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在厂里当权的时候比较，汪向东现在受到的善待似乎更多一些，但他却越来越自我封闭，只是与吴阳之间的走动多了些。他喜欢找吴阳借文学杂志和旧书，也喜欢找吴阳吹牛三。
古菜花拿来的那一大捆书，成为了吴阳的珍藏。那些书不光讲算命，还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吴阳拎得清其中的价值，如《三命通会》、《周易》、《黄帝内经》、《山海经》、《四柱与八字》等古册图谶。读起来吃力，一般的人读不下去，如果有人也喜欢这些书，吴阳就会刮目相看并视为知音，比如汪向东。有了这些传统文化基础，再读《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悟性就是不一样；甚至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历史和现实，也会有新的领会和解读……对于吴阳的这些读书心得，汪向东深以为然。
吴越尚文，这是历史传统，也是现实性格。上海人有媚雅的癖好，最怕被讥议“没文化”。饭可以少吃，书是不能少的。书籍就像衣服一样重要，哪怕只是做做摆设。而汪向东爱看书确是真的。
汪向东生得白净俊逸，处事为人很有分寸，温文尔雅，是个标准的上海小男人。他住尼姑庙对面的二号单身楼的二楼，二号楼的二楼与对面四楼尼姑庙等高，汪向东的房门正对耿露霞的窗口。每天看到她晃动的身影，他感觉踏实。把住房从家属区换到二号楼的二楼，他费了好些周折。
汪向东晚上来吴阳这儿，不是要讨论阴阳五行，也不是来抒苦恋的苦恼的，而是约吴阳明天上午去农家买鸡，他要吴阳陪他。正好金元庆也要准备带回上海的过年货，于是三个人相约，利用明天上午赶场的时间，就去爬山，买鸡，买腊肉。上山需要一天的时间，他们都请了半天假。生产任务少，车间巴不得有人消耗调休假，欠私人的账，总得要还的。
每年年底，上海人热衷于腌制“风鸡”。“风鸡”，本地人也有叫“封洞鸡”的；“封洞”，就是封住鸡**儿的意思。早一点买鸡不但价格便宜，腌制风干以后又存放得久。立冬一过就开始做，回上海探亲的人就带回去，不回上海的人就自己吃。每年的元旦至春节期间，不论家属区或单身楼，好多窗口或钢管晾衣架上，都挂了好些毛蓬蓬的风鸡。一些农民以为挂的死鸡，不晓得那些上海人又在搞啥子鬼名堂。
做风鸡，是上海男人的特长。鸡杀死以后留着毛，从鸡**儿掏个洞，取出内脏，把一砣装有盐巴、姜丝、干辣子、花椒、茴香等配料并喷洒了黄酒的纱布包，从鸡**儿塞进去。再用针线把鸡**儿缝死，然后就挂在窗口让风吹，吹干。你喜欢啥子风味儿就放啥子配料，一般主流风格是麻辣味儿，上海人和本地人都喜欢，有些上海人爱加点儿冰糖。吃的时候才拔毛，清洗。红烧、干烧、脆炸、清蒸、煸炒、炖煮、冷盘，怎么做都行，“酿姆酿姆好吃”。存放也简便，把风鸡外面裹几层荷叶或稻草，然后装入纸箱纸盒，与腊肉混装也行。回上海探亲的人，带得最多的就要数风鸡和腊肉了。吴阳建过议，既然能够做封洞鸡，那为什么不能做“封洞鸭”呢？道理当然对，就是没人试过。
他们三个人起了个大早，到食堂买早点的时候还等了一会儿。上午回不来，他们把中午的馒头也买了带着。
吴阳纯粹是陪伴汪向东和金元庆，家里不需要他准备过年货。想到鸡呀肉的提在手上不利索，为了方便，吴阳就花两角钱雇请了一个农家小儿，让他背了一只竹背篼同行下力。
一路上很荒凉，冷飕飕的。山岚雾气静止着又像在微微蠕动，稀拉的农家茅屋奄奄一息，了无生气，就连炊烟都是懒洋洋的。
在小范围内收齐需要的东西很难。走了三个小时蜿蜒的山间陌路，就到了铁峰山下头，他们再也不往山上爬了。总共才买到三只鸡和六斤腊肉，金元庆和汪向东买东西的时候不分你我，回去了再分。
