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第五十六章识伯乐笔锋初显
历史将会记住那些敢于面对鲜血，而无所畏惧人的惨淡人生，他们是时代的真正勇士，是时代的骄傲，没有他们，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前进！
——《灵魂的重生》
一个月后，功夫不负有心人，任一民如愿以偿地进入新闻殿堂进行专业学习。
认识张维老师是任一民的荣幸，他的风范和为人对任一民影响很大，就是在任一民考取了新闻研究生后，成为和他来往最为密切的人之一。通过张老师的介绍，任一民参加了文学作家学习班。在那里，他结识了当时在文学界的一些著名老师，比如刘绍堂，丛维熙，陈建功等等。这些著名作家不仅每周讲解写作知识，并对他们自己的作品进行剖析，对于人物、情节各方面的点评，让任一民收获颇丰。从而也让他对于写出人民群众的文艺作品，有了深刻认识。对于当时的伤痕文学竟然也敢下笔了。
发表在《绿叶》等杂志上的“报考”就是任一民的代表作品，那是他在听取了知青题材课后，和几个知青聊天时得到启发，而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当时读者好评如潮。
我们找到他当时的作品，全文如下：
一九七七年，初冬。
一层薄薄的雪花飘落在美丽的华北平原的一座监狱里。
天空阴沉沉的，昏暗的云彩急剧下降，翻腾着，一片片的雪花在冷风中慢慢地飘落，覆盖在地上，屋顶上，挂落在落了叶的树枝上。
被高大的围墙隔成菱形的院子，还不够一百平方米，完全被雪轻轻地铺垫上一层茸茸的白毡，被唤做“*”院的每一间牢房门紧紧地被把大锁封闭着。
威风凛凛的穿着皮大衣，持着枪的岗哨站在岗楼上、牢房顶上，皮鞋不时地踏着雪，嘎吱嘎吱地响着。沉寂，死一样地沉寂。
“你看，他动了！”
一个年轻的孩子，苍白的脸上，黑碌碌的眼晴，从门缝隙中向外看着，轻轻地说了一句。
“嗨！——别吱声，又要招麻烦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干部模样的人说着。在窗子的缝隙中，他也在盯住趴在院子里的一个年轻的人，继而长叹了一口气，慢慢地离开窗子，又迸发出一句：
“可怜的孩子！”
“张伯伯，昨天，我说别写什么报告，他不听，你还支持他——。”
年轻的孩子回过头来，也慢慢地走到冰凉的土坑边说。
“他是无罪的。”
张伯伯摇摇头，又叹了一口气说道。
“无罪？我们有什么罪？清明节去悼念周总理，就有罪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今天是495天了，这日子——唉！”
年轻的孩子说道。
“怎么？害怕了？要看到光明，‘四人帮’被粉碎了，总有一天。我们要大步走出去——。”
“是的，总有一天。”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会有暂时的三九严寒，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行了，你是教授，我说不过你，你要不是整天地给李华讲学什么新闻史，也不会有今天，也不想想，这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也要学习，三十年前，在龙华的国民党监狱，每天我们都要学二小时外语……”
“那是三十年前，我的教授……”
“是啊！三十年前，我们有多少革命志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忘记学习，当他们视死如归，迈向刑场和我们告别的时候，说的是不要忘记学习，要准备好知识本领，尤其是青年同志，建设我们的新中国，留给我们的纪念品，只不过是秃头铅笔和几张草纸……”。张伯伯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又说：
“是啊！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新中国成立了，今天我们清明节去悼念周总理，写了几首小诗，就被关进牢房，我们……”。
“行了，别说了，我不是反对学习，只是在这鬼地方，什么时候能出去呀？”
“这一天不会太远了，你不是也听广播讲话了吗？要进行高考了，要拨乱反正了啊！”
“那是对外面人说的，我们在监狱里，连说话多了都不行——”。
