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知道哪一块云彩会下雨，天不知道哪一个人要倒霉。
起初，大院里没有人知道三婶交了厄运，因为正赶上是冬季，天冷，她出出进进，都往脸上捂一个大口罩，谁也看不见口罩里面的脸蛋。
后来，天热了，小草都绿了，三婶脸上的口罩也遮不住了。于是，她白白脸蛋上秘密终于在天下。
二大妈“到的去”，她看见脸上被“画墨儿”的三婶，便不由自主地凑上前去，关注地问道：“呦！咋搞地他三婶，眼眶子这么靑？”
隔了三、五天，三婶眼眶上的靑淤是没了，可是，她的脸又肿胀起来。
我娘也忍不住好奇，叫住三婶，问她：“他三婶过来，让我瞧瞧你的脸，这细皮女敕肉的肿得这么厉害？”
面对人们接二连三的探询，会演戏的三婶表现得十分平静，她旁若无事地回答道：“唉，没有睡好觉，一时头晕碰门框上了。”
而对于我娘这样的问题，三婶会做出一脸无知状，她故作惊讶说：“谁知道是咋回事，睡觉前还好好的，一觉醒来这脸就胖了，这可不是吃肉长的，可能是让风给潲着了。”
俗话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
时间一久，三婶的小伤小灾还是接连不断，旧痕未愈，新疤又添，这难免让人们私下里犯嘀咕。
我娘对我爹说：“憨弟爹，她三婶的头晕病也忒厉害了，不是撞门框就是摔在地上，是不是得什么怪病啦！”
我爹挑一眼我娘，他不屑一顾说：“你那老花眼咋那么尖儿，我咋就没看见他三婶摔倒一回呢？”
我接话说：“三婶的眼睛亮得跟一汪水似地，我看她不会撞门框上，更不会摔倒在马路上，说不定是……。”
我爹和我娘还未等我的话说完，他们异口同声骂道——
“小猴崽子，滚一边去！”
我滚一边去啦。
我走上街头。在道路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宽阔的长街上，一支连绵不断的*队伍正在通过。长长的队伍就像一条长龙，既望不见头，也看不见尾。
在队伍中，有身着蓝色工作服的产业工人，有头戴白帽胸系白围裙的纺织女工，还有一队队穿草绿色军装戴红袖标的学生，当然还有白大褂方队的医生、蓝大褂方队的售货员，总之，各行各业都齐聚一堂。每支方队都高举横幅，踩着步点，不断地高呼“革命”口号，一支方队的口号声刚落，另一支方队的口号声便响起，此起彼伏，声浪不绝。
忽然，路远处传来了一阵阵高音喇叭的尖叫声，随着声音的逐渐增大，一辆安装了两个大喇叭的吉普车露了头。跟在吉普车的后面，是由数十辆“解放”牌卡车组成的车队，沿着*队伍的一侧缓缓驶过。每辆卡车上，都有几个全副“武装”者押着一、二个五花大绑的人，他们头戴着圆锥似高帽，脖子上吊着一个大牌子，个个跟上法场的囚徒一般。
最后一辆卡车驶过时，我身旁的一个小女孩突然高声叫道：“快看啊！这车上押着俩个阿姨。”
我一抬眼，那车上果然是俩个女人。和前面被押着的人不同，她们没有戴高帽，也没有被五花大绑，胸前还少了一块大牌子。但是，该挂牌子的那个位置上也没有闲着，取而代之的是一双来回晃荡的“解放”牌黄胶鞋。
我心里蓦然一颤，不知咋地，我突然想起了三婶。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天是一九六八年春天中的某一天。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队伍早走尽了，围观的人们也悄悄回家了，只剩下我默默地站在街旁。
天黑了，起风了。一股疾风刮过，从路旁钻天杨树上扫下来几片女敕绿的叶子，轻轻飘落在地上。
我心里知道，我突然想起了三婶，不是由于卡车上押着的是俩个女人，也不是由于悬挂在她们胸前的那两只破了洞的黄胶鞋，而是那俩个女人头上居然没有一根发丝，犹如从前慈恩寺里面的尼姑一样……
我黯然伤泣。我担心有一天，三婶也会被人剪掉她那一头瀑布般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