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肇端的一种对于教育的游历讲学。
作为朱熹这样的一位追求道德和教育完美的学者、学问家，他的思想有时候也不免与世俗以及国家政府之间形成了某种摩擦，乃至冲突。
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苏东坡。
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们攻击为“不学无术，欺世盗名，携门人而妄自推尊，实为乱人之首，宜摈斥勿用之人。”还有人讲他怎么怎么干苟且之事，好象是道德的伪君子。
在《苏东坡突围》里面，李定是一个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他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如出一辙。
为什么这样呢？尽管“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斡旋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但是，“朝廷对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教育始终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时会真心诚意地褒奖、赏赐、题匾，有时又会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会有智力过高的知识分子‘学术偏颇，志行邪伪’、‘倡其邪说，广收无赖’，最终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由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书院立即拆去’的事情。”
这种政府与教育之间的猜忌，往往绵延数千年不绝。
尽管，在当时的朝廷里面，有大哲学家叶适出来为朱熹说话（两人间不是一个学派，互相间观点甚至还很对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学术品格），在皇帝面前大声斥责那些诬陷朱熹的高官们“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才使朱熹还有可能到长沙来做官兴学。
（见《千年庭院》），然而，他的讲学，依然被朝廷某些人宣判为“伪学”，后来遭致他被免职，学生被逮捕。更加难以相信的是，“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作者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
实际上，一个正直的教育家，在那种黑暗的封建时代，必然要遭到世俗的充满弯曲的人生的诬陷！
这一点类似于苏东坡遭遇，也是一种平庸文化对杰出文化的摧残。
中国有一句成语，很能说明这个道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毁之。”
朱熹在在世的时候，一直被认为是伪学的奠基人，他的程朱理学，一直是受到当时的官府的批判！这不能不说明，中国古代的教育文化中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种种不协调和冲突。
朱熹的遭遇，比孔子很逊色。当孔子在世的时候，他的学生可以在诸侯各国游历，甚至做官，但是朱熹则没有这种好的待遇，他的学生被流放，被杀害，这种遭遇确实是令人发指的。
朱熹本是传承孔子学问的孔、孟之道的大学问家。
在儒家没有获得独一无二的地位的时候，孔子的学生，可以周游历国，但是，当孔、孟之道成为统治思想的时候，朱熹的学生连同自己却受到了如此非人待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文化中的一出尴尬戏！这种结果确实发人深思。
实际上讲，孔、孟之道在封建时代，只能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治国之术，而不是治国之道！
所以，余秋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这样说：“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象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对于这个目的所能达到的程度，又不能期望过高。”
“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也许历史的阴影，与他自身的遭遇，在他的心灵中投下了浓重的印记。
我国古代的教育文化，实在不是一种轻松而又愉悦的事业。
面对*对于文化和教育的一种骚乱，他想从中反思出什么，但是给予作者的确实是一种迷乱以及无奈和感到自身力量的不足。
也许与作者自身的灵魂深处的一些复杂因素难以分开。他只能仰望着岳麓书院，通过对于这一座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教育文化建筑，给予无限的景仰。
因为，毕竟，如今的中国教育，还在迷茫中探索。
所以，他认为是一种做着文化传代的游戏。但是看不到结局。
今天，他将目光投向了外域，能够在世界的教育文化舞台上寻找到自己的光明和希望吗？
也许，他已经找到了，所以，他要修改自己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