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任重道远
京城。
萧宸一个人坐在房中，桌上放着一台电脑，他正在电脑面前时快时慢地敲着键盘。
此刻的萧宸，正在写着这次调研之后的心得体会，在此之后，他还要整理这份心得体会，写成论文作为本次进修的结业作业。
对比何仇在宿豫的做法，联系自己在朗柳的措施，萧宸想到的是人治和法治在当今华夏究竟如何平衡，法治是不是能够取代或者大部取代人治，成为社会和政治意识主流思想。
但他的结论是悲观的。华夏的法治化进程，很难走得那么快。且不说如今中央愿不愿走大步子，即便愿意，敢不敢走？即便敢，能不能走？都很难说。
萧宸想起前教育部某位副部长在前阶段接受采访时说：“华夏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像解决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事情，下边根本就不听嘛，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还说别的吗？”
这位前副部长所说的只是教育工作的一个方面，中央政令不通的表现还有很多。比如，国家出台了很多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规定，甚至采取了问责手段和组织手段，还关闭了许多民营矿井，企图禁止“带血的GDP”，但挡不住视经济利益为第一的企业的违规生产，也挡不住包括国营企业在内的违规生产导致的安全事故。
而萧宸更知道，再过几年，中央会发现现在很能拉动GDP的房地产逐渐成为一个大麻烦，从而一直强调要控制房价过快增长，稳定经济发展形势。但地方政府仍然我行我素，恣意妄为，拼命炒作房价，枉顾民生。有的城市房价离奇地日涨两千、三千、四千，地王频现，叹为观止。为达此目的，甚至不惜与黑社会狼狈为奸，野蛮拆迁，酿成一桩桩血案。
除此之外，大建楼堂馆所，公款出国旅游，超标准购买公务用车，公款吃喝等，没有一样不是屡禁不止的。
现在人们听到“政令不出中南海”还觉得颇为惊讶，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不仅“政令不出中南海“这句话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与此相对应，人们也看惯了“冤屈不出县区乡”这样的政治现实。许多人有冤无处申，正义无从显，“张X开胸验肺”让人目瞪口呆，“唐X**维权”接二连三，“孙X断指自证清白”亦非孤例。“唐X”、“孙X”、“张X”要想获得公平和正义，就必须以牺牲生命、残害身体作为代价。一出窦娥冤可流传千古，而“唐X”、“孙X”、“张X”事件之惨烈、之出离人伦道德却转眼泯然尘土，迅速走出公众视线，为何？原因很简单，窦娥冤在那个时代是少见多怪，仅此一列，所以让人惊心动魄、代代相传；“唐X”、“孙X”、“张X”在这个时代是多见不怪，此起彼伏，审“怪”疲劳，审“奇”疲劳，诸多“唐X”事件的效果便不免只是让人一惊一乍之后波伏水清。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在公众的潜意识里，早已经习以为常地认为，下一个，下下一个，再下下一个，在等着他们的关注呢！
到那个时候，这个社会，从其物质内容说，这确实是一个人类的社会，一个承载13亿人口的国家。可是从其制度精神道德层面上说，在某些地方它已经退化到丛林的社会，很难看到基于精神道德的规则而建立的规范，以及一个民众可以放心依赖的、公正地保证这些规范得以实现的公共强制力量，这个力量我们称之为政府。虽然这个政府存在，可是民众直接面对的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不仅不能保证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反而成为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侵犯者。有的利益集团则利用政府的支持，明目张胆地掠夺、抢劫公民财富，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公众能够指望这样的政府站出来主持正义，提供保护吗？
萧宸心底里一直认为，华夏目前最大的危机并不是什么亚洲金融危机，也不是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引起的外部力量实施围堵的危机，而是一些地方政治衰败的危机，是无政府的危机，是政府“苛政猛于虎”的危机。这就是这片“神奇的土地”之所以“神奇”的奥秘所在。“苛政猛于虎”的语出者孔子在今天为什么大行其道，一个重要原因是孔子在这个时代是以一个批判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孔子政治学说的最大特色就是施仁政、复周礼。他要求统治者和政府施行仁政，建立像周时代那样良好的政治秩序。
不堪的现实引导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统治者为什么能统治，被统治者为什么要服从？答案是：“保护——服从”。统治者为什么能统治，是因为统治者为被统治者提供保护；被统治者为什么愿意服从，是因为他们能够从统治者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保护，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能够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联系孔子的主张，那就是“保护”提供“仁政”，“服从”产生“复礼”，因此生成政治秩序。无论中外，这是建构一套政治秩序的基本契约。虽然这个契约并没有明示，但在客观的历史发展中是显然存在的。在“保护——服从”的契约中，违约者往往是统治者，所谓“官逼民反”是也。统治者不能提供保护了，苛捐杂税了，苛政如虎了，使被统治者不能安居乐业了，被统治者就没有服从的义务了，所以就暴动、就起义、就造反、就革命。
“如果这样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推翻其在华夏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摘自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毛选》第二卷第275页）——**的话言犹在耳，我们的一些党政干部的恶劣表现却已然让人不得不联想起这句话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危险境地？是中央的权威和民众的权利已然同时塌陷！
萧宸终于停止了不断的敲打，却转而拿起旁边的纸笔，写下了两行字：“民权救济威权，威权支援民权”。
人民争取各项权利的依据主要是中央通过的法律和政策，人民的权利得到伸张，他们伸张权利所依据的中央的法律和法律就能得到遵循；中央的法律和政策得到良好的遵循，中央的权威不就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来了吗？中央的政令不就在这个过程中畅通了吗？反过来，当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和部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央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民众的正当要求。人们会看到，中央政府通过一次次案例似的冲突解决，通过这种案例似解决的示范作用，通过对于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合理利益的打压，人民的权利得到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得到强化，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你到底是为人民说话，还是为党说话？”——这个不好笑的笑话也曾经深深地刺痛萧宸，尤其是在这一世，让他格外担忧。然而，调研心得写出来的今天，他终于可以轻松地睡上一觉了。
因为，其实中央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