上海人买鸡。容易惹起思乡之情。上海地鸡贩子多。搞转手买卖。他们主要是从乡间养殖户或专门地鸡行去收购鸡。再贩运到上海来卖。大凡用竹编大鸡笼来装鸡地。就是鸡贩子。而精明地上海人更愿意购买农家自己散养地鸡；这些农家并不以贩鸡为职业。只是把自家散养地鸡拎到上海来换钱。三只。两只。有时一只。并不多。圈养地鸡没有散养地鸡肥女敕鲜香。散养地鸡大多是浦东三黄鸡。还有南通狼山鸡。它们在野外自己觅食。是虫子、草籽、野果喂养出来地。加上运动量大。肉质就具有活力。烹饪出来地鸡肉格外鲜美。浦东三黄鸡以嘴黄、爪黄和皮黄而闻名上海滩。
西部贫困。山区农村主要是自给自足地小农经济。古家这一带地鸡就没得圈养地。全部都是散养地土鸡。虽然不一定具有“三黄”地特征。但随便拎一只就与浦东三黄鸡是一样地品质。只要看上去顺眼。**儿一圈没有稀溏烂污就行……
“咯咯咯咯嘎——咯咯咯咯嘎——”山洼子那边。生蛋母鸡打鸣地声音。把他们吸引了过去。走近了。又闻到柏树丫子熏腊肉地烟味。他们顿时来了精神。那是一个竹林掩映地农家院落。
这片山区地农民经常赶古家场。他们对上海人就不陌生。今天。上海人走到自己家里来了。他们就更为热情了。一个老年人一吆喝。熙熙攘攘地很快就集中起来四只大公鸡一只老母鸡。农家地母鸡一般不卖。要养着生蛋。生蛋鸡母就像是一棵摇钱树。
“老规矩。每只鸡除掉半斤食。”金元庆把守着古家场地土规矩。
“那可不哦。”那个为地老年人说。“这儿地鸡根本就没有吃啥东西。”接着他提起一只鸡。捏一捏鸡腧包。“看嘛。瘪瘪地。没得食。”
“那也得要有规矩哟，”汪向东说，“你们都是赶古家场的人，晓得规矩嘛。”
这儿的农民把上海人当成洋人，很是敬畏。而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还是清醒下来了。
一个农妇笑吟吟又不满地说：“其实，是你们上海人把规矩兴坏了，要除半斤食，整老实人。一些不懂得灌食的人也学会灌食了，不灌食吃亏嘛。但是，今天你们突然来，这些鸡都没有灌食。”
“你们自己找上门的，我们又没得准备，哪儿有机会灌食嘛？”
另外几个妇女你一言我一语的，嚷嚷个没完；“要拿到场上去卖的鸡才得灌食，平时不灌。人都吃不饱，哪儿舍得给鸡灌？”
“行啦、行啦，只除三两食。”金元庆接着说，“价格五角哟。”
“五角啷个得行？古家场卖七角，你们走到家门口来买，怎么也得给六角嘛。”
“六角贵了，”汪向东说，“你们晓得我们每天的工资是多少？我们专门来买鸡，花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
金元庆接着说：“我们每天的工资三块钱，三个人加起来就是九块。六角钱一斤也行，那得在总数上除掉九块。”
“九块钱，怎么也得买三四只鸡嘛。那就四只鸡不算钱，行不行嘛？”汪向东补充道。
汪向东的文艺腔，把几个农妇噎得一时半会儿说不出话来了，“咝”，他们想想，上海人说的也有一点儿道理。但是，平白无故的，我们反倒要赔上四只鸡，这账是怎么算的？滋味儿不对嘛。
还是那个老者想明白了，他小心翼翼又当仁不让地说：“是我们卖鸡你们买鸡，我们啷个要付你们的工资呢？要算也只能算我们的工分嘛。我们每天的工分只值一角多点儿钱，就把我们这些人全算进去，也值不到一块钱，半只鸡嘛，是你们应该付我们的。”
几个妇女一听就醒豁了，便来了精神：“那是嘛，今天是你们自己要来买鸡，又不是我们喊你们来的，啷个要算你们的工资呢？”
“你们工资高，买鸡的价格就该高一点儿嘛。”……
金元庆害怕斤斤计较反而收不了场，就貌似权威的身份说：“算了，不争了，五角五一斤，每只鸡除三两食。”
几个农妇一听有门儿，心头就活泛起来了。
那个老者话了：“五角五一斤行，但不要除食了，本来就没有灌食嘛。”
吴阳同情农民的贫弱，他就自始至终不搭腔。
“不除食行，”汪向东说，“那就哼八啷当两块钱一只。”
