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台
在永安住了不到一年，父親再次轉勤到與永安相鄰的黑台。
那個時候，火車速度慢。從永安到黑台大約走了半小時。下了火車，站舍展現在眼前︰奇怪！怎麼和永安站一個樣？
「坐了半天火車，我們怎麼又回來了？」我觀察著火車站站舍，邊走邊叨咕。姐姐听見後，說︰「瞎叨咕啥！黑台和永安的火車站票房子是一樣的。」我問，「別的火車站也都一樣嗎？」「大概不一樣吧。」
剛搬到黑台，當天，家具、行李等東西還都沒有收拾好，暫時吃住在老曹家。老曹家男人是黑台興農合作社的勤雜工，那個時候叫「博儀」。
晚飯前，我跟比我大幾歲的老曹家大小子商量，吃完飯到火車站去玩兒一會兒，他答應了。
撂下筷子，我就催他快走。從老曹家出來，我倆由十字路口向南，到了南街，過了警察署，火車站出現在我的面前。
火車站是一個涂抹著黃、綠、黑迷彩的碉堡式建築物。它橫臥在比四周高一些、人工堆成的土丘上。老曹家大小子告訴我，「黑台和永安兩個火車站現在是票房子，打起仗來就是碉堡。」他做了一個放槍的姿勢，之後又說，「這個火車站是鋼筋水泥鑄的。什麼槍子兒也打不透，什麼炸彈也炸不開。」火車站四周是帶槍眼的水泥矮牆；候車室在地下。我倆順著北側入口的台階向下進入了候車室。
晚上八點去東安的大票（當時把掛有一、二等車廂的客車叫大票；只有普通車廂的客車叫小票。）還有兩個多小時，候車室里空無一人。
候車室剛剛打掃過，水泥地上還有噴壺灑過水的痕跡。靠西側牆下擺放著兩條有靠背的木椅子，也都擦得干干淨淨。東側售票口小木板窗關著。緊挨著售票口有一扇大玻璃窗。透過玻璃窗能看見辦公室里桌椅板凳擺放的很規矩；瓦斯燈、紅黃綠各色信號旗等鐵路專用器物都整齊地放在固定的位置。「哎呀！真干淨。」我情不自禁的喊了一聲，候車室里響起了嗡嗡的回音。
在候車室里轉了一圈兒，我倆從南門出來，踏著右側的台階，到了候車室和矮牆之間的外走廊上。
這時，矮圍牆內外有兩伙孩子正在進行一場「戰斗」。圍牆內的孩子，趴在圍牆的槍眼處，嘴里發出突突突、嗒嗒嗒的放槍的聲音；牆外的孩子們也是喊聲陣陣，殺呀！攻呀！向圍牆進攻。他們手里都握有「武器」︰木制的步槍、戰刀，也有玩具槍……。
圍牆內，一個手拿「大戰刀」的、大一點的孩子問老曹家大小子︰「玩兒不玩兒？」「不玩兒。我領他來看看火車站。」「誰家的？」「永安新搬來的。」
我倆推開圍牆頭上兩扇一米多高沉重的鐵門，來到站台上。這時，圍牆里的孩子在那個手握「大刀」的孩子指揮下，向牆外的孩子發起攻擊。牆外的孩子節節敗退。進攻的孩子嘴里發出「啪！」的一聲槍響，敗退的孩子中就有一個倒下去。撤退的孩子雖然也不斷的還擊，進攻方卻沒有人「犧牲」。我有些莫名其妙，問︰「兩邊打仗，死的怎麼都是那邊的，這邊的為啥一個不死？」「這是打仗之前講好了的。」「怎麼講的？」「圍牆里邊是日軍，圍牆外邊是敵軍；日軍不死，死的都是敵軍。」「那……日軍為啥就不死！」「小孩子，不懂！（好像他是大人似的。他警告我）以後人家讓你玩兒你就玩兒，讓你在哪頭就在哪頭，別瞎問。」「那個領頭的是誰？」「圍牆里邊的是警察署長的兒子，圍牆外的是溫校長的兒子。」「警察署長的兒子老當日軍？」「不是。玩兒之前，兩個人‘競杠錘’（他用手比劃著石頭、剪子、布的動作），誰贏了，誰當日軍；輸了的當敵軍。」
兩伙孩子在殺聲中向西跑去。一會兒功夫就跑得沒影沒蹤。
我倆走到站台邊上，看著伸向遠方筆直的鐵軌。一個穿著灰色鐵路制服的人從西邊沿著鐵道走過來。他手里拿著一個長柄的、錘頭尖尖的錘子；胳肢窩下夾著一卷信號旗；肩上挎著一個敞口的大挎包。他不時的用長柄錘子敲打著鐵軌，清脆的當當聲在空中回蕩。
「那是個溜道的。」老曹家大小子看著那個人，對我說。「誰家的孩子！別在站台上玩兒，快回家去吧。」溜道的老遠就對我喊了起來。
我倆從站台上走向票房子西側的出站口，從出站口出來，下到通向街里的大道。走了幾步，我回頭看了看︰站舍平房頂偏東是一個兀立的塔樓，大約有兩三米高，塔樓中部偏上布滿了槍眼，槍眼上方為饅頭型圓頂。老曹家大小子看我關注塔樓，又打開了話匣子︰「在塔樓里站得高看得遠；敵人沒到跟前就能發現；機關槍一掃射，誰也不敢靠近。」太陽已經落山，天還不太黑。走的遠了一些，我又回頭駐足觀看火車站︰塔樓、站舍、圍牆疊摞在長長的土丘上，在夜幕里，它仿佛是一艘戰艦；站舍和圍牆上的黃黃綠綠的斑塊有些模糊暗淡，夾雜其間的一塊塊黑斑，好像黑窟窿一般，有些人。
回家時，我們沒有走原路，走的是西街。在一個丁字路口，老曹家大小子指著西邊兒道北的一趟紅磚房，說︰「看見沒？那趟紅磚房就是興農合作社。你爹和俺爹就在那里干活。」
天黑了，西街兩側的買賣門前都亮起電燈。還有稀稀落落的買東西的人出入店鋪。
到了家門口，我問他︰「明天上哪玩兒？」「明天我上學。不跟你玩兒了。你不上學嗎？」「去呀。我得等我爹辦好轉學手續，讓他送我去上學。」
從這一天起，我就是黑台人了！
（20020720∼20030423，2006103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