“正因为这样，小李子才打报告，要求解决问题，早时出去，好去高考，他是个人才啊！”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了，对我们一直不理睬，你想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嘿！就不让你去，你毫无办法。”
“那打报告要求解决问题，早时出去，有什么不对？”
“你没听见吗？打李华的时候，骂他‘异想天开’吗？”
“天是一定要开的！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张伯伯哼了一声地说着。
“一篇报告，几十个字，一阵子毒打臭骂，还不给饭吃，冻了两个多钟头了。”
“嗨！”
张伯伯又叹了一口气。
……
三天后，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纪念日，李华——这个三十多岁的中学代课教师终于被释放了。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拿着女友送来的被子等物，沉重地迈出了囚禁、折磨了他十四个多月的牢房。
“李华——”
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默想，他楞住了。
“你——”。
他看到的是他朝思暮想的女友来接他了，他紧握着姑娘的双手，泪如雨下。
十四个多月前，他俩准备结婚了，到北京姐姐家路过了天安门广场，看见数不清的人在聚会，呐喊着悼念周总理的诗篇，他激动起来，投入人群……。
几个月后的一天，两辆警车进了学校，几个警察扑向李华，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戴上手铐，扔进汽车……。
姑娘听到这一切，放下手中的事，就沿着汽车驰骋的方向，奔跑着，叫喊着……。
后来，一位学生告诉她说是同宿舍的王老师告发的，李老师讲了天安门广场的见闻……。李老师被“审查”了。清明节去悼念周总理就要被“审查”，姑娘不明白，老师不明白，学生不明白……。黑云压城城欲催，于无声处听惊雷。
“四人帮”被粉碎了，人们欢腾跳跃起来……。
可是李华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是为什么？盼啊盼！盼啊盼！每个月姑娘都去监狱一、二次问及此事……，
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姑娘坚定地相信着：李华是无罪的。
十四个多月过去了……。
终于，姑娘接到通知，李华要被释放了。
一早，姑娘来到监狱门口，她要李华第一眼看到她。监狱门终于打开了……。
天啊！你看把他折腾成什么样了？苍白菜色的脸庞，长而毡的头发，破破烂烂的衣服……。
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李华吗？是他，就是他！看他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显示出坚定的信心。姑娘的手在颤动着，眼睛湿润了，忽然，她伏在李华的肩上哭了，痛心疾首地哭了。
“别哭了，走吧！我们去招生办公室。”
李华抚模着姑娘的头发，轻轻地说着。
“什么？去招生办公室？”
“对，我要报考研究生。”
“真的？”
姑娘的两只手紧紧搂着他的脖子，头紧靠着他的长而毡的头发，眼里放出希望的火花，会心地笑了，挂满泪痕的脸庞笑的是那么的甜蜜。
任一民另一篇作品是《伤痕泪》：
隆冬，一场大雪刚过，整个大地被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被子，房上、树上、大街小巷的路上，茫茫的土地上全白了。太阳出来了，暖洋洋地照在白皑皑的雪地上，晃得人睁不开眼。
“好大一场雪啊！”
李二爷从新盖的房子里出来，说了一声，又高兴地想着：“过年的麦子肯定不错，瑞雪兆丰年嘛。”
“哪儿去呀？二爷。”
一个年轻的媳妇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从后面院子里走出来问道。
“我想看看小华子去，孤零零的一个人，这场雪不把他冻坏了。”
“正好，我也要去，昨天一下雪，他大哥就叫他上我家和孩子们睡，找了两趟，也没见人，今儿个包了饺子给他送点。”年轻的媳妇边说边把碗在二爷面前晃了下说：“您也上家去尝尝，那点肉时间长了，怕坏，正好下雪，包了它。”
“他嫂子，那肉不是准备给华子上大学送行的吗？”二爷惊奇地问。
“唉！别提啦！您老还不知道呀？华子去不成了，说让东头的刘三海家的小子去啦！”
“那小子不是才考了200多分嘛！”
