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明清時，已進入了末期，隨著整個社會的演變，道教也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演變過程。由盛轉衰的明代道教明代統治者和唐宋以來的歷代統治者一樣，在他們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都曾利用道教為他們服務。因而在明中葉以前，道教仍繼續處于興盛時期，到嘉靖（1522∼1565）年間達到**。明太祖朱元璋在奪取政權時，便利用道教制造輿論。先是宣揚道士之說，稱他的祖墳風水好，「當出天子」；繼稱在他降生前，其母吞服道士的丸藥，故降生後即與眾不同；同時還說他在貧病無依之時，常有神人為之護理。在起兵征戰過程中，道士周顛仙和鐵冠道人張中等常為他出謀劃策。洪武（1368∼1398）中，他親自撰寫了《周顛仙傳》以紀其事。朱元璋還在即位的頭年自稱他曾夢游天宮，見到「道家三清」，又有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和劍，從而把自己打扮成為「奉天承運」的「真命天子」，並撰寫《御制紀夢》大肆宣揚。在元代的中後期，由于正一道的影響相當大，特別是在江南一帶頗有勢力。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統大將親取江南」之際，便積極爭取正一道首領的支持，命有司訪求招聘正一教主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張正常遂「遣使者上箋，陳‘天運有歸’之符」，以示臣順之意，朱元璋又立即「以手書賜答」。至正二十五年，張正常親自去朝覲朱元璋，朱元璋一見甚歡，下詔褒美，一再賜宴，贈以金繒。明洪武元年（1368）春，朱元璋即皇帝位，張正常入賀，朱元璋賜宴于便殿，即日降制書授以「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仍命其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並設僚佐贊教、掌書。陛辭之日，賜白金十二鎰。以後幾乎每年均有召見和賜贈。洪武三年特敕吏部改贈其父嗣成為「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其母胡氏為「恭順慈惠淑靜玄君。」五年，敕令永掌天下道教事。此後，直至明末第五十一代天師張顯庸，代代皆襲封「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洪武十年夏，張正常率群弟子汪弘仁等入覲，朱元璋賜宴于午門之城樓，舉杯祝酒，敕內侍出示其親自所撰《歷代天師贊》，並說︰「他日當書以賜卿」。及張正常去世，朱元璋聞之，不勝嗟悼，親制文一通，遣使吊祭，仍令其長子張宇初襲掌教法，並于洪武十三年二月，授以「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大真人」之號，領道教事，恩寵如故。除正一道的首領外，其他如宋宗真、鄧仲修、張友霖、黃仲理、王默淵、劉淵然等，均受到朱元璋的禮遇。朱元璋在優寵道士的同時，亦親自為《道德經》作注，以示推崇。他還撰有《釋道論》《三教論》等著作，其中明確指出︰「三教之立，雖持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非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這既闡明了他利用和扶植道教的指導思想，也為整個明代三教並用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對其後繼者具有重大的影響。鑒于元末道教的發展較濫，致有道士腐化墮落者，朱元璋因而建立管理道教的機構和制度。在京師設道錄司，作為管理道教的最高機關，隸屬于禮部，下設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從六品；左、右至靈二人，正八品；左、右玄義二人，從八品。在地方政權中，府設道紀司，都紀一人，從九品，副都紀一人，州設道正司，道正一人；縣設道會司，道會一人，分別掌管府、州、縣道教事，均歸道錄司統轄。此外，在龍虎、閣皂、三茅、武當等道教名山，均設有不同的道官，分掌各山道教事。各機構的道官，俱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的道士擔任，其任務是編制道士的戶籍，任命道觀的住持，發放度牒，管理道士的日常生活等等。同時還制定了對道士的種種管理制度。他的這些措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完備，雖然不少措施到後來成了一紙空文，但它在一定時期內對于整理道教仍起了一定作用。