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統計局
到人事局數日後，李同志對我和顏憲言說，「兩位同學，經統計局同意，市里決定，你們兩個都被分配到統計局工作。明天上午統計局來人，接你們兩個上樓（統計局在市人委三樓）報到。」
第二天，吃完早飯，我們兩個高高興興地來到人事局。李同志立即拿起電話，撥通了統計局，「找尚科長！……尚科長嗎，下來領人吧。」對方不知道說了些什麼話，李同志撂下電話說道，「尚科長今天有一件非辦不可的事情，下不來了。你們兩個再等一天。」
就這樣，等到第七天。性情和藹的李同志生氣了。他拿起電話，撥通後，「是尚科長？人，還要不要了！不要，我們就分配給別的單位了。」對方短促地應了一句，電話撂了。李同志對我們兩個說，「這就下來。——太不像話了！」
門開了，進來一個人。中等身材，四十歲上下年齡，體魄強健；可能是受面部客觀條件（嚴重的天花遺跡）的影響，表情嚴肅的有些讓人難以接受。他看了看李同志，又轉向我們兩個，說道，「他倆？」
李同志︰「是。」
尚科長︰「走！上樓！」臉色陰沉，多一個字都沒有說。
尚科長是老八路，山東人，任統計局秘書科科長。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後，已經超過成婚年齡，組織上給安排了一個對象，組成了幸福的家庭。由于雙方缺乏生育能力，從民政局由上海送來的孤兒中（優先）挑選了一兒一女。這對兒女健康、聰明、漂亮、活潑，人見人愛。
尚科長掌握統計局黨政大權，日常總是板著一副嚴肅的面孔。喝酒、打撲克的時候也會爆笑容。我結婚時，在人委機關三樓會議室，他是以秘書科長的身份主持了茶話會一般的婚禮。
化大革命中，由于他是「解放兵」（被國民黨抓丁入伍，被我軍獲俘），成了群眾審查的對象。當然，只是鬧劇一場。革之後，他被安排到其他單位工作。退休後，大家還是把他作為統計局的元老，老統計局（指革前的統計局）的同志們集會時，從不忘記邀他到場。
到了統計局秘書科，尚科長把我們兩個交給了一個年齡與我相仿的女同志——夏秘書。夏秘書遼東會計學校畢業，年輕美貌，青春似火，熱情奔放。不幸，愛人獲罪——反革命分子。她與他劃清界限，離了婚。
她不知道從哪里弄來一輛手推車，幫助我和顏憲言到火車站行李房取出了行李，把我們送到人委機關第二宿舍。幾個月之後，局里在市里給顏憲言和妻子要了一戶房子，搬出了二宿舍，住到山南。我在二宿舍住了不久，搬到了離機關更近、市立醫院西側、緊靠有軌電車道的人委機關第一宿舍，直到結婚。
一宿舍是一棟偽滿時期遺留下來的二層灰色小樓。樓里住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沒有對象的男性年輕光棍兒。宿舍大門正對有軌電車道。一進門，門旁右側是看管宿舍的老頭（不知姓名）住的傳達室。往里，洗漱室，兼燒水房；有煤氣灶，可以做飯。再往里，一間較大的屋子，擺放十來張鐵床，剛剛入住一宿舍的人，都要先住在這里，等待升級到里面的房間。樓上樓下的標準房間（估計不到20間），大窗戶、木地板、靠門的兩側是嵌在牆內的、木拉門的大暗櫃。一個屋住三個人。是我居住過的條件最好的，也是時間最長的獨身宿舍。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高樓大廈的崛起，它已經蕩然無存。不過，在它消逝的前些日子，我怕再也看不到它，拍了一張照片；夾雜在哪個相冊中，一時沒有找到。
住在一宿舍的統計局干部較多。最多時有十四、五人之多。我離開一宿舍的時候，還剩三個人。
顏憲言被分配到統計局財貿科，我被分配到工業科。顏憲言好像有些專業不對口，而我，則是真正的門當戶對！
工業科辦公室是統計局最大的辦公室，也是三樓最大的房間（除了三樓會議室）。地板雖然已經月兌漆，仍然保存著暗紅的顏色。與省統計局對比，辦公條件好像高出一個等級。辦公桌基本上是一頭沉，省統計局基本上是三屜桌比例較大；座椅基本上是皮面、彈簧坐面靠背椅，省統計局基本上是木板坐面靠背椅。科長是兩頭沉的寫字台，坐的是轉椅，省統計局大概只有處長才會有此待遇。大概這就是中央直轄市的辦公配備。
屋里擠了十來個人，顯得有些擁擠。
靠門左側有一個米黃色、櫃門瓖嵌大鏡子的大卷櫃，十分顯眼；後來科里同志們告訴我，那是解放後土改時斗爭資本家的勝利果實。
工業科的善科長，小個，胖，滿臉都是繃得很緊的肌肉，表情單一，目光炯炯的背面有一種難以理解的眼神，官氣逼人。善科長省里調來的，有資格，有能力；17級，是科長中級別最高的，當然，牛一點並不為過。打乒乓球善于使用腕力，比較刁鑽。兒子已經是團員了，他還沒有退團。積極要求入黨，始終未能如願以償（革以後，是否入黨了，不得而知）。
工業科是統計局最大的科室，經常保持在八、九個人以上。我在工業科期間，一起工作過的有燕恩、鐵城、余守禮、毋笑斌、舒凱、邴楠、周湘夫、周淑琴、詹紅琴、魏桂琴、鄧玫芬、超以及（1960年為了擴大黨政機關中工人階級比例，鞍鋼向地方輸送科級干部，其中，統計局3人）閭富和（之一）科長等十余人。余守禮、毋笑斌、邴楠、周湘夫、超等都是一宿舍的舍友。