“朝中有人，好做官呀！你不知人家有个县教育局的秘书女婿？”又继续说“小华子不是刚从牢房中放出来吗？说他总想为他爸爸翻案。”
“他爸爸17岁就参加八路军，打小日本，他妈生他那年秋后，闹土改，让还乡团活埋了，那坟也就这几年不扫了，每年清明学生不扫墓？”
“您真活糊涂啦！陈年烂帐，有什么好说的，现在他爸爸不是那年被整治死的，说是走资派吗？”
……
“他大哥说，华子是因为牢里人太多了，才给放出来的。”
“不是说是无罪释放的嘛。悼念周总理有什么呀？犯了他娘的什么法呀？”
两人边说着，上了一个小土坡，推开了一个秫秸做成的小门，走了进去。屋里还是空荡荡的，这间小草棚本来是生产队的机磨房，前几年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被砍掉了。从那时起，人们又开始原始的推碾拉磨。
前些天，华子从牢房出来，无地方住，和队长说了后，暂时就住于此处。丝丝的冷风不时从掉了墙皮的缝中吹嘘着，使人感到凉爽极了。一个只能躺一个人的土坑上的一些秸草也被风吹得满地转。地上三块半泥坯支架着一个小铁锅，两个碗，一双筷子，小勺子放在小锅盖上扣着，一个自编的小筐放着各式各样的干粮：有半截玉米饼子，窝头……
乱七八糟的半筐。只有炕上那床被子叠放着整整齐齐，上面有块塑料布，也有几片雪花落在上面。二爷知道华子的苦难，时常来帮助他，想当初，就是华子爸爸领导土地改革的，如今在被批斗中吐血身亡，华子上北京的姐姐家，路过天安门，把姐姐刚给不久的衬衣月兑下，咬破手指，写了一首誓言，要将周总理的遗愿化宏图的小诗，献于花山如海的纪念碑前，当刚出人群，就被扔进囚车……。
经过数天的折磨。他回到家乡，乡亲们给了他很多帮助，前些日子，他又参加了“*”后的第一次高考，成绩不错，四门总和为361分。分数公布后，乡亲们都嚷动了，说他是个有志有才的孩子，在县里、地区中都是第一，省里也在前列。想起他曾经饿着肚子上砖瓦窑上背砖坯，昏迷在盘道上……。
上大学肯定无疑了，人们猜测着，盼望着。大嫂子还让二爷上集市上买来肉，准备到时为他送行。
……
然而，梦还是梦。幸运之神和华子还是无缘。
数天后，当人们发现华子的时候，他趴在母亲的坟墓上，眼睁的大大的，直挺挺的，一动也不动，嘴大张着，脸冻得黑紫色，还挂着固态的泪痕，一只手拿着砖瓦窑的跑牌（计数用的），另只手紧紧地握着一团纸。
二爷费了好大的力才从他手中抠出来，展开一看，原来是那张高考分数通知单。
上面写着一个惊人的数字：361（分）
二爷看着没合上眼的尸体，猛地坐在雪地上，大哭起来……
傍晚时节，在英雄母亲的坟墓旁，又堆起了一座新坟，坟前摆放着那碗饺子……
似乎是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这是任一民为在清明节纪念他的朋友创作的小说，在题跋中他说：年年清明，今又清明，思亲念故，屋外风起尘扬，为了那永不相忘怀的朋友们，以记心中的哀思。
从当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的思想情结，他对于*对于青年人的伤害感到愤愤不平，为他们呼吁，救救他们吧！
他认为小说是文学的一大类别，它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就要通过人物和人物的活动以及相互关系的描写来反映。
因此，写小说首先得有人物。有了人物，还要有情节，人物的活动，人物与周围人和事的联系都要通过情节的发展表现出来，通过情节的发展，又将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人物的活动、情节的发展不能在真空中悬着，要有一个依托，这就是环境。人物在特定的环境里活动才能构成情节。环境有两种，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是指故事情节发展所处的自然现象状况，比如春夏秋冬，风雨云雪，以及山川、平原、草地、小河、公园、学校等。社会环境是指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学校里与老师、同学的关系，在工厂里与领导和师傅的关系，在家庭里与父母、兄妹、爱人、儿女等的关系。
