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毕竟他的话确实如同一剂良药在洗涤着人们心灵的污垢，给予人们内心的温暖和安抚。
这就是健康文化的力量，人们说，正义有时候战胜不了邪恶，但是人们在心里总是呼唤正义，因为，谁也不愿意生活在邪恶之中，邪恶毕竟让人们有一种压抑感和犯罪感。而良知毕竟迎合了人类的内心中存在的善。尽管人类有时候是被恶主宰的。
所以，有时候，在外在的世界，邪恶战胜了正义的时候，但是人们的内心确实深受着邪恶的煎熬。而在期望着正义，实际上，这种对于正义的向往，就说明在心灵中，正义已经战胜了邪恶。
所以，莫里的《相约星期二》为什么会在中国曾经风传一时，就是这样的原因。
毕竟，他以自身的心灵的力量在向世人布施着一种纯净心灵的良药，人们怎么能不去聆听呢？
文化中的善，毕竟是具有着不可藐视的力量。
余秋雨先生也说：“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声。课，每人自己慢慢去听。”
人生演绎到最后的死亡阶段，也许，让人最觉得有意义的就是莫里的这种对于自己人生和对于世界的态度。
余秋雨会这样认为。这就是他关于人生的思考。也是中国文化中对于人生文化的思考。
我记得曾经写过一篇论述人的素质的文章，题目为《论素质教育的新关系》，其中将中国人中存在的一系列毛病的原因，归咎于自身的素质不高，而素质的低劣，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书读得不多，文化层次不高。
将素质与文化联系到了一起。
某种程度上，文化决定了素质。
其实，素质是具有多方面的，而文化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
素质落实到一个人的身上，有天赋的素质，诸如其人体力的素质，大脑智慧的素质，以及其他自然能力所具有的素质，也有社会属性所赋予的素质，诸如品德的素质，文化的素质等等。
现在谈论文化的问题。
我们已经论述了余秋雨的一系列散文，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以及当今文化所具有的文化意识，和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但是，这里看了余秋雨的文章《绑匪的字条》，不禁使人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高智商犯罪问题。即文化的异化问题。
人类在没有识字以前是属于洪荒时代，那时侯人们是处于淳朴无知的状态，思想纯净，志虑单纯。后来有了文字的发明出现，神话意义中的传说称，当年仓颉造字的时候，天地昏暗，鬼哭狼嚎。后来又有“人生识字糊涂始”的说法。这好象是讲了人类文明的出现，没有给人带来福音，相反却给人带来了罪恶和恐惧似的。这与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中宣传的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相类似，亚当与夏娃因为在伊甸园里面偷吃了智慧果，所以才懂得了人间的羞耻和罪恶。所以才有了世间的是是非非。
文明越高，罪恶越深。（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文字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化也是这样，好象是一柄双刃剑，它能造福于人类，也能够给人类带来伤害。
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前行。
用这一句话来形容文化的消极作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绑匪的字条》所说的故事很简单，是指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留下了一个犯罪的痕迹——字条，使这宗陈年旧案最终告破。
字条很简单：“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这是罪犯向受害者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
最终，因为这个字条，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罪犯泄露了马脚，而被绳之以法。
这件事让作者余秋雨联想到文化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