农妇们听说又是估坨坨，一时间犹豫起来了。
那个老年人心头明白，秋后的鸡长肥了，估坨坨不合算。他就摇摇头说：“我们农民脑子笨，估坨坨总是吃亏，还是老老实实过秤吧。”他又补充道，“五角五一斤，不除食。”
吴阳用脚碰了碰金元庆的脚，示意他差不多了，不要再抠门儿了。
“行，成交，我们就吃一点儿亏嘛。”金元庆一锤定音。
他又对那个老年人说：“你还得管我们一顿中午饭啰，我们老里老远跑起来，不吃饭就走哇？”
“好说、好说，是吃饭的时候了，入乡随俗，就应该吃饭嘛。”那个老人很仗义，他还说：“我叫老伴儿炒点儿腊肉给你们吃。”
“对了，还有腊肉，我们还要买腊肉。”汪向东叫了一声。
“腊肉不讲价，八角钱一斤。”一个农妇说，“我屋头正在熏腊肉，干崩崩的，本来不想卖。”
……
那个老农把金元庆他们当成贵客了，上海人多金贵呀。中午熬的包谷糊糊，里头撒了一把白米，还炒了腊肉。吴阳他们带的馒头也切片煎了个二面黄……
也许是饿的，大家吃得痛快。
那个雇来的农家小儿守本分，他决不动碗里的腊肉和菜，只是埋头喝了三大碗包谷糊糊。
上海人管包谷面叫“六谷粉”，金元庆和汪向东都觉得，这儿的包谷糊糊比上海的香。
那一碗腊肉丁炒红苕粉片好吃，里头加了一些蒜苗就更香了。上海人少于吃红苕粉，那绵软的口感，米灰的油色，腌腊的糯香，充满了乡土的温馨。汪向东饶有兴趣地了解了红苕粉的烹制方法以后，特意买了五斤红苕粉，价也不讲了。
金元庆又看中了老农家那只肥母鸡，他说：“鸡肥不下蛋，趁早卖了。”
都同桌吃饭了，那个老农抹不开面子，就爽快地说：“要得、要得，两块钱拿去嘛。”
……
五谷入库以后就冬闲下来，农家的日子不像青黄不接的时候那么紧张了，对粮食的消费也就要慷慨一点儿。有脑子活泛的人，便挑着米花机担子，走村串户爆米花，给孩子们营造了节日的气氛。冬季，本来就是一年中最快乐的季节。人们能够盘算继往开来的活计了，有一年的总结、尤其有“过年”的温馨。
东山厂的生活比较封闭，被农村农民包围着，职工们入乡而不随俗，执着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像坚守着一座城堡。鸡犬之声相闻，却咫尺陌路人似的，而孩子们喜好爆米花却是共同的。爆米花不但可以直接吃，还可以做成米花糖，也能用糖水泡着吃……
工矿商店处于家属区的中心，紧靠着一、二、三号楼和八号九号楼，公路那边就是四、五、六、七、八号楼；以公路为界，两边自成一体，工矿商店是一个交汇点。工矿商店面前有一块水泥大坝子，底下是那条大斜坡的公路，坝子边沿有高大的石头护坡墙和粗壮的石头护栏。坝子东头立了一只圆桶形大蓄水罐，西头入公路的路口长了一棵大梧桐树，从路口跨过公路是厂里的公共厕所。不赶场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零星的农妇或老人在坝子上卖菜。
孩子们爱在这块坝子上玩耍；滚铁环，弹珠球，抽贱骨头，踢毽子、跳绳都行。有些游戏是集体项目，比如丢沙包、掉杏仁、跳房子或是捉迷藏。
那个五十多岁的爆米花老头儿，带了个小儿子做帮手，上午在沟沟梁梁间走村串户，下午就把米花机架设在坝子边上、蓄水罐那个角落里，一下子就吸引了一大群女圭女圭儿。
爆米花居然还要排队。厂里的孩子用碗端着大米，农村的女圭女圭儿提上一些干苞谷粒，大家挨次候着。老头儿不紧不慢地支起炉灶和风箱，他一边吩咐儿子去捡柴草来烧火，一边接过头轮孩子的米，倒入铁罐子。
爆米花的机子是个熏得黑黢黢的、中间大两头小的鼓形铁罐，两端都有密封的盖，其中一端还有摇把和气压表。
捡来的柴火主要是湿树枝、秸秆和杂草，点上火以后再洒上一层灰煤，风箱一拉扯，火势就劈里啪啦起来。他关上铁罐连续摇动摇把，让铁罐在火焰上不断滚动，以便罐子里的大米均匀受热。一开始听得见米粒在罐子里滚动摩擦的声音，后来就渐渐息声了。风箱鼓动起来的炉火很旺，他一手拉扯风箱，一手摇动摇把，眼睛却盯着摇把上的气压表。