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个基本要素，是小说中不能缺少的。三者中，人物是小说的核心，小说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人物，写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来，情节是小说的骨架，环境是小说的依托。有的小说中，尤其是对于环境，描写是不多的。大多缺憾于此，就往往给人造成对于内容的模糊认识。不同的年代，发生的事的背景不同。让读者就似懂非懂，只能看文笔，而不能完全融入进去，形式上的加精或者说欣赏，表明没有引发读者的共鸣，也表明作品是失败的。
你要想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兴趣，必须要发表一个章节，这个章节至少要有2000字以上。
然而，报刊版面空间的限量，又难以让你完成。于是，就产生了千字左右，或几百字一篇的长篇小说，而读者也是应承着，哈哈大笑了事。所以说，目前报纸杂志空间发表长篇小说，是不合适的地方。在这里只能发表一些相对短小精悍的小小说作品。
而小小说往往需要抖1-2个包袱，要求作者的文笔符合小说的特点，这是相当困难的；目前大部分只是叙事文，或是干巴巴的几条筋。说是小说而并非是小说。
对于小说格式中的对话要求是无主语的格式化，就是说不需要作者文稿中还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格式，某某说，某某说道等等；而这样式的变革，对于作者的要求无疑是上了一个层次。
小说作品的另一个发现是省略号的应用。相当多的人不明白省略号应承担的意思，在其后继续发表文字。尤其是对短篇作品来说，这是致命的。即然后面是省略了的内容，何以又有字呢？编辑就会认为作者不如三年级小学生的水平，就会把你的作品扔掉。
所以，正确地应用标点符号是相当重要的。
还有人认为：“只要事情虚构，就可成小说。”这是不妥的。有些笑话也是虚构的，能是小说吗？举个例子：
有个人去算卦，问得很古怪：“你知道我能活多少岁？”
“150岁！”算卦的人不假思索地说。
那个人又问一句：“你怎么知道的呢？”
算卦的人认真地说：“要是你不相信，等你活不上150岁的时候来找我！”
显然，这样的文章只是笑谈，尽管其中也有人物，事情（包袱），也构不成是小小说。
这些鲜明的观点和他发表的这些作品都得到了张维老师的肯定和称赞。让任一民更加有信心，决定在文学造诣上更进一步。
和张老师交往两年多，任一民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之路上加快了脚步。
在此期间，在张老师的指导下，任一民对当前的“文艺复兴运动”持双手欢迎的态度，他认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民族的瑰宝，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红卫兵运动却不分黑红皂白，进行了强大的毁灭，这是对人类历史的犯罪活动。
这个观点的提出，立即被“坚持*的胜利果实”的一些人的强烈抗议，他没有管这些人的反对之声，发表了有关格律诗和现代诗的有关评论。他说：
“什么是诗歌？是从“风、雅、颂”说起，或者说“离骚”、“天问”上说，那也是一知半解，至于唐宋诗词，那也是觉得顺口、好记；至于能知多少，也只有“鬼”晓得了。*时代，多是读毛泽东的诗词大作，那也是引经据典，以慰藉心灵上的“空虚”。所以后来搞教学或者文字工作，也多不敢写什么诗词。
做报纸，看了不少“诗人”朋友们的诗词。也跟在后面乱蓬蓬地写上几句，让人看不明白，似乎是还能写那么一回事似的。其实不然，这只是隔靴搔痒，肚肠中空荡荡的。也许正是为此罢，对于“诗人”们的诗歌大作，多不敢乱七八糟地说什么。
其原因是在读取这些诗歌时，总感受到一股压抑感。诗歌词调是要唱出来的，可偏偏诗人们的诗赋，让人哑口无言，难以唱出来。细问对于现代诗歌的发现似乎是看成了短句子横排的白话文；是该庆幸还是悲哀呢？真是说不清。自己一直认为，诗词的精炼与之韵味为诗词中的首要，舍此，不得成诗词。这是否是一家偏见还是什么呢？
对于现代诗歌创作，自己是门外汉。在过去的工作、学习中也极少涉及。近期内，看了些朋友们的诗歌，颇有感想。过去，说创作现代诗歌时，要注意语节，也就是说如同曲谱中的小节，朗诵诗歌，不注意语气小节，就没有激昂顿挫之分，也就不成诗歌了。其实，这只是一点。对于任何时期的诗歌，全有主题的要求，否则也就不能成其文章。“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记得曾读过一篇诗论（朱光潜著），上面如下所说：
