面對的一個坎就是饑餓。每個月就三十斤精糧，是政府撥給的，需要他們按時到魏家河的公社去取，這已經是國家對插隊知青的極大的照顧了。1969年的農村，最大的問題是吃不夠，永遠吃不夠，年輕的知青們像冒著藍光的狼，無論看到什麼，第一個念頭總是「能不能吃」。他們四個知青住在村里以前的一個荒廟改造成的小偏廈里，兩個人一間，院子里的一角用來做飯。要自己做一日三頓，四個年輕人不會籌劃，往往是領到糧食的前10天放開肚皮吃，後面20天便每天忍饑挨餓。另外一個小伙子父母是普通工人，是撒著歡兒長大的，身體好。他就不行了，營養跟不上，每天的勞作又是那麼辛苦，天天在大日頭底下毒曬，身上的皮褪了一層又一層。那個時候一個棒勞動力一天的工分是價值兩毛錢的十分工，他一天從早累到晚只有7工分，工分要到年底才能結賬。
雙搶才開始了三天，他就昏倒在稻田里。6月的天氣，在水田里收割稻子是個無比辛苦的差事，割稻子的時候，上面的太陽如同個大火球烤著，水田里的溫度幾乎達到60°，彎著腰往前割著，每個人分一壟，後面的打谷機在往前面追，如果你這一壟割得慢，就導致打谷機不能往前走，他沒有力氣，沒法甩谷子，只能跟婦女們一起割稻子。他哪里是她們的對手，他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面，農村的婦女們都嘻嘻哈哈的嘲笑著這個白面書生的笨手笨腳。還好，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總是割完了自己的再回過頭來幫著他割，這讓他稍微輕松了一些，雖然大家都打趣他倆。他沒有仔細看過她，是個極為普通的女孩子，扁平的臉，有一些若隱若現的雀斑，身體圓鼓鼓的，皮膚倒還好，看得出是個年輕的女孩子。
四個知青惺惺相惜，日子雖然很艱難，但是還是很平穩的過渡著，四個人里面鐘秦的出身是最不好的，爺爺是解放前的大資本家，父母又是文革期間批斗最為嚴重的「漏網走資派」、「復闢狂」，他自己長得也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公子哥的形象。他為自己的出身尤其自卑，那個小紅本本上每一句話都是對自己這類人的批判和專政。一次次的批斗，一次次的談話，一次次的專政，一次次的坦白從寬，內心的煎熬、信仰的懷疑和被逼著和父母劃清界限的壓力，讓他從一個意氣風發的少年迅速地轉變為一個自卑、怯懦、敏感的沉默青年。
還好，北京女知青黃如萍給了他默默的支持，這位女生長得應該說很漂亮，高高的個子，苗條的身材，鴨蛋臉上長著一雙溫柔美麗的大眼楮很是迷人，溫和有點靦腆的性格連說話和笑都是柔聲柔氣的，她的自身家庭條件也非常好，在當時是絕對的「根紅苗正」那一類。她總是用她那善良的眼神鼓勵著他，兩顆年輕的心在惡劣的環境中迅速地貼近了契合了，他很感謝她能看得上自己這個前途未卜的「可教育子女」。在一個月光明媚的晚上，她大膽地把他約出來，向他表白真摯的情愛，並且告訴他，她愛慕的是他的質樸、正直、善良的心，絕不在乎他的家庭出身。她向他一再表示，不管將來遇到怎樣的風風雨雨，她都會和他風雨同舟共患難，共度一生。面對這樣淳樸善良的好女孩他被感動的熱淚盈眶，月光下，他和她終于緊緊相擁在一起。在那遠離家鄉和親人的地方，愛情的力量將他們倆的心緊緊相連，感情也在不斷地加深，她的美麗溫柔和善解人意讓他真正感受到了戀愛的美好和幸福。轉眼間就到了第二年的春季。下鄉的知青們開始陸續返城，第一個回城的是上海的那個小伙子，他父母只有他這一個兒子，再說他是典型的工人階級出身的，另外一個北京女知青抽調到縣城戲劇團做編劇去了，黃如萍堅持著陪了他三年，終究耐不過父母的一再催促，雖然她寫信告訴父母她有了愛人，但是父母對鐘秦的黑八類出身諱莫如深，一再阻攔，在斷絕父女關系和戀人之間，她還是忍痛選擇了親人。鐘秦的日子變得越來越難過，他天天都在想念她，想念她溫柔美麗的笑容，想念她在生活上對自己無微不至的關懷，更想念他們在靜靜的夜晚相依相偎在一起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