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7月4日，康有为率领改良派在朝廷上当面指责刘飞扬“大权独揽”。要求刘飞扬把掌握的朝内外的要职和军权分出。
而同时，满人闻讯纷纷而动，载沣等面奏光绪皇帝，攻讦刘飞扬“心存匠测，若不早为抑制，满人势力必不能保全”。
光绪虽然有些心动，但是他在经过一次戊戌政变后，在政治上成熟了很多。此时，刘飞扬掌握了朝中的多数要职，而且军队几乎为他所把持，所以要反对他，不得不考虑他可能像慈禧一样再来一次政变。因此，光绪对此事小心谨慎。
7月13日，光绪在乾清宫召开御前会议，他想在这次会议上对刘飞扬的权力进行一些限制，并而收回一些权力。
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顽固势力，此时都认为刘飞扬是一个单纯的官僚，认为他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在官制改革中，他时而赞成改革，时而反对一些改革，他的政治主张在此时显得非常矛盾。
在此次乾清宫的御前会议上，原先光绪是准备以立宪来限制刘飞扬。但是会议一开始，改良派和顽固势力还没对刘飞扬发起攻击，两派就吵起来了。
主张立宪缓行的顽固势力的大臣们并不是对西方宪政一无所知，更不要说瞿鸿禨和载沣等人，他们对宪政的理解程度可能大大超出改良派的料想。
当御前会议就是否把立宪作为基本国策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们理解到宪政并非空中楼阁，要求政府注重宪政前的准备工作，不主张立即大幅度进行整治改革。而此时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林锐等人则主张立宪工作应立即着手。
顽固势力却立即旗帜鲜明的指出，现在的内阁并非是西方意义上的内阁，要建就要建立议会监督下的内阁，如果无法立即建立，就应该保持现状，使内阁成为皇帝的一个辅助机构。
英国是议会内阁制的发源国。但是其内阁体制也不是一蹴而就实现的。英国内阁首相在位时间最长的出现在18世纪，名叫罗伯特?沃波尔，也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首相。当年，乔治一世移居伦敦并开始统治英国，但由于他不懂英语，无法与各级官员包括自己的顾问们直接沟通，于是选中了沃波尔，给了他“首相”之名。从1721～1742年，沃波尔在任时间长达20年零314天。如果用当今的政治观点来看，这是一位**的首相。
沃波尔曾因贪污罪，被投入伦敦塔监狱。但是由于在处理轰动一时的“南海泡沫”事件中，挽救了南海公司，使之免于彻底破产，因而得到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热烈赞扬和支持，使他名声大噪。
沃波尔任第一财政大臣时，不但政府的各项活动须有大量财源作为基础，而且在议会议员选举及议会活动时，也贿赂公行。有了大量金钱，就可以操纵议员的选举和影响议会的活动，从而通过议会来达到政治目的。因而，沃波尔掌握了财政权，就等于掌握了国家的政治命脉，掌握了一笔用以政治活动的“秘密服务资金”。在讨论或执行政策的时候，各大臣往往唯他的马首是瞻。
其它君主立宪制的各个大国的崛起都经历了官制的改革过程，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生硬地对他国体制的照搬。英、德、俄等国都先后走上了自己的强国之路，但是各国的政治体制迥异。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首相**阶段。
作为一个东方古老的国家，要想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完全符合西方意义的议会内阁制，无异于痴人说梦。官制改革需要经历探索期和过渡期，这个过程不可跨越。
但是，改良派想超越这个阶段，使中国的改革一蹴而就，这就使它和顽固势力的矛盾难以调和。两派在光绪的面前，忘了不问朝政的刘飞扬，而对是否立即立宪争执不下。
此时，顽固势力对于改良派在改革中的种种失误，作为攻击的目标，认为改良派并为做好立宪的准备。
比如在官制改革中，改良派缺乏通盘周密的筹划。
在1900年底，政务处奏请将漕运总督改为江淮巡抚，以漕运总督原驻地方为行省，江宁布政使所属江淮杨徐四府及通海两直隶州，全归其管理。那时候的理由是：江北地方辽阔，宜设重镇，因为漕运全停，漕运总督的设置已经没有必要，因此建议改设巡抚。朝廷立即批准，上谕称：“著即改为江淮巡抚，以符名实而资治理。”
3个月之后，朝廷又下上谕，命令裁撤刚刚设立的江淮巡抚，上谕这样说道：政务处奏复会议苏淮分立行省一折，苏淮分省，于治理既多不便，著即毋庸分设。江淮巡抚，即行裁撤。所有江淮镇总兵，著改为江北提督，以资震摄。
客观说，如果据此一味批评改良派朝令夕改也有失公允，这种“出尔反尔”情况的出现也反映了改良派变革之心的急切，并且在各国的政体改革中出现这样的事情也不算罕见，但是整个社会的躁动已经无法让人冷静看待这一系列行政上的失误。
如果是在承平年代，这不过是一个失误的个案，但是在此时，它更加严重地损害了改良派主持改革的应有形象，使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和对改良派行政能力的信任大打折扣。
这样的时代特点要求改良派具有更加高超的行政艺术，处在危机中的改良派很难把握好分寸。
再比如裁汰冗员问题。早在1900年6月，朝廷就发出上谕要求中央各部堂、地方督抚“破除情面，认真厘剔，奏明裁并，以节虚糜而昭核实”。
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是每一个处在变革中的政府都不得不妥善处理的问题。但是改良派所面临的情况又更为复杂。
数月之后，政务处又奏请“免裁各省员缺”。如果仅把问题看到这一层，则不免把复杂问题看得太过简单，政务处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是“以为毕业生升途”。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将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个庞大的游离群体，这个知识群体本是传统朝庭的坚定合作者，而作为中央层，不可能不考虑对这个群体的安置，而与此同时大量从新式学堂中走出来的毕业生也需要妥善的安置。
后来表明这两个群体都背离了当局，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人的背离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比君主立宪更为崇高的政治理想，而是急变的体制不能很好地把他们吸纳进体制内部。
报纸的批评如期而至：“裁汰官缺，为近我国一大政，举国皆属耳目。不料忽有此反讦之举也！······夫国家近者亟亟于派游学、兴学堂，岂不知学生为国家将来之所恃赖者”，本该“高其位置重用之，以收其成效，而乃仅择一在可淘汰之员缺以位置之”，“未免轻视学生”。
舆论再次证明，帝国的人民已经渐渐失去耐心和理性·····
加之帝国上空一直弥漫着党争的阴云，这道裂缝将越发不可弥补。
第二百一十二章立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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