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父母离婚后，张爱玲便有了两个家。一个妈妈和姑姑的家，（姑姑张茂渊不满哥哥的行径，也搬出去与妈妈同住。）一个就是父亲的家。这两个家就是张爱玲的两个“极乐世界”
妈妈的家——她们买了一辆白色的小汽车，用了一个白俄司机，还雇了一个法国厨师，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满屋子都是新式的西洋家具，窗明几亮，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奢华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明朗而可爱的宾客，无论在精神上物资上都打着进步文明的标志。张爱玲第一次去母亲的家里看到漂亮的瓷砖、煤气炉子，非常的高兴，觉得可以安慰了，对于她，精神上的善与物资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像当时一般大家庭中的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张爱玲很干脆地像拜火教的波斯人那样把世界强行分成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
父亲的家——既然母亲那边是好的，父亲这一边的自然属于不好的。虽然有时候也因为和它们混合着一起长大而喜欢：喜欢充斥着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堆着、乱摊着大叠小报，章回小说，这是随意居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听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教弟弟子静坐八股文的老先生还有日暮西山一般的父亲及父亲寂寞的气息。然而父亲的屋子里仿佛永远是下午，没有希望的下午，越来越接近黑暗的下午，人坐在里面坐久了便会感觉一直地沉下去，沉下去，直到天塌地陷。
两个家，仿佛两个世界。然而张爱玲一样地喜欢。
母亲离婚走后，这个家里又恢复了在天津时期的状态：花园、洋房、狗、一对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还有两个不快乐的孩子——只有与从前不同的是，已经懂事了的两个孩子，在母亲离去之后始终郁郁寡欢。
事实上，这个家里孩子也只剩了一个，因为小瑛子已经在黄氏小学住读了，一个星期一次，家里的司机去把她接回来。因此弟弟子静每星期只和姐姐有一天的时间相聚，其他时间，他都是独自一个人面对私塾里的老先生。没有了姐姐的活泼，私塾里的气氛格外沉闷，子静常常闷得打瞌睡，再不然就装病不上课。
觉得闷得还不止子静一个人，张廷重的苦闷更是无以复加。在他看来，这次丢脸的离婚事件等于宣告他被一个女子抛弃了。女人！张廷重的传统观念里女人还只是男人的附庸，是像影子一样若隐若现地追随在丈夫（或者父亲和儿子）身边无足轻重的东西。而现在，他被一个女人甩了！因为他爱她，所以这次离婚对张廷重的打击是致命的。
他没有想到报复，这个，我们可以解释成厚道，也可以解释成懦弱和窝囊，恐怕还是后一种解释更为合理。他需要加倍的麻木，抽鸦片已经不够劲了，他开始扎吗啡。他雇用了一个男仆专门为他装大烟、扎吗啡、伺候他吸毒。他的身体和精神日趋衰弱，情况很快就变得糟糕起来，在鸦片和吗啡的双重刺激下，张廷重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离死已经很近了，神志也开始混乱了。
那是1931年夏天的一个雨天，大雨滂沱，檐前挂下的雨串有牛筋绳那样粗，张廷重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着一块白毛巾，两脚泡在水盆里，两目直视，喃喃自语，没人听得见他在说什么。家里的佣人、弟弟、正放暑假在家的小瑛子全吓坏了，他们一时不知如何处理。
后来佣人去姑姑家里叫来了姑姑，姑姑果断地做出决定：送张廷重再次入院戒毒治疗。姑姑请了上海中西疗养院一位名叫莱姆伯特的人为张廷重主治，他采用注射盐水针剂的方法，据说这样可以冲洗病人体内的吗啡毒素。同时，还用电疗按摩手足，促进血液循环，以使手足功能恢复正常。
这样治了3个月，张廷重才逐渐恢复，康复出院，并且从此戒除了吗啡毒瘾，只是抽了多年的鸦片仍然戒不掉，继续抽着，继续过起他懒洋洋、灰扑扑的生活，鸦片又陪他度过了20年的光阴，直到实在抽不起了，才极不情愿地戒掉。
