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着名的汉学家夏志清教授，在他本人其所着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了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该书为张爱玲辟出专章，以超出许多大师级作家的篇幅，详细介绍张爱玲的身世与作品，指陈她所描写人性的深度以及想象的繁复丰富等特色，称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这一评价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特别在台湾骤然大起。当时张爱玲已悄悄地来到台湾，为写张学良察看张学良的住宿外景和收集张学良的一手资料而做着准备。
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在张爱玲的出名上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不会有张爱玲后来所享有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功绩，也大大提高了夏志清在评论界的声望。现在回忆起来，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达，这是一种“双赢”的“买卖”。
这突然使我想起舆论力量的强大，它是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我记得看过一本书的记载描述：100多年前，世人对大哲学家“尼采”的发现和张爱玲是一样的相似。尼采1844年10月生于德国，直到1887年都在痛苦的呐喊：“我需要被发现，需要爱。”1888年春天，当尼采频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之时，他终于被“发现”了。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首次演讲了尼采的哲学，高度赞扬，赞美他的哲学。使尼采在当时的哲学界有了一席之地，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着一席之地。
尼采的命运的改变是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给他的，而张爱玲的命运的改变是美国的汉学家夏志清给他的。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伯乐”，又有多少“骏马”的美誉佳谈。数不胜数
夏志清借以提高张爱玲的声誉而提高自己汉学家的地位，随着自己的声望的提高，随着自己权威地位的确立，他对张爱玲的评价也就更加经典化了。张爱玲与他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经常通信往来。他也竭尽所能的在生活上给于张爱玲以援助。在张爱玲的人生史上，他是一个要大书特书的重要人物。是改变张爱玲人生轨迹的重中之重的人物。
60年代初，在这“张热”的强劲热风中，特别是有这位美国的汉学家教授高度评价中，全国的“炒作”日益升级。什么研讨会，什么发布会，什么座谈会等等接踵而来。“张热”之风传遍全国乃至安徽。当时我在安徽读小学。也算记忆犹新吧。（当时的“炒作”风与现在的“炒作”方式差不多）
由于家庭的影响，爸爸是学史学的，小小的我也感受到这股强劲的“热风”，并对里面的一些争议也留下了一些片断记忆。也惊讶尽管自己小小年纪，早早的受到了这场“热风”的熏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引发了终身的兴趣。研究，了解，探索，追随，直至痴迷几十年。（研究谈不上，热爱罢了）
说到在安徽的文学界，“张学”的研究者们扑风捉影出版了不少有关的张爱玲的出生。有地有名有追溯得描述着张爱玲的“家族史”。
这种张爱玲是安徽人的描述，我想并不是张爱玲家族本身的需要，而是一块地域的父母官的感情上的需要。就像当年的湖南人的腰杆，比全国的老百姓的腰杆挺得都要直些。湖南人出得气，比全国老百姓出得气都要粗些。湖南人说话得嗓门，比全国老百姓说话的嗓门要大得多，响得多，亮得多。这是一种情结，是一种人性的情结。不可抹煞的人性情结。就像我们在奥运会拿了100只金牌，那我们国家在世界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大家都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结！！！也就像姚明，刘翔给了上海人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情结。（有幸近日，一次碰到上海人和安徽人吵架，不知事由，只知安徽人的嗓门确实大些，腰杆也直很多，大出气的说着：搞没搞错，国家领导人有一半以上是我们安徽人。我窃笑还真有这不可抹煞的情结。）