我到科里不久，余守禮調回江西老家；周湘夫因為社會關系問題，調到小嶺子鐵礦；超由于父親在押等原因下放回農村；詹紅琴在1960年統計「歸口」後，不知道什麼原因，離開了統計局；毋笑斌在精簡城市人口的時候，主動要求回陝西老家。
燕恩調到綜合科，不久提拔為副科長。燕恩是工業科科里編寫統計分析報告的執筆人，月度、季度、年度的統計分析報告都是由他完成的。燕恩鋼筆字寫的很好，工整、流利，自成一體。車工出身，是五十年代工業普查時從工廠抽調上來的臨時工作人員。由于工作能力強、表現積極，被留到了統計局。
鐵城是統計報表大拿，特別是年報，基本上是由他一手包辦。是我們局乒乓球、籃球的領軍人物。北京人，平時總是操著一口標準的京腔。父母兄弟等家人都在北京。
舒凱、周湘夫、詹紅琴做日報；到了工業科，我就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下一篇再說）。
當時，統計局有7個科室，後來又成立了家計調查科，進度科。
1959年機關干部人數40多人，到化大革命1968年中止統計工作，去千山斗批改學習班時56人（統計志記載53人）。
統計局在當時黨政機關中，整體化素質還是比較高的。年輕人較多，在人委機關中十分活躍。黨團員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機關黨委、機關團委各項活動中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有近一半人受過統計專業教育，其中可以分成兩部分，十余人是東北財經學院的本科（3人）或（培訓）專修科學生；我到統計局的時候有5人畢業于國家統計局西安統計學校。這5個人，除了高桐在鞍山娶妻生子、安家立業，其余的幾個人都離開統計局回到陝西老家。六十年代初期又有兩個人到中國人民大學專修深造。高中以上學歷的人佔三分之二左右。
那個時侯，機關體活動比較活躍。統計局的乒乓球、籃球在黨政群機關屬于一流水平。乒乓球與團市委、廣播電台、報社不相上下，常常名列前茅。當然，我也是其中主力隊員。籃球我雖然不乏基本功，但是，個頭太小，絕對成不了主力；實在人手不足了，我也可以頂上一陣子。每每籃球比賽，統計局總是可以排上前幾名。
工間操在人委機關從未間斷，只要國家頒布了新的廣播體操，我們很快就會學會。可惜，大概是進入二十一世紀？機關門前不再見到機關干部做廣播體操的身影。
統計局女同志比例較大，佔全局人數的四分之一以上，是黨政機關中女同志最多的單位（比不上婦聯）。人委機關每逢重大慶祝活動，或逢年過節，統計局的大合唱、小合唱總是少不了的。
統計局的重要人物，是黃局長。按統計志記載，黃局長正式被任命為統計局副局長是在我踏入統計局之後的十二月分。這之前他是1953年任命的市人民政府統計處副處長。但是，所有的人都叫他黃局長。
我到統計局之後，他從來沒有找我談過話。他與我的關系，基本上是在全局各種會議上听他的講話。只有一次，在工業科，他習慣地在辦公室從門走到窗戶，再從窗戶走到門，來回踱步；以領導者教導下屬的、和顏悅色的、很有成就感的語氣，對我說，「寫得不錯！已經入門了，就這麼寫！」他是指我寫的一份月度統計分析報告，就是那種黨政領導（十分關心）必看的統計數字字化的全市工業生產情況。對于我這個新手，自然感到欣慰，受到鼓舞；這也可能是我在統計工作中逐漸「嶄露頭角」的開端。
關于黃局長的故事，多多，將會陸續出現在以後的章節之中。
那個時侯，畢業分配要攜帶三個「關系」到所在地報到。分配到統計局之後，這，自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把戶口、糧食等關系從沈陽、學校轉移到鞍山、新的工作單位。戶口關系、糧食關系交給了夏秘書統一辦理。團關系由我自己到團市委去落戶。
1969年5月4日共青團中央頒布團徽，給全國的共青團員佩戴。恰恰我落戶統計局不久，團徽才放到鞍山的團員。對于我來說這是一個莫大的刺激。
我是帶著留團查看一年的團內處分來到鞍山的。這一點，恰恰符合黃局長的管理干部的需要。我到局里不久，就听到同志們閑談，說，黃局長曾對他的得力助手們說過，「管干部，要抓住他們的‘小辮子’，有事沒事、得經常地扽一扽，這樣他們才能夠老老實實，規規矩矩的听話。」听了這番話，雖然沒有毛骨悚然，也不免把尾巴夾得更緊一些；盡可能不讓「小辮子」支楞起來。
臨離校的時候，支部領導告訴我，到了工作崗位，每一個月都要寫一份思想匯報，以表達改正錯誤的決心；爭取處分期滿後，能夠順利地撤銷處分。在到了統計局近一年的時間里，我老老實實地每一個月都及時地向團支部交一份書面思想匯報，沒有一次遺漏。
有了小辮子，就應該盡快的剪掉！如果處分不能夠按時撤銷，也許會影響到一年見習期轉正。當然，踏入統計局一年後，轉正了，工資由46元調到56元（6類地區，22級）。
我的虔誠的悔過態度，感動了局里26名團員，實現了到期撤銷留團查看一年的處分；戴上了團徽。當然，在其後的填寫各種涉及個人履歷的材料中，在受過何種處分一欄中，絕對不能漏掉「留團查看一年」的記錄。
（2011年2月8日17︰3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