明成祖朱棣，是通過「靖難」之變奪得皇權的。他在奪權過程中，也利用道徒方士如顫士、袁珙、袁忠徹、金忠等人為他制造輿論，出謀劃策。在奪得皇位之後，仍利用道徒方士如故。正一道首領張宇初繼續受到尊重，常被召見，命他舉行各種齋醮祈禱。張宇初卒後，朱棣即制授其弟張宇清為「正一嗣教清虛沖素光祖演道大真人」，領道教事。他在永樂元年（1403）、十四年兩度賜緡錢修葺龍虎山上清宮，十三年在龍虎山敕建真懿觀。他還親自撰寫玄教樂章，以示向道之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對于玄武的崇奉。據《鴻猷集》卷七載︰在朱棣將舉兵「靖難」時，屢與僧人道衍商討舉兵日期，道衍均言未可。直至舉兵之前一日，道衍始稱︰「明日午召天兵應，可也」。及期，「眾見空中甲兵，其帥玄武也。成祖即披發仗劍應之。」此與李淵舉兵時的所謂「霍山神使」之類的神話相似。朱棣在奪取帝位之後，便特別尊奉玄武神，曾撰有《真武廟碑》以歌頌其功德，並于京城及武當山營建宮觀供奉，其中武當山的營建規模最為龐大。從永樂十年開始，動用了丁夫三十余萬人，費以百萬計，修造了玄天玉虛宮、太玄紫霄宮、興聖五龍宮、大聖南岩宮。十一年八月，這些宮觀尚未完工，即任命道錄司右正一孫碧雲為南岩宮住持，又命四十三代天師張宇清為其他三個宮觀選拔出色的道士任住持。十六年，武當山宮觀建成，賜名曰大岳太和山，于天柱峰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供奉玄武像于其中；選道士二百余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並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為提點，秩正六品，分主宮觀，嚴祀事，設官鑄印以守，並親制碑文以紀之。通過這些措施，從而大大促進了武當道派的發展。在太祖和成祖之後，明朝的歷代統治者均一直奉行三教並用和對道教的優寵政策。關于道書的修纂，成祖雖十分積極，但終于功未就即崩殂。仁宗、宣宗相繼嗣位，為期甚短，對此未暇顧及。及英宗朱祁鎮即位，明代的統治由于經過數十年的經營，已「海內富庶，朝野清晨」，2英宗乃繼承成祖遺志，于正統九年（1444）命邵以正督校，始重加訂正，增所未備，刊板流布，至正統十年告成，共五千三百零五卷，稱《正統道藏》，頒賜天下。這對于道書的保存和傳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到憲宗朱見深統治期間，僧道常因統治者的優寵而躐等超擢，道士李孜省等權傾一時，「縉紳進退，多出其口。」以至「僧道濫恩澤者數千」，3「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4在明代諸帝中崇道最篤者，乃世宗朱厚熜。在他入承大統之後，毀佛寺，逐僧人，專以扶植道教為事，使明代道教的發展達到了**。其崇道行為日甚一日，老而彌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寵信道徒方士，授以高官厚祿。除正一道的首領張彥頨、張永緒仍然受到尊重之外，其他受其寵信的道士甚多，其中最突出者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嘉靖三年（1508）邵元節被召入京，封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玄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錫金、石、銀、象牙印各一，班二品。後又贈其父太常丞、母安人，並贈文泰真人，賜元節紫衣玉帶。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孫啟南為太常丞，曾孫時雍太常博士。歲給元節祿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酒掃，賜莊田三十頃，蠲免租賦。遣中使建道院于貴溪，賜名仙源宮。嘉靖十五年，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孫啟南、徒陳善道等咸進秩，贈伯芳、太初為真人。嘉靖十八年（1539）元節逝世，追贈為少師，溢曰「文康榮靖」。啟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其後，又寵信邵元節推薦之道士陶仲文。嘉靖十八年授「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尋封「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以其子世同為太常丞、子吳濬、從孫良輔為太常博士。