张爱玲曾经说过：“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最可怜的人。”张廷重在孩子们和别人的印象中是个可厌的人，身上的种种恶习，靠着祖上遗产碌碌度日，没有本事的遗少，社会的食利者，被妻子看轻，为孩子憎恶。其实，在他的内心他是可怜的，可厌只是社会的变化加诸给他不得已的头衔。他不是坏人，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他娶的太太能够跟着他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的少女乃女乃，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不进取。他不能靠自己的本领养家，可自尊心又限制着他，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独自儿生气勃勃地往前走去，宁可大家都没有进步，也得拖在一起守在老旧的巢窝里。妻子又不是他可以左右的妻子，她感染了五四自由民主独立的新空气，她不能忍受和他一起囚死。张廷重知道妻子不满意他，不满意这个包办的婚姻，可是他是爱她的，爱这个美丽敏感独立的女人，不幸就是抓不住她
父母虽然离婚了，可是在父母共同的关注培养下，张爱玲从小就显示出对文艺的敏锐感受力、领悟力和超乎与同龄人的笔墨驾驭力。张爱玲是个文学天才，而文学往往是清高的、忧伤的、悲苦的；而且父母之间不融洽的感情状况使她不可能像同龄的孩子那样得到更多的关爱与呵护，可是，小的时候，她是一个活跃、伶俐、聪慧外加一点别出心裁的女孩。在现实生活和感情发展的领域里，张爱玲并没有因为少爱、因为文艺的熏染而变得孤寂悒郁，因为大家庭、家族众多的人事、丰富的故事大大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在这里有太多的生活内容与乐趣可以寻找。
回想起来，父母的两个世界、两个家都是张爱玲所爱的
在幼儿时期直到张爱玲的青少年时期，父亲和母亲唯一的共同点是对文学的爱好，给张爱玲生命中唯一肯定的、一贯的、持续的存在着的东西，也是父亲与母亲的这一共同点成为她一生唯一的支柱、快乐的源泉、父母共同赞同的行动与一致。
张爱玲3岁母亲就教她认汉字，每天下午认了汉字就吃两块绿豆糕，3岁也便能背唐诗，摇摇晃晃地立在祖辈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融江犹唱*花”，直到老祖辈的老泪纵横。亲戚们都知道张家的这个孩子有诗书天赋，因此一力地逗她引她，张爱玲确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所以更加喜欢舞文弄墨。张爱玲7岁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遇到笔画复杂的字，便常常跑去问一个厨子。8岁的时候就已经谙熟《西游记》了。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各种题材的文学创作，载着各式文艺思潮，如百舸争流般遍布中国报刊。上海，更是各种文艺荟萃之地。这里，新文学与旧小说并生，革命文学与“礼拜六派”共存。既有西式文明引进下生发的各种新社团、新剧团、新影业，又有前清遗老热衷的梨园。文士墨客、学者报人、在文化气象极度开放的大上海各显其能，各尽其才。的确，许多文艺界的名流，都是从这里走向了自己的事业的高峰。
张爱玲的少年时代恰好得到这种特殊的文化滋养。虽然她正年轻，涉猎还不太全面，但那繁杂浩瀚的新文学各色报纸、期刊、画报，也使张爱玲受益匪浅。这一半应归功于她的母亲。这位留过洋的新女性，对于新的事物历来敏感又敢于品尝。从国外一回上海就订阅购买各种刊物，如《小说月报》、《文学季刊》、《西风》、《良友画报》等等，其中最喜欢的是《小说月报》和《良友画报》。
有一次，《小说月报》上登有老舍的长篇小说《二马》，张爱玲的母亲爱不释手，甚至上抽水马桶也捧着看。一面看一面忍不住笑，还将精彩片段朗朗读出声来，深为老舍的幽默天才所倾倒。因为母亲到过英国，《二马》是老舍在国外写的旅外华人的故事。虽然这部小说不比老舍的其他小说如《离婚》、《火车》等更好，但是张爱玲对之印象极深，全是因了母亲的推崇。母亲亦不管小爱玲听不听，只是兀自将精彩章节念出来，小爱玲靠在门框上，随着母亲的笑而笑，因为此时在她的心目中，凡是母亲喜欢的，必是好的。一直到成人，老舍的作品中张爱玲还是最喜欢《二马》，因为它承载着那么多美好的记忆。也还是一直到成人，张爱玲与母亲那暖融融的母女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再努力也是找不回来的。
