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对于前面两种，也许有着很多的朋友，但是对于高层次的朋友，也就是那种称得上“廉颇与蔺相如”式的朋友，以及“钟子期与俞伯牙”、“*与恩格斯”那样具有非同一般的极高境界的朋友，可能终身都找不到。要不然，人们常常这样感叹干什么呢：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因为人世间，芸芸众生，大千世界。
各人的修养、旨趣等等千差万别，要想使得两个人在个性上以及爱好上，乃至精神境界上完全投合，到那种天衣无缝的地步，确实是少之又少的。
世间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们又怎么能够要求具有完全相同的旨趣的人呢。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寻找不到那种“俞伯牙与钟子期”式的朋友与友谊而拒绝一般性的朋友。
在世间，往往给予自己帮助的也许正是这一些平常不过的朋友。
所谓曲高和寡，阳春白雪各有所遇。
在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中，他说：“友情的崩坍，重于功业的成败，险过敌人的逼近。”（同上）
这里，作者涉及到了对于友情的危险的论题。
是惧怕友情的破灭对于自己人生的重大的影响。实际上确实是将友情放大到了一种很高的地步。
也许正是由于作者对于朋友的期望以及投入的过多，最后收获的果实甚少，甚至无所收获造成的。
他在文章中引用了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文字：“我有时候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额前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么？——不至于此罢？”对于柔石的认识，他说：“我想，只要他们固守的友情不侵害人类的基本原则，这样的人基本上都可进入‘君子’的范畴。”
“倒过来，另有一些人，把友情看作是小事一桩，甚至公然表明自己如何为了某个目的而不得不糟践朋友，我真为他们可惜，因为他们不知道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他们在世俗人心中的形象就永远难于修复了。”
对于朋友，我们一般这样看的。
一是具有共同利益，具有共同的目标，以及共同的理想的人。
这样的人经常会成为朋友。当然也有例外，那一些不是具有共同的利益，甚至共同的目标以及理想的，也会成为朋友。
即使从目标、利益以及理想的角度上看，也有精神境界的差异以及品行修养的悬殊。
有时候具有共同利益以及目标的人往往因为精神境界以及品行的差异，最后相处得不如没有共同利益以及目标的人，有时候甚至成为敌人。这样的例子是常有的。过去以及现在，在许多利益集团里面发生的内讧就是这样写照。
所以说，共同的利益，不一定就保证是唯一造就朋友的温床。而不同的利益就一定会树立敌人。
关键是取决于精神境界的高下与旨趣的悬殊。
在现在国际舞台上，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家，他们虽然是敌手，也就是利益集团的对手，但是，在私下里，却成了真正的朋友。
他们往往不是钦佩对方的国家大小，以及利益的众寡，而是因为对方的人品使自己折服。
比如，我们国家过去的一位领导人去世，能够让联合国为之降半旗，让世界大小不同的国家的人为之落泪。这就是很好的写照。
余秋雨说：“一切真正成功了的政治人物一定会在友谊上下大功夫，否则，他们不可能吸引那么多人手提生命跟着他们奋斗。但是，他们果真在友情上如此丰盈吗？远远未必。不少政治人物一旦失势，在友情上往往特别荒凉。但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深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把他们一生的功绩大部分抵消。有的政治人物在处置友情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动权，但越是这样越容易失去友情的平等本质，他们握在手上时松时紧、时冷时热的友情缆绳，其实已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友情。”
实际上，我们觉得，真正成功了的政治家，并不拒绝真正的友情。
所谓真正成功的政治家，我们这样理解，就是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成为了国家的领导者。或者是在某一个行政领域，拥有了丰硕的政治权利以及政治地位，还有就是自己的道德以及政治理论得到了人们的称颂以及效仿。
这样的人是不是就一定属于真正成功了呢？不，它只是一个元素。真正成功的政治家，除了这一些因素以外，还必须具备以下因素：就是在自己的品德上、思想上受到了人们的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