十九年特授少保、禮部尚書。後加少傅，仍兼少保。二十三年加少師，仍兼少傅、少保。史稱「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之世，惟仲文而已」。5以後又續有封贈晉爵，並恩及其徒郭弘經、王永寧。三十九年陶仲文卒。得寵二十年，位極人臣，其子孫及門徒皆受恩寵。第二，廣建齋醮，崇信乩仙。他嗣位伊始，即「好鬼神事，日事齋醮」，雖「諫官屢以為言」，均拒而「不納」。甚至發展到「經年不視朝」，深居西苑，日夕但以齋醮為事。他特別愛好扶乩，據《明史•世宗紀》載，嘉靖二十四年七月，他「于禁中築乩仙台，間用其言決威福」。對于這種「焚修、齋醮之事」耗費巨大。據載︰宮中每年要用黃蠟二十余萬斤，白蠟十余萬斤，香品數十萬斤，以供皇家齋醮之用。而朝臣只能奉承，不能持任何異議。奸臣「嚴嵩，以虔奉焚修」，遂「蒙異眷者二十年」，6凡敢于進諫者，即其宗親也將受到嚴厲懲處。第三，建宮築室，不惜勞民傷財。嘉靖二十一年八月，用陶仲文言，建皊國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所司按其意旨，務宏侈，工程峻急，工部員外郎劉魁上疏︰「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明史》卷十八稱︰世宗崇尚道教，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余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第四，愛好青詞。舉行齋醮需用青詞，世宗因「益求長生，日夜禱祀」的需要，便「簡文武大臣及詞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詞」。7顧鼎臣、夏言、嚴嵩等，皆先後以青詞獲寵，甚至有「青詞宰相」之稱。第五，迷信丹藥。千方百計地四處尋覓。于是道徒佞倖遂以進仙方丹藥而獲寵者，有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盛端明等數十人。他相信服芝可以延年，嘉靖三十五年八月，派人到五岳及太和、龍虎、三茅、齊雲、鶴鳴等道教名山廣為采集。三十七年十月，禮部將四方進獻的「瑞芝」一千八百多本一起報上，但他仍嫌不足，「詔廣求徑尺以上者」。更有甚者，據《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一稱︰「嘉靖間，諸佞倖進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傳至今者，若邵、陶用紅鉛，取童女初行月事，煉之如辰砂以進。」稱為「先天丹鉛」。此外，世宗還為其父母和自己加封道號。《明史•陶仲文傳》載稱︰嘉靖三十五年，上皇考道號為「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王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皇妣號為「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後掌仙妙化元君」，自號為「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後又加號為「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號為「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比宋徽宗趙佶有過而無不及。世宗逝世之後，其子穆宗朱載篨繼位，在徐階的輔助下，崇道暫時有所節制，曾去正一道首領的「真人」號，降為上清觀提點，秩五品，改給銅印。但到神宗朱翊鈞統治期間，又全面恢復了崇道政策。萬歷五年（1577）十一月，下詔恢復五十代天師張國祥正一真人封號，仍予金印，又賜玉刻「宗傳」之印及金冠玉帶，並敕修朝天宮內賜第，御書「真人府」額，奉旨聘駙馬都尉謝公詔之女為配。三十七年張國祥死後，贈封太子太保。神宗在位期間，對道書的整理和傳播曾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他曾命所司印道藏四百八十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諸道觀，用廣其傳。萬歷三十五年，又敕張國祥編印《續道藏》一百八十卷，稱為《萬歷續道藏》。這是繼《正統道藏》之後又一道書的匯輯，對道教文化的保存和傳播，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此後，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檢，雖處于明王朝大勢已去的情況下，但對道教仍甚推崇。