60年代初，安徽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书籍有根有据的记载着张爱玲是安徽合肥人。（安徽的合肥市是安徽省会，也是我的老家。）这些记载不久就得到了推翻。只不过原来张爱玲的三妈妈（重要角色，安徽人）与一段故事有牵连而让我们盲目的兴奋了一把。尽管是短暂的兴奋过：哦，一代才女是我们安徽人。短暂的兴奋也让我们的安徽父母官“过了把瘾”，让我这臭黄毛丫头好生炫耀过一番。其影响力就像现在我们安徽人的兴奋和当年湖南人的兴奋一样。风水轮流转，我们的家乡也出了皇帝。走到哪儿腰杆也直些，气也粗些，嗓门也更大些。
说起张爱玲的籍贯，很多人搞不清楚，认为会是江南的某个省，更多的人认定她的祖籍是安徽人，有的干脆就斩钉截铁地说，是安徽合肥人。其实都不是。张爱玲的祖籍河北，她身上有着1/4的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血液，当然，如果把后天的影响也算进去的话，这个比例只怕还要大些。只不过她家的保姆全都是安徽合肥人，张爱玲小时候是一个叫何干的安徽保姆带大的，（安徽的方言‘干‘,指的是女佣和保姆，如张干，李干，王干等统统指保姆。）就张爱玲的口音也是跟着保姆，带有着浓厚的安徽口音，连普通话都带着安徽尾音。这使后来的人们猜测她是安徽人是有理由的。家族和很亲近的亲友也不予多言，因为他们是一代名臣李鸿章的后代。在当时李鸿章的罪名是卖国贼。在追溯到前几代的保姆全都是清一色的安徽人的特定家境里，说张爱玲是安徽人也就不奇怪了。后来“张学”们把安徽人的一说，追查，追溯，追踪，挖掘到极致，也给了“张迷”们一个满意的交待。使张爱玲带有安徽的色彩在我的追踪之下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安徽合肥人的来由和原形是张爱玲的三妈妈的故事。她们已经被张爱玲艺术再创造，都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又走到文学的前台。
这个故事说的是李鸿章的第三代的李国熊，因天生的残废（软骨症），又其貌不扬，不易娶到门当户对的官家女子，便找来了一个安徽的乡下姑娘，收了房，以后，生了一子一女。张爱玲便叫她“三妈妈”。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金锁记》里曹七巧的角色。她从农村来，进了官府后，仆人如云。在张爱玲的笔下，描写着这乡下姑娘是怎样演变成富家太太的印象实在是栩栩如生，惊悚而深刻。这就是抹上挥之不去的安徽情结的缘由。这个经过张爱玲的精心塑造的“三妈妈”，早已不是什么“三妈妈”了，而是一个远比“三妈妈”更加具有历史内涵和典型意义的人物，这个人物比原形更“高”一筹。据张爱玲的回忆录记载，在李鸿章时代她家的保姆都是安徽人。有了这位演变成太太的安徽人，更使安徽乡情浓上加浓。这个解释使我得到情结上的释放。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波“张热”风潮中，其实国内并没有怎么“拥张而谈”。张爱玲并非是一个时尚人物，她的文字和意境甚至苍凉。毋庸讳言，张爱玲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汉奸，后来她又写过对社会有政治偏见的作品，这些问题在那时还不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还不宽容的社会环境中，这不是她的优势，另外我当时还有朦朦胧胧的一种感觉，当时大凡与台湾有牵连的人恐怕更不会占到优势，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有人把“张热”归之于“炒作”的结果，我们不相信谁有如此的力量。在我痴痴的迷恋上张爱玲以后，带着这个问题阅读了大量的张爱玲的作品。
记得当时我还问过爸爸几个幼稚的问题：
1.去台湾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张爱玲如此受追捧。
2.张爱玲是资产阶级小姐为什么如此之“张热”。
3.张爱玲的丈夫是汉奸为什么不批判，张爱玲不打倒。
4.张爱玲为什么在台湾要写反对自己国家的作品。
爸爸说:“奇迹往往就是这样，你又为什么这么迷恋张爱玲？这么喜欢看她的作品？”“茅和盾是人类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爸爸的回答一针见血的阐明“茅与盾”它们永久的矛盾。世人无法揭示茅与盾的秘密关系。
当时我大概也是属于在“张迷”的队列中，是因为多少获得了一些令其兴奋的阅读经验，而使我们在她的作品里有所流连，有所忘返。
用张爱玲的话来催熟我幼稚的心灵，用张爱玲的话来回答我幼稚的问题，用张爱玲的话来结束我的这篇为什么“热风”狂吹张爱玲吧：
“时代的车轰轰的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衡，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有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