“英文自由诗通常很自由，它的节奏好比风吹水面生浪，每一阵风所生的浪自成一单位，相当于一章。风可久可暂，浪也有长有短，两行三行四行五行都可以成章。就每一章说，字行排列也根据波动节奏（cadence）的道理，一个节奏占一行，长短轻重无一定规律，可以随意变化。照这样看，它似毫无规律可言，但是它尚非散文，因为它究竟还是分章分行，章与章，行与行，仍有起伏呼应。它不是散文那样流水式地一泻直下，仍有低徊往复的趋势。它还有一种内在音律，不过不如普通诗那样整齐明显罢了。散文诗又比自由诗降一等。它只是有诗意的小品文，或者说，用散文表现一种诗的境界，仍偶用诗所习用的词藻腔调，不过音律就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他讲的是英文自由诗，现代诗歌基本上是从那里传过来的。有些人也是如“假洋鬼子”一样，叫自已的是“自由诗”，并不知晓，英文的自由诗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拉大旗，做虎皮”还拉人家英伦三岛的旗，是不是有点脸红呢？
那么从五四运动以来，所创作的诗歌又是什么呢？目前，我们称为“现代诗”。
现代诗歌来源于对旧体诗歌束缚的反抗，用适当的白话文字来表达直觉+情调+想象的诗体。
“从自由诗的历史看，尽管它具有精神与形式上的浪漫主义根源，也被各种诗歌写作所采纳，但它作为一种在象征派、意象派诗歌中得到普及的现代形式，却不像早期中国新诗人理解的那么简单。象征派和意象派诗歌是自由诗的积极倡导者，但它们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浪漫主义风气盛行了一百来年之后，希望诗歌能纠偏它的滥情主义倾向，节制空洞浮泛的感情宣泄，寻求更为有力和凝练的表达方式”。
在这里，我们无从探讨白话诗的历史与门派，我们要如何创作现代诗歌？如何欣赏？才是重要的。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学是诗的文学。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写我们的新诗，不受一切的束缚。
“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
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现代诗。这与西洋的如“散文一样的诗”不可相提并论。中国的新诗，即是说用散文的文字写诗，乃是从中国已往的诗文学观察出来的。我们有的人不明白散文与诗歌是有区别的，“东施效颦”地说自已在写散文诗，岂不贻笑大方。
现代诗的语言不讲究格律，诗的段数、行数、字数也没有固定规格，但一般要求有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这个韵，就是我所指的语节。而对于是否押韵，押什么韵，是否换韵、换韵的位置等并不强求。
虽然没有固定的格律，但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化的优良传统，读起来有韵律感，较多使用古典诗中比兴的艺术手法，刻画细腻，有较强的画面感，能引发丰富联想。在艺术上追求唯美，强*景交融，作者的身心与诗作紧密融合，仿佛是处在同一个时空中。使人读来如临其境，感同身受。因而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但美中不足的是有时存在过分堆砌的问题。
脍炙人口，至今不衰。吟诵起来，仿佛就是在歌唱，轻愁如烟，别绪似酒，有无穷的余味。这样的诗歌，才能为中国的诗开创一个崭新的天地。当然现代诗也不全是“小资情调”的，在以后的实践中，也曾经作为战斗的号角，革命的武器，存在的问题是有时具概念化和口号式的倾向。现代诗歌创作的初衷恐怕是出于个性解放、摒弃束缚和标新立异，成为新新人类自我表现的一种形式。
现代诗抛弃一切格律，在语言上去除修饰，既无韵律，也没有节奏，这样就使诗与音乐绝缘，同时还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追求绝对的一种自我感觉。这种现象在我们报刊中比比皆是，读起来实在无味的很啊！
在这样的诗中，形式美已经无法存在，那么情感内涵呢？现代诗人拒绝激情、拒绝陶醉，要求始终保持“冷静”，这是我们报刊上的通病。
要知道：作者与诗中的情景并不处于同一时空，而以第三者的身份远远观望并作出客观的评论，那种僵硬的姿态、冷漠的语气，不介入的心情使人读后浑身冰凉，不寒而栗。
