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財經學院•沈陽南湖
1955年9月，登上決定我終生命途的燒煤蒸汽機車牽引的南去的客運火車，負笈沈陽，開始度過十載寒窗中最幸福的四年讀書生活；雖然，後兩年常常是在煉獄般的苦熬中度過。
坐了兩天兩宿火車，半夜到了沈陽南站。站台上，布滿了各高等院校迎接新生入學的橫額，一片繁忙景象。很快，我就找到了東北財經學院統計系的接站處。在統計系接待處的不遠，還有一處拉起一幅較大的橫額，上面寫著東北財經學院，沒有系別。兩名負責接待的系干事看出幾個報到的同學的疑問，解釋道︰「我們統計系在南湖，其他系和院部在北陵。我們不跟他們一起走。一會我們單獨去南湖。」
兩位系干事對待我們新生十分熱情。校車把我們拉到南湖統計系院里，系干事幫助我把行李扛到宿舍二樓一個房間，對我說，「現在已經是凌晨一點多了，你鋪好行李，趕快躺下，動作小一點，不要影響上面那個同學睡覺。」這時我現我的上鋪已經有一位同學睡在上面，听到我們進來，翻了一個身，沒有理會我們，又睡了。
早晨起來，我上下左右環視一番宿舍，窗戶兩側、靠左右牆壁各擺放兩個上下鋪鐵床，能夠睡八個人；宿舍中間兩兩相對擺放四個大兩屜桌，也就是每一個同學有一個抽屜。四扇雙層木窗，木地板棕色油漆，還有些光澤。在我的心中舒適、暢快的感覺油然而生。
我的上鋪是一個比我高半頭的、聳肩（可能是個高的人的一種習慣性姿態）、（感覺）他的左眼珠常常向鼻子尖方向傾斜。是從哈爾濱來的，原來是黑龍江同鄉，他就是我曾經在本書提起過的孫殿卿。這個房間，到目前為止，只有我們兩個人。本省的、離沈陽路途近一點的地方的同學，還沒有來報到。在我們兩個去吃早飯之前，他跟我開了一個比較嚴肅的玩笑。他說，「我怎麼看你像一個小特務！」「什麼特務？」「就是那種動不動就跑到老師那里打一個小報告，揭哪個同學做了什麼不軌的事情的那種人。」「你看像嗎？」他以一副莊重的神態，對我上下打量一番，認真地說道，「越看越……不像！」我們兩個不免哈哈大笑一陣子，走出宿舍，直奔食堂。
上大學第一頓飯，八個人一桌，木面大圓桌，木板凳，可以坐著吃飯；結束了六年來在中學食堂站著吃飯的歷史。桌面上四大盤菜︰基本是香腸、桔梗咸菜、明太魚干或面條魚干、腐乳、花生米、涼拌時令蔬菜等。主食大米粥、饅頭。在南湖校區的時候，這是基本固定的菜譜。午飯和晚飯都是食堂工作人員在飯前把菜擺放在桌上，米飯、饅頭等主食放在食堂地中間，隨便吃，吃多少盛多少。那個時侯，每月伙食費11。5元。除了調干帶工資的同學，絕大多數同學都有助學金，吃飯沒有問題。
飯後，我與孫殿卿在學校院里轉了一圈。方形院子里，北側是三層紅磚教學樓，南側是宿舍；中間是一個標準足球場四周環繞400米跑道的操場；西側是食堂。學校四周有鐵絲網圍牆。學校大門開在圍牆北側，北側圍牆與教學樓之間也是一個較小的操場，冬季的滑冰場就澆凍在這個操場上。教學樓正門在樓的東側，從正門進去是一個不太大的門廳，一條南北向走廊，通向操場、宿舍、食堂，一條東西向走廊通往教室。參加工作之後，一位基建財務專業畢業的同學給我講了一個有關建築這座教學樓的笑話。教學樓是她們班設計的。教學樓封頂之後，沒有進樓的正門。後來，在現在的正門位置拆牆、重新開一個門。
最讓我們興奮的是校門右側的校牌子，白牌黑字，東北財經學院行楷陰刻大字，自上而下，遒麗、高。落款郭沫若。不知道為什麼，看著這塊郭沫若書寫的校牌子，考入第七志願的落寞心情不掃而光。沈陽高校中郭沫若書寫的校牌子還有中國醫科大學，以愛好美術的視覺去看，在我心目中，東北財經學院六個字更能夠體現郭沫若的書法功夫和認真的程度。學生校徽白地紅字，也是郭沫若的那六個字。當時的校徽是銅胎琺瑯燒制，拿在手中沉甸甸的，頗有些分量。別在胸前，星期天走在太原街街上，倒是有些大學生的自豪感。
學校四周沒有大工廠，沒有商店，居民住宅很少。正門前的道路不太寬，很少有車輛通行；西、南兩側道路更窄。環境十分僻靜。是一個讀書的好地方。當然，從學校往北步行去南五馬路新華書店、去東北電影院、去當時的沈陽商業中心太原街沈陽聯營還是十分方便。往南去東北工學院、藥學院、魯迅美術學院、音樂學院都不蹩腳。
