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见中华书局1985年10月北京第九次印刷版《史记》3260页）这两个人与大臣一起上朝，这种地位，是在历次王朝中罕见的。也许后来只有清朝红顶商人胡雪岩与之相媲美。可能是秦朝秦始皇的父亲吕不韦是商人的缘故吧。
山西商人因袭古风，他们的社会地位定位是：第一是经商，第二是务农，第三是行伍，第四是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疏的朱批）。
第三，目光远大。
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商人都是目光短浅之辈，他们是惟利是图，看见蝇头小利也不放过。
但是，在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中，他列出了这样的事实。
“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策、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的商队组建起来，光‘大盛魁’的商队就拴有骆驼十万头，这是何等的眼光！”
“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他们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理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
这种大手笔，大谋略和大决断，岂是泛泛人所能做到的！
第四，讲究信义。
我们都讲，为人要讲信义，人无信不立。在汉字中，“人”与“言”构成“信”。这延续到今天，也许就是人说话要算数，否则难以为人。而商业的竞争，尤其如此，不能以为商业中充满的欺诈和虚伪，实则上那只是小打小敲，小作坊的所为，平生就干一笔生意，骗他一次就金盆洗手了！但是真正的商家，乃是儒商，有着中国深厚文化积淀的商业文化。徽商文化讲诚信天下，不要以为是书生之见，迂腐之论，真正在生意场上长盛不衰的乃是诚信义士！
在余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中，讲道：“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模模的个人冒险。……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构成一种商业大气候。”让人感动的是，“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一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这种行为，在我们一般人眼里，真是混球表现，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些山西商人，他具有了很大的财富，具有了海阔的胸襟，他就不计较了。我们从商号的建筑模样上的这种大气与磅礴，难道不能发现吗？如果是小家碧玉，恐怕是另一番模样了！有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仁厚，这种人脉关系，可以说为山西商人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天地。
“众所周知，……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了不得的事情。”
现在人们讲商道，商业也有道，而不是术，这种道，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这种仁厚与互助，就是这种充满了开拓视野的胸怀，就是这种确定无疑的信义。为什么，我们看到不少商家家里的牌位上供着关公呢？不要因为，他是山西人，当然，山西商业的发展，也许与这一位传说中的信义之士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第五，严于管理。
如今的企业发展讲究管理学，不要以为这是从日本进口的，因为管理就是一个日语词汇。
但是，从山西商人的发展运营来看，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也离不开这种细致的管理。
不过，大环境并没有要求他们做出怎么样的细密管理，相反，却是显得很松散。
“山西商人最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约束。”
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按理说，按照一般思维，这种外部环境的松散，必定造成商业的没落。但是结果，并不如此。
我们也可以，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显得那么繁荣和昌盛，涌现了那么多的思想家中领悟到，也许这之间有着共通之处。
在商业的发展上，山西人做得很聪明，面对如此宽松的环境，他们如鱼得水，“面对如许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的放纵习气，而是加紧制订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至多得利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
“在内部机制上，改变了一般的雇佣关系，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发现总经理有积肥私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颐指气使；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数目不小的高级职员与财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相关、情同一家；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进一步制定分号向总号和其他分号的报帐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汇款、省亲规则……”
所以说，外部宽松的环境，内部严格的管理，当然也是富有人情味的，使山西商人的商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这种外松内紧的商业运营给今天的商业发展也具有着很大的启发。
我们国家现在许多大的城市，开始在这方面有所建树，这就是所讲的筑巢引凤机制。巢，就是商业运营的外部环境。城市为企业开创适合于他们发展的商业文化，让这一些鱼儿能够自由游泳。
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把凤引来了，越多越好，因为，商家在这里住得越多，越有利于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相关行业也会如滚雪团似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个城市的发展还要说吗？而我们过去有许多地方则不是这样，来了凤，先拔毛。结果，凤还没有下蛋，就吓得飞走了，这其实是一种短视行为！
从山西商业的发展的几个要素，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山西商人依靠着这一些商业人格，创造了他们的辉煌。
但是也由于自身的素质，以及中国古代（旧时代）的商人所共有的人格缺陷以及人性弱点，使得他们在山西建起的商业大厦，陷于崩塌。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分析了这个大厦的崩塌有着这样的一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