对于现代诗的形式，尽管没有非常严格的定论，但至少应该和其他文体（例如散文、小说等）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否则它存在的必要就值得置疑了。
就现代诗内容存在的问题来说，一是思想性不高，诗人往往随意地宣泄，抒写自己一时一地的小小感悟，或者就是对某个严肃的主题调侃戏说一番；再或者就是所谓的哗众取宠、标新立异。
二是诗人大多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是缺乏对我国优秀的古典诗歌的继承和发展，就像先天不足的孩子，或者是没有根基的浮萍和墙头芦苇，缺乏坚实的基础和深厚的底蕴。
那些“诗人”们不屑学习我们祖国优秀的古典诗歌艺术，梦想建立现代诗歌的空中楼阁。这，可能就是现代诗在艺术上和审美上最大的缺陷吧！
针对这一点，无怪鲁迅曾说：“好诗在唐朝就做完了！”诗人毛泽东也说过：“给我200块银元，我也不看新诗！”
诗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是对于诗歌和社会、时代关系的把握。
诗以情感性为第一原则。
诗与政治是一种对话关系，诗逃避不了社会和时代，但诗歌又常常超越现时政治。
诗通过对生命的体验发挥对政治的作用又影响于政治，以它的独特审美通过对社会心理的精神性影响来对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社会身份，从而成为社会与时代的精神财富。
现代新诗的实际内容有四：
1、更新诗歌精神世界：传承对真善美人性抒发的新诗传统，改变图解政治思想的庸俗化和“诗言欲”的堕落化倾向；
2、调整情与理的关系：诗的本原在于抒情；
3、规范诗体形式：恢复对汉字、汉诗的敬畏之心，继承旧诗的语言体系之所长，重构自己的语言体系；继承旧诗的节奏方式，确立自己的节奏体系，使诗歌易于吟诵和歌唱。
4、诗歌要易懂，尊重读者的审美需要。
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一个新的现代诗歌时代就一定会到来。
不同的调式会产生不同的“味道”，如果平时多留心，从听觉上判断调式并不困难。”从上面可以看出为什么在诗词中要求的歌调了，没有歌调的诗词，是难以唱出来的。
说这些，也许就明白一个初学者要学会写诗，就要从语节下手，才会走上成功之路的道理。所以我以前曾多次说过，诗歌中的语节的重要性。
至于，诗词为了什么原因要求精炼，要想写好诗，除了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激情。没有激情的诗歌，就相当难写出好的诗歌作品。所以说，报刊上的诗歌，精品少的可怜。
有没有激情？读者都是知晓的；“文如其人”，看多了，也就觉得没有新意了。缘于目前的社会情况是不可能让你天天，时时激情满怀的，从而也就造成你的诗句的可塑性，绝句不成为绝句，顶多是些华丽词组的堆砌。甚至于产生了短句子的横排。
我们提倡要在确确实实有激情下，再动笔写诗。缘于在激荡心胸时会产生的快意，这种快意能产生一股气势，可吞山河，照日月；一种大气回荡的感觉。
这样的诗才让人感到有极大的气魄。
诸如此类对一些人的胡扯吟诵给予了强烈抨击。难怪有人对时任北京文艺界的评论组长张老师说，他收了个“好弟子”。而张老师却焉然一笑，不作任何回答。
忽然，任一民一次寻师探望，得知张维老师生病住院，手术，康复了一段时间，才能上班，他心急如焚。急至医院去探视，发现他消瘦好多，但他终放不下手中的笔。嘱咐任一民要继续搞文学创作，要忍受道路上的各种非议，就能得到成功。并说要把他书房里的文学研究的书藉全部送给他，让他继承他未走完的路，继续前进。
遗憾的是张维老师再也没从医院的病房走出来，当任一民在一周后得到通知，他已经在八宝山的灵堂，为他开了追悼会，来者众多，络绎不绝。
任一民从闻讯，泪就一直没断，为这位长者献上一束花，以纪念那一年，他还不到五十岁的终生导师，并为他写上一首心灵的诗歌：
是心灵的距离，
还是——岁月的感伤？
当夕阳带走，
最后一道晚霞；
昏暗的街灯，
相视的目光——拉长。
一首不舍的情歌，
含着默默的忧伤，
在夜幕中回荡。
可记否——回忆的空间，
那剩下一抺凄凉，
看着你离去的脚步，
期盼着——你回头时的微笑，
卷走梦碎的想像，
惆怅的脚步，
疲惫，踏不碎生命的悲怆，
真想——牵起你的手，
在那片——想象的森林，
整片的落叶，
铺成接近的天堂，
在你的背影中，
缠绵的梦——
织成挥手的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