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氛围……做不出多少事情来。”
“于是，一群杰出的教育家先后找到了两难之间的一块空间。有没有可能让几位名家牵头，避开闹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创办一些‘官办民学’的书院呢？书院办在山上，包含着学术文化的传递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种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但又必须是名山，使这些书院显示出自身的重要性，与风水相接，与名师相称，在超逸之中追求着社会的知名度与号召力。立足于民办，使书院的主体意志不是根据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据文人学士的文化逻辑来建立，教育与学术能够保持足够的自由度；但又必须获得官府援助，因为没有官府援助麻烦事甚多，要长久而大规模地办成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获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价，甚至也要接受某种控制，这就需要两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书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来参与书院的事业，又凭借着权力给予实质性的帮助。”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众多的教育实体——书院。
这样的书院很多，延续状况最好，最有名望的是湖南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作者余秋雨先生所分析的这种历史事实以及经验，可以说，在当今也被人们所借用。
比如现在全国出现的中国众多的民办学校，就是这样的一种类型。
但是，关键是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存在着竞争，而公办学校受到国家政策的更多的保护和资金的援助，所以，在这种竞争中，民办学校屡屡败下阵来，不敌公办学校。并且有的不得不关闭。
名师，名校、人数是学校成功的关键。缺少了这一些，正如作者讲的琐小、分散、少场面，就是这一些学校关闭的原因。所以建设一些具有一定大规模的教育实体，拥有自己雄厚的资金和人力以及学生，乃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千年庭院》里面，余秋雨向我们描述了岳麓书院等的美好境界：“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
这样的一个民办的实体，靠什么经济力量来支撑的呢？除了官府以外，主要是靠学田的收入，
“所谓学田，是指学院的田庄。政府官员想表示对书院的重视，就拨些土地下来，有钱人家想资助书院，往往也这么做，而很少直接赠送银两。书院有了这些田，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即便是改朝换代，货币贬值，也不太怕了。学田租给人家种，有田租可收，一时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让死钱变活钱。”
我们说，这就好象如今的民办教育实体，除了依靠政府的政策帮助以外，那么就是依靠自己的收费来养活学校。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民办教育，乃是学习了我国古代书院制度的一些做法。
这一点，也同于许多外国的著名的大学，他们往往依靠国家的政策扶持，并且依靠财团的经济实力的帮助（这一点，与书院不同），外国的大学，他们可以充分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让学校的一切发明创作，投入到工厂、科研企业以及一切经济实体，从而取得巨额的回报。如申请专利以后的科技成果的转让、出售等，他们还依靠已经毕业的学生与学校建立永久的联系，并畅通这种联系，为学校带来无限的资源（既有资金，也有名声），从而让学校成为巨大的无形资产，享受着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科学也是文化的一个品类）。
而政府却是不干涉学校的事务，学校的治学的独立性得到充分的保证。
我们再来看岳麓书院的管理模式。
在《千年的庭院》里面介绍了相关的情况：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所谓山长，就是“在道德学问、管理能力、社会背景、朝野声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想好生管住一座书院，以及满山的春花秋叶、夏风冬月，管住一个独立的世界。”
在编制上，“除山长外，还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监院、首事、斋长、堂长、管干等教学行政管理人员，还要有相当数量的厨子、门夫、堂夫、斋夫、更夫、藏书楼看守、碑亭看守等勤杂工役。”
当然，能够使岳麓书院能够延绵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人格力量的贯注。”它“对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来说，这种力量便是一种灵魂。”
余秋雨在《千年的庭院》里面说到这里的教学，“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让学生“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
也许作者在*期间，看见了不少学生，搞打、砸、抢，后来演变成儿子出卖父母，丈夫出卖妻子，或者学生出卖老师等等这种行径，感到是有悖于文明，有悖于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中国流传数千年的那种“温、良、恭、俭、让”的淳朴的民风，是丧失了一个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度。因此，他来到岳麓书院里面来寻找的就是这种失传很久的教育文化的精髓。
在《千年庭院》里面，作者花了不少笔墨，除了向我们描述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的教育教学的精髓以外，还向我们讲述了两位教育家——张栻、朱熹的教育经历。
这也许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在岳麓书院里面进行文化传承的真正教育家的风范。
朱熹比张栻大三岁，特别是朱熹，我们都知道流传于世的《朱子家训》，他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当时的著名诗人辛弃疾称赞他是“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的大学问家。朱子把教育看成是“恢复人性、改变素质的根本途径，”“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两人多次在岳麓书院会讲，这种风尚使余秋雨先生十分景仰以及身体力行地效仿，他不仅来岳麓书院讲学，而且到全国各地进行游历以及讲学，足迹跨出了国门，这种风气也带动了全国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效仿。比如，在中央电视台开办《百家讲坛》也是属于这种的形式的一种变式。尽管这不是以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