孩子们的心思，都专注在那只铁肚子里。当气压达到标准时，老头儿便拱起身子并叫一声“娃儿们闪开些、闪开些！”大家一边退一边捂住自己的两只耳朵，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老头儿拖过一只灰不拉唧的大麻袋，拉开麻袋口，他摆开重心下移的身段，转动铁罐并把铁罐的一端装进麻袋里，用一只脚踩住麻袋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只见老头儿左手抓住铁罐摇把，右手高高举起一根木棒，对着插在盖子活塞处的铁拴子“呼”地敲下去——“嘭！”地一声巨响，一股灼热的气浪裹挟着热气腾腾的米花冲进麻袋。白色烟雾穿过麻袋冒出来，袅袅升腾，把那香气呀，鼓荡得到处弥漫，惹得好多人的嘴巴里汪着一泡口水；吞口水的时候，喉结鼓鼓的直打滑……
米花的小主人立马递上一只盒，老头儿便把白花花的米花倒出来。在米花还没倒完的时候，小主人的手就伸进盒里，迫不及待地抓一把塞进嘴里——那细软、香酥、甜净的味儿，立即就充溢了口腔，美得他的眼睛都眯眯起来了。
一些上海老师父、老师母也来围观，他们有的还抱着婴孩儿。在“嘭！”“嘭！”爆响之前，抱婴孩儿的老人一定就得赶紧跑开，引得其它小女圭女圭儿跟着疯跑。
这时候，一个玩弹皮弓的小孩儿，把弹丸打在了工矿商店的木门上，“啪！”的一声。一个老师父后怕地敲敲他的头：“嗄嘘，嗄嘘，野头野脑！呒没家教个。”。他一边驱赶几个顽皮的孩子，一边叫号着一家乡的儿歌：“小弟弟小妹妹跑开点，敲碎玻璃么老价钱，喊捺姆妈么赔两钿。”
好些孩子是轧闹猛，专门奔着那“嘭！”“嘭！”的爆炸而来的，光那爆响的声音和腾腾的烟雾就够刺激了。
农村女圭女圭儿爆的苞谷花，惹起厂里孩子的羡慕；膨化的苞谷花颗粒大，香味儿和口感都很特别，嚼在嘴巴里头“噗嚓、噗嚓”的满适意。厂里一些大方的孩子，就与他们搞起了互换，用米花换苞谷花。最开始，厂里的孩子要一粒换一粒，他们说大米比苞谷值钱，就该以小换大。换了几轮以后，农村的女圭女圭儿不干了，明显吃亏嘛。再交涉，又达成协议，用双手捧着来换，一捧换一捧，堆头儿差不多。
农家小儿背着鸡和腊肉，累得汗流浃背的，直喘气，背篼里的鸡间或还要扑腾几下。吴阳他们一行人满载而归正路过工矿商店。
与几个老师父打过招呼，汪向东对一个农妇提着的一袋核桃，产生了兴趣。他拎在手上掂掂斤两，农妇说“三角钱一斤。”汪向东安心要买，就一塌刮子一块钱成交了。
上海人管核桃叫胡桃。触物生情，一个上海老师父用手在核桃里插了几把，他扑朔着老花眼却童心不老，嘴巴里就念念有词起来：“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侬个肉，还侬的壳……”
“嘭！”“嘭！”的爆响很突然，一些胆小的女孩儿就不在坝子上耍了。每栋楼下都有一条细长的小过道或扁窄的小坝子，玩儿的地方并不少。
晨雾霭气似乎还没有散去，这时候已经是炊烟落日的景观了，鸡鸣狗吠之声此伏彼起。金元庆他们经过工矿商店，下石梯就到了九号楼和二号楼底下。从一号楼旁边的石梯子梭下去，就要上公路了。他们耳边响起了女孩子们跳绳的上海儿歌——“跳呀跳呀跳过去，跳到一个好地方，东看看呀西看看，稻来米来稻——烧！”
乡音盈耳，乡情萌动，禁不住乡愁泛起；金元庆和汪向东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回望，他们心颤，想流泪。金元庆想起了上海的女儿，她也爱唱这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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