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养父白德江和生父吕东，那会儿都在长安大学，一个教书，一个念书。当时，全国大专院校师生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积极投身整风运动。报纸、广播、大会、小会再三宣传：热诚欢迎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清除月兑离群众、月兑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良作风和自满情绪，改进作风，调动一切力量，搞好国家建设。我养父的老师顾教授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了。他在会上说：党对科学教育的领导，可以从政治思想和计划管理等方面来领导，不能管得太宽泛太具体，事无巨细。啥都管，啥都想管，啥都管不好。尤其是肃反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近乎残酷。他说他的一些朋友在敌伪时期坐过牢、受过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大义凛然，腰板儿直直的，可在“肃反”运动中无辜被整。就这一下，他们好像抽掉了脊梁骨，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腰来了。他们的心在流血，伤心哪，伤透了心。学生批斗，朋友不理，也就罢了。最残酷的是精神折磨，他们屈辱的活着，他们违心的教学。太过分了！他们要尊严，做人的尊严。顾教授质问：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很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他们是本学科的专家，这样的损失绝对不正常。国家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缺少了有生力量，谁能够替代他们的工作？这种损失说补上就能补上吗？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医生没有了，好的护士没有了。新中国建设需要他们啊！他说：“肃反”时，高校提出了个百分之五的控制比例。如果你这一百人的单位里只有两个反革命分子，你就得再找三个补上；如果有二十个反革命分子，那就从二十个里面挑出五个来，只要完成指标就算完事。这咋能不乱？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无辜受到伤害，终身不忘。这个问题应当有个交待。现实是，共产党把他们狠狠地打了一巴掌，然后扬长而去，像没事人似的。他们心上的伤口没愈合，现在又要他们说真话，可能吗？有些人言不由衷，看人脸色，不敢说真话，他们是一肚子冤屈，一朝被蛇咬，千年怕井绳啊！他们怕再遭不幸。这回“整风”，一定得订出个制度来。没有好的制度不行。用制度来约束，用制度来说话。他还对舆论监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党号召我们谦虚谨慎，独立思考，报纸、广播却教育人民夜郎自大。报道国内，报喜不报忧；报道境外，报忧不报喜。这就失去了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没有啥好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到头来，弄得人民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所以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材料。还有，解放以后的思想改造不能不说没有作用，但不能夸大，不能拔高，不能用思想改造搞思想恐怖，搞言论管制。要和风细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能压制，不能让知识分子噤若寒蝉。顾教授声如洪钟，随手扔了个重磅炸弹，校园炸了锅。支持的，反对的，观望的，都有。学校党委急忙向上级汇报情况，按上级精神，学校采用先纵后抑、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组织全校展开把整风运动继续引向深入的大辩论。辩论发言。记录整理。编发简讯。上传下达。
我养父从农村走出来，他的生命容下了黄土地，容下了长安大学，容下了老师传授的知识，容下了老师的人格，容下了老师的气节，容下了老师敢说真话的精神，却容不下他自己。他从老师身上寻找着自己，追寻着理想，梦想着未来。他的思想飞出老远，飞出去又折了回来，等到思想飞出去再也折不回来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他的肉身跑哪儿去了。他还以为人家真是诚心诚意叫人提意见呢，却想不到人家是引蛇出洞逗着玩儿呢。洞多得很，蛇多不多，人家一下弄不清，所以得引。想引蛇出洞蛇还不一定会出来呢。一把诱饵撒出去，有的蛇便出洞了。一旦出洞，就会被人家一把抓住，抓个正着。即便不是蛇，是条蚯蚓，捏到人家手心里，也当成了蛇。风来发去，他分不清风向，弄不清风有玄机。他明白自己的出身不是时代最先进的出身，也意识不到命运会跟谁连在一起。他一门心思扑到教学研究上，不想浪费时间，耗费精力，参加跟专业不相干的事情。系里黑板报忽然冒出来一篇骂他的文章，骂他是恶霸地主的儿子，骂他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骂他为反动学术权威摇鹅毛扇。他懵了，还没察觉刀在哪儿呢，有人就向他开刀了。没过两天，学校“反右”办公室专干通知，晚上开他的批斗会。他参加过不少批斗会，可那都是批斗别人的，他没想到批斗会会轮到自己头上。也不知道谁发明的批斗会，会一开，一种群情激昂的声势便扑将过来。批斗者，义愤填膺，慷慨陈辞；被斗者，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你要是想张嘴理论，群众代表一个箭步蹿上来，直击面门，叫你门牙吞进肚里自己跟自己理论。批斗会成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利器，成了革命队伍中的家常便饭，今儿你斗人，明儿人斗你，到头来无一幸免，谁都逃不月兑。这也许是一种革命威慑手段，在这种威慑之下，可以诬人，也可以自诬。在革命名义下，良知在诬人和自诬中被彻底清洗，不耻于泯灭良知，便会被泯灭良知的人击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