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由于自身的农民意识所构成的一种人格缺陷。
我们在前面讲到中国城市文化在过去的窘迫的境遇时，就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农耕文化对于城市的剥蚀。
实际上，山西商人所陷入的困境，依然也是由于这个方面的因素。
“他们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的群落。”不错，在全国所有省当中，也只有这个省的人们对于商业如此看重，而其他省则将商业依然视为末流。
“他们敢作敢为，却也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
“他们的出发地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能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是他们可追慕的唯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逐步走到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作为。”
我们经常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农民起义最后功败垂成，往往就是由于农民军内部发生了内斗。如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内斗，就是将太平天国事业送上了断头台。再比如，我们也可以这样认识*，**主席与**的斗争，包括与彭德怀的斗争，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农民自身的狭隘几乎将中国革命事业送入绝境，这依然是一种农民意识在思想战线的反应。我们在今天，也曾经看到，在不少城市，有许多企业创业者，开始的时候，都能够含辛茹苦，勒紧裤带，一起创业，但是当他们所经营的企业有了一定规模的时候，有的再也难以向更深层次发展，有的则形成了内部的矛盾，以至冲突，所以将本来创建的事业，又推向了覆没。这种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或者讲就是经济创业）都是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的包围之中。难以找到更广阔的出路。
作者向我们讲了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与第一副经理毛鸿翙之间的冲突、内斗的故事，让人感叹不已。
这两个人都是那么的才华横溢、都是那么的具有领袖才能。但是最后却陷入了内斗之中，上演了诸如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故事翻版。最后是两败俱伤，使本来很红火的日升昌票号里面陷于危机四伏，风雨飘摇，最后则如同是一现的昙花，风光不再，面临了崩溃的结局。
这是从企业自身的人的角度，来透视山西商业的败落的原因。
不过，这也不能是唯一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则是外部的环境变化，对他们形成的冲击和毁灭。
这一点，好象历史上无数次王朝的兴废所带来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化的毁灭一样（主要是建筑物以及财富的损坏），我们看到，历史中的阿房宫毁于项羽的记载，就已经感到这种农民起义和王朝革命对于物质文化的破坏。我们常想，如果不是历次战火烧毁了那么多的文化古建筑，皇家宫殿，我们的国土上不知要屹立起多少雄伟的建筑，我们的祖国文化宝库中也许会积聚着更多的宝藏。
作者说：“一切社会改革的举动，都以保护而不是破坏这种本能为好，否则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又算是什么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在激动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存方式是否真正进步，却很少有人问津。”
山西的商业的衰落，也是有着同于农民起义一样所受到的外部冲击原因。
一个是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山西分布在全国的商业票号的扫荡，后来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庚子赔款以及辛亥革命对于山西商业的重创，这种一方面由于农民战争对于物质的劫掠式的破坏，一方面来自外国侵略势力（战争）对于这种中国商业的扫荡，使得山西的商业已经百孔千疮。再加上政府银行的组建，国际商业的渗透，沿海市场的膨胀，等等，这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等方面的影响，加上自身的缺陷，使得山西商业终于走向了衰落。
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商业文化在旧时代所经受的曲折经历。
从根本上来讲，一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对于中国商业经济文化的一种剥蚀乃至包围和切割。一种是在外来文化进入的时候，两者不能及时的对接，因而被其所消灭。
内外的交错进攻，使中国山西的商业文化饱受着内忧外患的折磨，最后终于败落。
归根结底地说，是中国商业文化还不够成熟。
从中国古代的文人精神家园到寻找人类文明的归属
在《文化苦旅》中的《寂寞天柱山》中，我们曾经探询过作者在文中抒发的一种中国古代文人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属的地方——这就是家园的思想。而在《乡关何处》作者则通过对自己故乡——余姚，以及故乡的人物风貌、历史名胜、人类文明遗踪的追述，来寻找自己民族以及人类文明的“乡关情结”。从古代文人到民族以及人类的家园和故乡，这使作者的对于人类文化源头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加深远和宽广的领域。
一个人到一定年龄，总要去回顾自己的人生的足迹，这个里面，有时候，经常回想起自己儿时的一切，有人说，这是不是人的精神面貌的衰老呢？心理上的一种疲惫呢？
也许是吧。余秋雨先生在《乡关何处》一文中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的故乡以及自己的幼时的生活，也许是在寻找自己的祖源和人生轨迹的最初。
人生，一般是一种漂泊，作者这样认为。
他从李白的经历，得出了这样的看法。
李白是我国唐代的著名诗人，他出生在遥远的碎叶城，但是，他一直没有能够再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是在中原大地，从乡野到朝廷，从朝廷到山水间，漂流着自己的身影。
作者认为，这是李白“一生要努力使自己处于‘置身异乡’的体验之中，所以成了一个不停步的流浪者”（日本学者松浦友久观点）
这种在遥远处怀念故乡的“乡关情结”是不是一种虚伪呢？还是因为诗人的一种特殊的心理。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在远处怀念自己的故乡，有时候，这种情感十分迫切、急切，但是，当自己回到故乡的时候，往往经过几分钟的激动，马上就感到了一种重新的厌倦。而远没有在遥远处对故乡的这种情怀显得那么的纯真与热切和深厚。
这是不是李白的一种心理的解释呢？
“红豆生难过，春来发几支？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对人们的一种男女之情的渲染，这何尝不是一种对故乡情怀的刻画。当然，正如这样的两句所道白的，人们往往对于故乡的这种深重的情怀，有时候却是“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感受。也许这正是道出了李白等诗人乡关情怀中的真切心理。
要不然，他怎么没有千方百计回去看一看呢？
难道仅仅是路途遥远吗？有时候，近在咫尺，但是却是感到故乡是那么遥远，而深在遥远的国度，却又感到是近在咫尺呢！
这就是一种特殊的乡关情怀的展示。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自己的童年距离得遥远了。
但实际上，这个童年，何尝不是自己心理上的故乡，是自己人生的出发点呢？
所以，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经常回忆自己的童年，实际上难道不是回忆自己的故乡吗？在余秋雨先生的《乡关何处》里面，谈到了冰心女士的文章《我的故乡在哪里》，讲到她这个九十四岁高龄的老作家，经常在自己的梦境中回忆自己的故乡。
“她在梦中每次遇到要回家的场合，回的总是少女时代的那个家。一个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圈子终于回到了原地，白发老人与天真少女融成了一体。”（《乡关何处》）
不独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有这样的感受，无论是自己怎么年长，现在的故乡，怎么样的变化，但是自己回忆的依然是充满古藤青树，茅草瓦舍的旧屋，依然是自己最原始的故乡。这种乡关情结，成了梦萦环绕的挥之不去的一种难舍！
按照正常推理，“冰心老人在梦中完全应该回到成年后的安家的任何一个门庭，不管它在哪座城市”。但是，不是。
这种乡关情结是不是代表了人类本身的一种固有的情感呢？
作者余秋雨先生，他的故乡在浙江余姚。
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故乡情结呢？
他永远忘不了自己在故乡吃的霉干菜，永远忘不了，自己在故乡吃的杨梅。永远忘不了，自己在上林湖边“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侧腰低头，把碎片向水面平甩过去，看它能跳几下。”
然而更让作者忘记不了的则是自己初来上海时，自己怎么样一口余姚话，后来终于学会了上海话，但是，弥足珍贵的是，在他与那些进行对话的大家学者的语言中，他感到惊喜的是，那一些说着故乡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