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在那天中午，迅速组成的公安分局专案组雷厉风行，在派出所所长“项鬼子”的引路下，搭乘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开进了我家门前的那条胡同。
据说，吉普车拐进胡同小道的时候，惊动了许多歇晌的人，他们尾随在吉普车的后面。因道窄车慢，有几个淘气的顽童已撵至车头前，一边跑一边张牙舞爪地叫嚷着，惹得车里面不停地响着喇叭。当车停下，见走下来的是几个身穿警服的公安时，小孩崽子立马不叫唤了，大人们也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呆呆地看着民警们急匆匆钻进了我家所住的大杂院。
我家与二大妈家相邻，住在东趟房的北头，挨着大杂院的门洞，是有一面冷山墙的两间窜糖葫芦厢房，东面是居室，西头是厨房。
我娘说，她这功夫正在厨房里涮水缸，只听门响的急，手提只水瓢就回到了居室，一看，竟是几个天兵天将般公安民警，个个如临大敌的模样盯着自己，慌得她激灵一下，一时都不会说话了，直到人家开始翻箱子倒柜，她才缓过神儿。
娘告诉我，刚开始时，抄家的人翻得很仔细、认真，箱子里的针头线脑儿、炕柜里的棉絮被套都给折腾出来了，跟过筛子式查了一遍。后来，这伙人突然住了手，撇下一个刚打开盖的柳条包就撤退了。
我挺纳闷儿，问我娘，他们怎么不翻了？
我娘不大自然笑笑，没有应声。
后来，直到有一次，我那个蛮不讲理的二姐（噢，忘了告诉诸位，我除了有两个哥哥，还有两个姐姐，并且她们排行是老大、老二）和她爷们掐架，在她震天动地的叫骂声中，才道出事情的天机。
原来，在那柳条包里，藏着一条二姐出嫁前用过的月经带。偏巧，这条月经带正让专案组主事的人给拿着了，不知这主事的感到恼羞还是晦气，反正他扔下月经带就带人撤了，终止了这一场注定毫无收获的行动。
不过，有此一说，我二姐也似乎更加底气十足，她理直气壮地骂她爷们：“老娘咋的？老娘就是厉害！一条月经带可以吓跑一群警察。”
别看我傻，我心里明镜着，这只不过是我二姐快活快活嘴的牛逼话！
谁身上的虱子咬谁。
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除了我在拘留所外，大哥、二哥、我娘、我爹和接到信的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都聚齐了。
我的家人，和数以亿计撑起这个民族的普通百姓人家一样，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事迹，值得我大书特书。
我爹，一个建筑公司一个瓦工，前面说过，他就是靠摆弄水泥、砖头、砂子活着。
我娘，一个自己名字也写不出的家庭主妇，她最伟大的贡献是，莫过于为人类繁衍了几个继续在繁衍和将要继续繁衍的后代。
我大姐叫桂兰，她是纺织厂的挡车工。我大姐夫也是纺织厂的，他算个小官，在党办做秘书，是我家最有头脸的人物。
我二姐叫桂花，比我大姐小两岁，她是商店里的一个售货员。因为二姐的脸盘不如我大姐周正（其实也并非是丑陋之极，仅是眼距间有点过宽，鼻梁稍微塌点而已），她找男人时挺费劲，最后迫不得已，嫁给了推垃圾车满胡同吆喝的环卫工。
我大哥在一家军工厂里做车工，那时，他正在筹备娶媳妇呢。
我二哥还在上中学，他今年秋天毕业。
我娘说，人是都来了，就少我一个。可是，大家一听清楚事情的经过，个个都变成了藤架上吊着的闷葫芦——谁也不吭声。会抽烟的是一支接着一支，喝水的是杯不离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全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