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电影史上的著名女影星阮玲玉的故事。一个是作者家乡的一位女青年在边疆受到他人诽谤，使她采取用枪报复的手段而杀人的事情。还有一位就是日本著名导演伊丹十三自杀的故事。
在作者看来，这三位都是属于好人范畴，但是，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自杀这一条路呢？
一般来说，每一个人都会爱惜他自己的生命。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自己让自己失去生命。
因为，这里通到一个薄如纸帛，而在一些人看来是重于生命的东西——这就是名誉。
在人的一生之中，有一些人视生命重于名誉，而有些人视名誉重于生命。
我们有一些人，因为经历了生活的千辛万苦，或者是经历了生活的无穷的折磨，他们已经对于自己的名誉不那么在乎了，这一些人，往往有时候被人们斥责为无耻。而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生命记录上有了那么一点点斑点，便以自己生命为代价，去清洗这一些“污点”。这一些是一种具有极度尊严感的人。
一般来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女人重视名誉重于男性。
这里有心理的承受能力以及女性特有的自尊。
在一个讲究人性，以及尊崇他人人格的社会里面，一般来说，个人的名誉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在一些文明的社会，颁布了《名誉保护法》，就是对于那一些专门从事或者故意诽谤他人的人绳之以法，来保护公民的正当的名誉权。
当然在作者余秋雨所写的文章里面谈到的主人公阮玲玉生活的时代，还没有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所以，阮玲玉最后只能以自杀来维护自己的名誉和生命清白。
那么，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制造了这一种强大的诽谤力量呢？
“逼迫好人自杀的一定是邪恶，但好人既然连死都不怕，为什么要去怕邪恶？可见还有一种比邪恶更为恐怖的东西横亘其间。”（《霜冷长河》）
那么比邪恶更为恐怖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
它能让好人不得不将刀剑举向自己的头颅。
阮玲玉的遗言是“人言可畏”“我不死不能明我冤”。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阮玲玉的悲剧发生呢？
我们经常归结于那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那个时代葬送了她。
但是，作者余秋雨举的第二个例子则对这个论断予以了否定。
因为作者家乡的女青年是在一九七八年在边疆农场受到了严重毁谤。所以，结果她“在一次射击训练中把枪口指向了毁谤者”。
因为，这个时候“我国还没有建立反毁谤机制”。
难道说仅仅是因为这个因素造成的吗？
也许人们会说，这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人员的素质低下造成的，或者是因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特殊的丑陋性造成的。
但是发生在日本导演伊丹十三的结局则无疑是有力地否定了这一点。
“他与妻子宫本信子拍摄的电影强烈地抨击时弊，揭露黑社会，并号召人们与之斗争，因此引起黑社会各暴力团伙的刻骨仇恨”
各种威胁对于这一对夫妇都没有奏效以后，这一些黑社会势力，便采取了一种极其下着的说法，捏造了他伊丹十三与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样一举将伊丹十三名声搞臭了。
为了给自己的名誉以及妻子的名誉辩白清楚，伊丹十三，便选择了自杀的手段。
其实，伊丹十三的自杀与上面提到了阮玲玉和新疆女青年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为这已经涉及到一种政治势力以及黑暗团伙的利益问题。
这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名誉问题了。
这就是作者讲到的一种比邪恶更恐怖的力量！
邪恶只是出现于个体，而恐怖则是群体，而比恐怖更为邪恶的力量属于什么呢？
就是一种非人道的制度！
名誉是什么？名誉是怎么来的？名誉有什么益处？我们前面已经做过简要的说明。
余秋雨说：“名誉是对个人品行的社会性反馈”。
实际上，如果仅仅这样定义，还不够完整。因为，一个人的名誉还会通到其声望，它的取得，除了品行以外，正如前面什么所讲的，还与所有者的个人对于社会做出的贡献，以及他自身所拥有的能力、学术以及才能等等有关，通到个人的诸多方面的造诣。这一些因素，构成了名誉的诸多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