母亲也喜欢读外国文学。还在天津家中就有英国通俗作家毛姆的小说、戏剧家萧伯纳的剧本等外国名著。而在父亲的书屋里，除《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名著外，更多的是《歇浦潮》、《人心大变》、《醒世姻缘》等通俗的近代小说、旧体小说。更有一部《胡适文存》，很使小爱玲和她的弟弟喜欢。两人争着看，还是小爱玲性情温和，让给弟弟先看。但是父亲更多的是看章回小说，通俗小报，花边文学。就在父母离婚后，在父亲的家里，而且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张爱玲的周围皆是父亲爱看的小说及通俗小报。
在这样的氛围里，张爱玲最喜欢读《红楼梦》，深为大家族中那熙攘的悲欢人生所吸引，那里面的生命的热闹与凄凉和生存的奇俏与冷酷，令她每读每有新解，每解必有新意。她也喜欢读章回小说、通俗小说中人物生活写得具体而实在，那里面都是有质感的，可以触模到的，能够贴己的亲切。读后有一种可触的喜悦。而对于母亲灌输的西方教育以及上海文坛新文学的浪漫与新奇，她又充满了新鲜与好奇。她也本能地感觉出来这是一种趋势，未来将是这样发展的。于是，对旧文化铺排的依恋和对新文明鲜活的向往，张爱玲视如营养汲汲而取，全盘接受。
这种熏陶、这种文化的修养、是象征着文明的精神愉悦
这一段是张爱玲成就自身修养的重要时期。她如鱼得水般在各个艺术领域汲取营养，并仔细捕捉其中的感受。也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开始学写文章、接受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在父亲的家里，她闻到的鸦片香也会觉得心安，在鸦片的烟雾中浸婬得久了，深入精髓，文笔里便也流出一股异艳的冷香。她爱用色彩浓厚的字眼，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而不惜堆彻词藻，以引起感官的刺激。这一点也有些像父亲，带着些奢侈放纵的意味。她如一条会变色的热带花纹鱼，游进哪一种有色的领域，便会同这个领域里的色泽相融，并在游出时奇特地带出多种颜色来
跟着父亲，她很看了许多京剧，《四郎探母》、《得意缘》、《龙凤呈祥》、《玉堂春》、《乌盆记》父亲讲给她听，什么是“云板”，什么是“响板”,什么是“新剧”、什么是“旧剧”，《戏剧月刊》给“四大名旦”排座次，天资、扮相、嗓音、字眼、唱腔、台容、身段、台步、表情、武艺，缺一不可，还即得会新剧也要会旧剧，既要听京剧也要听昆剧，连品格都考察在内，张廷重一边翻着画报，一边对那些名旦评头论足，张爱玲站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得意处，忍不住便笑起来。
戏剧、章回小说、古体诗，都是她这时期的爱好。一边读着《红楼梦》，一边便开始“香菱学诗”起来——“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蛩，三尺剑，六钧弓，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张爱玲爱极了那些秀丽端整的对仗，一口气写了三首七绝，给父亲看了，也受父亲的夸奖。
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她和父亲的关系有点相依为命，父女俩一道出去看戏、买点心，回到家里便谈论那些戏或者小说。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对于张爱玲来说就像阿里巴巴的宝藏，她时不时地会溜进去淘宝。《红楼梦》、《海上花列传》、《水浒传》、《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还有张恨水的长篇小说，都是她从父亲的书房里一本本拖出来读的。每每同父亲讨论那些小说的优劣，张廷重总是很细心地听着，并帮她分析辟理，也是一种别致的天伦之乐。
张爱玲在父母的两个家游走着，在两个“极乐的世界”里游走着
此时的上海，正当海派文化盛行。无意间也能培育着它的代理人，几年以后，当张爱玲以作家的身份问鼎文坛时，就再也没有人能像她那样丰富而准确地演绎和深化了海派文化特色。张爱玲和母亲谁也没有想到，小瑛子改成“ailing”后的14年，“爱玲”这个俗气的名字会红透上海文坛。而近80年的今天（1930——2009），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人热情地回忆起着个“俗气”的名字曾经带给过他们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