綜上可知，從太祖朱元璋奠定三教並用的基本政策開始，後繼者均按照這一旨意行事。終明之世，朝廷對道教的尊寵甚于金元，亦不遜于兩宋。有明一代，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乃至賜爵封官者為數甚眾。尤其在憲宗、世宗當政期間，一些道士位極人臣，威福在手，恩渥終身，且其廕子孫，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從風」。8其時道教的社會影響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在開國君主朱元璋揚正一抑全真的政策下，受殊寵的道士，絕大多數皆屬于正一派。自封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為「大真人」並主領天下道教事起，一直到明末五十一代天師張顯庸，代代皆襲封如故。但自明中葉以後，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因素已開始萌芽，封建社會已處于芨芨可危的境地，植根于封建社會的道教，其教理教義適應于封建制度，具有濃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而其首領們面臨大變動的形勢又只知貪求富貴，且驕奢yin逸，日益腐化，不能適應新的潮流對道教進行自我革新，故不得不隨它所依附的封建社會的衰落而衰落。盡管封建王朝仍然繼續崇道，但已無法挽救其由盛而衰的厄運了。江河日下的清代道教入清以後，由于清代統治者素無道教信仰，便逐步采取種種限制措施，從而加速了道教衰落的進程。清初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從寵絡漢人的需要出發，對道教仍沿明例加以保護，到乾隆時期，即一再加以貶抑。據《續文獻通考》卷八十九記載︰乾隆四年（1739），敕令「嗣後真人差委法員往各省開壇傳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員潛往各省考選道士、受傳徒者，一經發覺，將法員治罪，該真人一並論處」。限制天師只能率領本山道眾。五年，規定正一真人嗣後不許入朝臣班行。十二年，「復準張氏真人名號……前因無案可稽，兩遇覃恩，加至光祿大夫，封及三代，邀榮逾分，理應更正。……應將正一真人亦授為正五品，從前所用銀印繳部換給，……至于朝覲為述職大典，筵宴實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廁身其間，即一概停止，以肅體制。」至五十四年，更限制正一真人朝覲次數，敕令嗣後五年來京一次。嘉慶二十四年（1819）又規定︰「正一真人系屬方外，原不得與朝臣同列，嗣後仍照舊例朝覲，筵燕概行停止。」道光元年（1821），敕令第五十九代天師、正一真人張鈺「停其朝覲，著不準來京。」明清之際，全真道經過長期沉寂之後，以龍門派為主體出現了一批高道，又呈復之勢。清初，龍門派第七代律師王常月，以振宗興教、光復全真祖風自任，采用清整戒律為中興龍門的主要措施，建立了公開傳戒制度，並得清廷的支持，于順治十三年（1656）「奉旨主講白雲觀，賜紫衣凡三次，登壇說戒，度弟子千余人。」9一時南北道派紛紛來京求戒。康熙二年（16），王常月卒，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南下，于南京、杭州、湖州、武當山等地立壇授戒。與王常月同輩的沈常敬及其弟子，在江浙一帶亦頗有影響。在甘肅，龍門第十一代道士劉一明，著書闡發內丹之道，流傳甚廣，亦卓然成家。在廣東，清末有龍門派道士陳銘珪，住持羅浮山酥醪觀，撰有《長春道教源流》八卷，為研究全真道歷史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此外，還有萬歷時揚州之陸西星和道光時樂山之李西月，並非正式的全真道徒，皆著書立說，在道教修煉方面各自形成一個流派，世稱前者為「東派」，後者為「西派」。各地龍門派道士多兼行齋醮祈禳，以香火收入為謀生之一途，在宗教行持方面與正一道沒有多少差別，表明它們之間相互融合的傾向。全真一系雖經一批高道的努力曾一度有復興之象，以至在清末時仍有相當的勢力，其宮觀庵院遍布全國各地，田產收入也相當多，但其教團素質仍江河日下，道士中道行可稱者越來越少，個別上層道士亦日益腐化，終于不能不隨著封建社會的衰落而衰落。明中葉以後，道教在上層地位日趨衰落的同時，民間通俗形式的道教仍很活躍。以各種宗教互相融合為特點的民間秘密宗教，雖然派別繁多，思想淵源亦很復雜，但其中有些派別在思想上、乃至在組織上，同道教仍有一定的關系，演化為如清初的八卦教等民間宗教組織，而後來的義和拳，和道教也有一定的關聯。