分班了。59屆一共三個專業，工業統計、貿易統計、農業統計，四個班。我被分配到工業統計專門化工統59•1班。孫殿卿分到工統59•2班。當時正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國家開始工業化建設，分到工業統計專業，覺得很慶幸，很滿足。當時，統計專業本科還有58屆兩個班。
我們班大約40人左右，有應屆高中畢業生，有抗美援朝回來的部隊轉業干部，有帶工資的國家或企業干部，有速成中學的工人學生，有兩名蒙古族同學，有一名印尼華僑。國家干部中有縣團級干部，有一般干部，從工資看，多數都比助教高，有的比講師高。每逢年節，班里需要花錢的時候，自然不必愁。部隊轉業干部多數都是抗美援朝參軍的高中生。速成中學的同學由于化水平較低，學習比較困難，經常需要助教在課後對他們進行輔導。也有考大學之前曾經和佟教授在東北統計局坐對面桌的從事多年統計工作的同學，他為什麼還要深造，一直沒有對我說清楚。
第一學年主要講基礎課，有高等數學、俄語、俄共（布）黨史、政治經濟學等。大學老師怎樣授課，一直在我想象中有一個成見，有所想象。第一個想象是︰一門課程的某一章節，老師應該講本章節的宗旨和意義，闡述知識的關鍵和要點，提出讓學生思考的問題等等；然後，讓學生自己去閱讀課；然後，是老師解疑或討論。第二個想象是︰老師講授某一個學者的學說或一本書，令學生從中掌握某些理論知識。這些想象的形成並非空穴來風，是上小學的時候听四舅、老姨他們議論過，當然，他們誰也沒有上過大學。上中學時不知道在什麼書上我也看到過類似的意思，無形中鑄成了這種印象。
幾周課程下來，和我想象的講課方式完全不一樣，倒是與中小學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只是課程的內容不一樣罷了。甚至有些老師照本宣科、與書上的課只字不差（稍微有些夸張），猶如我們在中學時念課，怕念錯了，受到老師批評一般。肅反運動之後，我仿佛明白了有些老師何以如此講課。
我們五十年代中期入學的大學生，是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優越性的受益者。從經濟生活方面講，有了助學金，吃飯錢不必愁。學校不收學費，也沒有對學生收取過任何其他諸如住宿、醫療、衛生等服務費用。至于個人穿的、用的花銷，不管你是干什麼的，都是必然的支出。像我這樣家境比較困難的學生，只能省吃儉用，求親告友，並沒有出現過十分尷尬的局面。課余生活雖然不是豐富多彩，對于我們這些出自農村的學生來說，已經頗感滿足。教學樓東側樓上是一個禮堂，每周六基本上都可以看一場電影。我們學校的電影機有一個特點，每每放映之前，和東北電影院的電影機一樣，先播送一段美妙的鐘聲，而不是放映員拉響的嘩嘩啦啦的電鈴聲。周六晚上那些對此個興味濃厚的同學常常去北陵校部禮堂跳交際舞，對此，我是毫無興趣。
星期天，孫殿卿邀我去南湖看一看，這是我入學以來一直想去、始終沒有實現的願望。走出校門，向東，折向南，很快就到了。我倆站在南湖邊上，問一個散步的中年人，「請問南湖公園在那里？」那個人看了看我倆，一眼就看出我倆是新入學的學生，笑著說，「什麼公園，這就是！」那個人舉起手，從左至右劃了半圈，示意這就是南湖公園；一個比較寬的臭水溝，還有幾顆樹，仔細看，還有一些磚鋪的甬道，欄桿等等。孫殿卿︰「此乃龍須溝也！」
水雖然髒一些，冬季還是結了冰。也是一個星期天，周邊的小孩三、五成群在冰面上玩冰爬犁。突然，在昏黯的冰面上出現一個身著一套桃紅色毛衣的年輕女士，穿一雙白色皮鞋的花樣冰刀（那個時侯，非權貴人物，大概穿不起這類冰鞋）晃晃悠悠地滑在冰面上。說話間，只听得她大叫一聲，滑倒在冰面上，當她滾爬起來、又仰面朝天摔下去，再爬起來、又匍匐趴下去，俯仰之間，鮮艷的桃紅色已經成為支離破碎的花瓣，她俯伏在冰面上，哪里還能夠分清是冰是人？
（2010年3月27日18︰0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