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肉人民生活的嘲讽，但实际上也是对于利的一种讥讽。
因为，古代商人是从事经济的，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品、商人与利就联系在了一起，成了被人们鄙视的对象，就如同，一些人对于*是骂为婊子一样，但是骂的人有时还津津乐道地与*耍乐一个道理。
这一些特定的中国古代文化，都是阻碍了中国城市文化难以真正抬头的原因。
尽管，我们有过很著名的城市，尽管这一些城市也创造了我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精华，但是，在农民的眼光里面，一直是不入流的，要不然，**怎么会不发出首先夺取城市的号令呢？
余秋雨先生说：“中国历史上很难举得出一些真正的城市思想家。读古希腊，罗马文献，看到那些政治家、思想家一开口就朗声朗气地呼唤：‘雅典城的公民们！’‘罗马城的公民们！’在中国古代就缺少这种呼唤声。”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化，一是压抑了中国古代的商品文化的地位，二是，中国古代文化，一直号召人们要独尊儒术，要夹起尾巴做人，中国古代文化中，既不可能培养出那一些扬眉吐气的农民，也不可能培养出扬眉吐气的官僚，只有皇帝可以对天抬起头看几眼，有时候还要战战兢兢地诚惶诚恐地祭天，乞求神灵卫护。在这种鄙视城市文化的氛围中，怎么可能出现城市思想家呢？一般的思想家，都被剪除掉，象明朝的李贽，思想稍微冒了一点头，马上就被抓起来，害死。
这是中国古老城市的脆弱的原因。
城市尽管是脆弱的，但是，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们与农村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文化的发达和信息的相对通畅。
“在农业社会里人们都归之于千篇一律的生产命题，因此虽然分散却思维同一；城市正相反，近在咫尺却生态各异，紧密汇集却纷纭多元。这种多元汇聚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需要，使城市生活变得琳琅满目；这种多元汇聚还会造成不同信息的快速沟通，使城市人成为视野开阔，思维敏捷、选择机会繁多的一群；这种多元汇聚更形成一种价值比照，使城市人对生活的质量、人生的取向、社会的走势、政局的安危产生了一种远远高于农村流散状态的比较和判断。这样一来，城市人成了中国社会中十分违背传统教化原则的人文群落，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统治者来说，都觉得不好对付。”
“城市意识，也几乎成了异端邪说，尤其是到了中国近代，列强的武力和国际文明同时进入沿海都市之后，城市意识里又自然而然地融化进国际价值坐标和现代商业原则，更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农业文明所难以容忍的了。”
（《脆弱的都城》）
这里也揭示了中国农村的农耕文明与中国城市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有时候并不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得到消弭，有时候却变得越来越对立。
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有时候在农村具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势力。从而对城市文化构成了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消融性。
余秋雨先生觉得，在中国现代史上，乃至当代史上，两种文明的搏斗越来越激烈。上个世纪发生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及近来出现的按照农村的村落重新组织城市的居民社区，都是对城市的剥蚀，是农村传统文明对城市文明的反击。
也许余秋雨先生会说，这是不是**这一位领袖具有的农民意识以及封建文化思想太重的缘故呢？当然，**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在他的意识中，他是农民的代表，是从农村开始革命，最后夺取了城市，成了紫禁城里面的统治者，是农耕文明对城市文明的斗争的胜利，他也许从来就瞧不起城市文明！
所以，在晚年，他老人家一直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因为，他希望他的革命的后代也继承自己的衣钵，成为中国的农民革命者，其实改革开放者*虽然创导了改革，与西方城市经济的接轨，但是，他一直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许，他也会说，我是中国农民的儿子。
因此，余秋雨说：城市，还有被销蚀的可能。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
当今的世界，已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遇，也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模式中，带来了世界城市化的呼声，农村城市化，而不是城市农村化，是引导中国城市文明走向新的天地的一个值得人们庆幸的信号。
也许，在这种崭新的世界文明到来的时候，中国的城市文明以及城市文化构架会彻底消弭农村对城市的剥蚀。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城市的文化构架才真正能够建立。
苏东坡突围
最近，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再次来到了扬州，出席了“智者·赢天下——奥迪A8L高端论坛”，他再次声称，要将自己过去的作品在今年做一次重新的改写。认为自己在四十多岁的年轻时候写的文章，比较幼稚，很多文章都是不应该感动的地方乱感动，不应该激动的地方瞎激动。所以要用中年的心态去修改这一些作品。
实际上，作为余秋雨这样的学者，不满足自己已经拥有的声誉，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