在苦難中支撐的民國道教從鴉片戰爭至1949年的百余年中，中國社會政治動蕩，戰火連綿，民生疾苦，名山勝地的道教宮觀建築得不到維修保養，殿堂衰頹，道士離散。只有廣州、溫州、上海、天津等闢為商埠的沿海城市，或者人口比較集中的沈陽、武漢、成都等都市，道教仍稍有發展。民國期間，道教盡管沒有得到政府的財政支持，但道教與統治階級之間仍互相利用。全真道在北京、沈陽和武漢等地道觀曾舉行過約六次全國性放戒活動，署名贊助放戒的有大總統黎元洪，偽滿洲政府國務院總理張景惠，以至省長、將軍、督辦、知事、商會會長、學校校長等。在放戒活動中，聲稱「道教今後應與社會發展相結合」。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各地道教也都舉行所謂祝蔣委員長平安返京的祈願道場。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期間，上海個別道觀進行過「追悼中日陣亡將士」和「追悼汪精衛」等活動。遼寧沈陽太清宮某些道士還舉行過投降賣國的「聖戰必勝祈願」道場，而為廣大中國道教徒所不齒，也受到日本的仁人學士的鄙棄。但是，絕大多數受剝削受壓迫的道教信徒是反帝愛國的。本世紀20年代，沈陽太清宮住持葛月潭將宮內收入結余全部周濟奉天百姓，辦學校，開粥廠。冀魯大旱時，葛月潭夜以繼日作字畫千余幅，將義賣所得全部賑濟兩省災民。30年代初，紅三方面軍在賀龍軍長率領下進入武當，武當山道總徐本善以紫霄父母殿和西道院作為賀龍的司令部和後方醫院，幫助紅軍送情報、截軍火和醫護傷員。紅軍轉移北上後，武當山道觀遭到空前劫難，道總徐本善被暗殺，精于醫道的王教化被打得遍體鱗傷。一些淪陷區的道教宮觀都曾騰出殿堂作安頓難民的場所。江蘇茅山更成了新四軍江南抗日根據地，乾元觀還曾一度成為陳毅將軍的新四軍一支隊的司令部所在地。在抗日戰爭中，茅山的道士有的直接參加新四軍，為民族解放事業流血犧牲，有的為新四軍作向導，傳情報，抬擔架，護理傷員，備糧籌款等等。1938年在日寇的清鄉掃蕩中，乾元觀、元符宮等道院被焚燒殆盡，幾十名道士遭到殺戮。民國初年，道教為了適應近代社會的變化，也曾企圖仿效西方教會組織，建立全國性的道教教會組織系統，以維護自身的利益。1912年在北京和上海先後成立了兩個全國性的道教會︰北京的中央道教總會和上海的中華民國道教總會。中央道教總會的發起人和領導人是清一色的各地全真道觀的住持，因此，它只能說是全真道的全國組織。中華民國道教總會以江西龍虎山天師府為本部，以上海為總機關部，參加其成立大會的盡管有數千人，還有外國傳教士李佳白等人的捧場，但其實質上也只是一個龍虎山企圖重建其權威的正一道的全國組織。兩個全國組織都制訂了一套復興道教的計劃，但是由于缺乏經濟實力和權威領導，也未形成從上至下的組織系統，因此，兩個組織都未能開展有影響的活動。中國道教的教義思想未能適應近代社會的飛速發展，道教界也沒有涌現出有遠見卓識的高道哲人。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道教期刊，一般認為是由道教居士翼化堂主張竹銘等主辦的《揚善》半月刊和《仙道月報》。作為這二個期刊的主要撰稿人陳櫻寧是最有影響的道教思想家。但他不是道士，並且多次表白自己不是「宗教家」。30年代，陳櫻寧提出了獨樹一幟的「仙學」。他認為仙學是一種獨立的專門學術，可以補救人生之缺憾。他在《又與某道友論陰陽工夫》一文中說︰「如此世界，如此人生，自然以修道學仙為最高尚」，並且公開提出「你若救國，請先研究仙學」的主張，因此，這里的「仙學」，與其說是鼓吹「離塵出世」，不如說是在淪為亡國奴隸的情勢下，追求不染污濁、獨善其身的一種曲折的表現。陳櫻寧稱其「仙學」不同于釋、儒，與道家和道教雖有聯系而有區別。不過，其「仙學」內容只是傳統「煉丹術」的「內丹」，即道教方術的一部分。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侵蝕之下，近代中國道教逐漸失去固有的本色。一些宮觀殿堂變成了賺錢的場所，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度生的手段，做道士成為一種職業。道教信徒一方面出錢雇道士作道場，冀求登升仙界，一方面又從音舞結合的道場中獲得娛樂上的滿足。在世俗化潮流之中，向來口口相傳的道教內修秘術，也逐漸流向社會。以上僅對道教的產生、發展和演變作一粗具輪廓的簡要綜述。至于道教的宗派源流、人物傳略、教義規戒、經籍書文、神仙譜系、科儀方述以及文化藝術諸多方面的具體內容，將另有專門論述。注︰1《明太祖文集》卷十2345678《明史》第1冊160頁，第26冊7882頁，7885頁，7897頁，7897頁，7897頁，7876頁，中華書局，1974年9《白雲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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