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天，正是上海战事初发，兵荒马乱之际，张爱玲经历了生与死的艰难选择。张爱玲逃出张家像一个初获新生的婴儿，她只有一心一意地要完成自己的夙愿，她依旧想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去，便在母亲的指导下，留在家里温习功课。
此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张爱玲一直与姑姑和母亲在一起。当张爱玲在这厢反复斟酌投靠母亲的事情时，她母亲黄逸梵未必也在那厢细细思度，这是一件突发事件导致的，在她的原本规划中没有这一环，是否要接受这个女儿，如何接受？？？
这些年来，黄逸梵过着天马行空的生活，这次还有一位异国男友随行，她很可能没有打算在中国待太久，现在为张爱玲留下，是需要一定的牺牲精神的，而为了儿女牺牲自我这种东西，比较多地体现在东方母亲的身上，这些年来竭尽全力“全盘西化”的黄逸梵，对它很是隔膜。
好在，还有一种东西不那么隔膜，那就是母性的本能和责任感，黄逸梵不是一个母性泛滥的人，但是那一点点就够了，足够让她不那么情愿更谈不上欢天喜地的，接纳女儿。何况，黄逸梵她自己的名媛淑女派头是半路出家，差强人意而已，而十七八岁的张爱玲可以从根上抓起，可以在这个女儿身上，圆满自己的心结，也不是完全没有乐趣和成就感的，从这一点说，黄逸梵又很像一个中国式的母亲了。
自然，由于张爱玲加入了母亲独立的生活，给母亲的经济增加了负担，但是母亲并没有因为经济的拮据而耽误女儿的前程。由于张爱玲的数学不够好（似乎文章写得好的人数学都不好，不知这是否是通例），黄逸梵仍旧花高价请来了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为张爱玲补习数学，补习费是每小时5美元。多么奢侈啊！张爱玲几乎用的心惊肉跳，一边补习一边忍不住要偷偷地看钟，计算着这一分钟又花掉了母亲的多少钱，并且同时也偷偷地怀疑，母亲是不是也在这样想。
黄逸梵自己没有正式上过学，一直心心念念想把张爱玲送进名校，这也是和张廷重的争端之一。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张爱玲是要被送进好的学校的。尽管黄逸梵手头不算宽裕，但她不惜血本，全力资助，准备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张爱玲后来能够到大学读书，得到更深的教育，是与母亲的辛苦培育分不开的。
从小到大，张爱玲没有感受过金钱的力量，不过现在不一样了。黄逸梵承受着经济的压力和来自男友方面的压力，对于张爱玲来说，母亲黄逸梵不再是接触很少而幻想很多的那个美丽高雅的母亲，许多现实的困扰挤迫着她，而让母亲她显露出了最平凡的一面。
因为张爱玲要交补习费，她不得不常常向母亲伸手要钱，虽然每次都能拿到钱，但在母亲不再亲切的表情面前，张爱玲倍感惶恐。她知道母亲为自己牺牲了很多，而且还在继续地牺牲着（没有她的到来，母亲或许会正式结婚）。她知道，母亲一直都在衡量着，衡量自己的牺牲是否值得。
张爱玲的生活过得极为节制，衣服很旧了还在穿。一如既往地当着“灰姑娘”。她其实是个爱漂亮的女孩子。我们还记得雪青色丝绒衣裙的故事吧，也还记得与继母一起生活的几年，都是一直捡继母的旧衣服穿。这些往事在她的心里一直都备受屈辱，就像她自己说自己的那样：“自己的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大都是自惭形秽。”但是现在，她自动克制了想穿得漂亮的念头，她不想再加重母亲的负担了。不过，要如此一来，她就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自豪或自慰，那我们就太不了解张爱玲了，敏感超乎常人的她，无时无刻不感受着衣着寒酸带来的窘境。
一次，在舅舅家吃饭，舅母见她穿得很破，就顺口说：“等哪天有空了，我翻箱子把你表姐的旧衣服拿点出来给你穿。”张爱玲的脸顿时红了。她低着头，假装专注地在吃饭。可是，滚烫的热泪却从面颊上流了下来。“不，不，舅母，我真的不需要。”清高的张爱玲不由地想起，从几时起，我竟然成了被周济的对象？！真的，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自己成了被周济的对象已经成为别人眼中不争的事实。一番好意的关怀换来张爱玲一脸的羞泪，一番好意再一次让张爱玲感到自惭形秽。
另有一次，张爱玲记得和表姐一起去逛霞飞路。20年代中期，上海已经有了东方巴黎的美誉，时装业的兴旺可想而知。一家家门面装修得漂亮的时装店，成为上海街头引人入胜的景观。霞飞路是张爱玲和表姐们常常来光顾的地方，是她们大饱眼福的时装展览馆。那里不光有带有浓郁古中国情调的旗袍，而且有来自欧洲各国的式样，有着最新最时髦的各式洋装。他们常常在这里一逛就是大半天，因为云想衣裳花想容。
女人对漂亮的衣服有这一种天生的偏爱，张爱玲更是在母亲的影响下有着浓厚的衣癖。那天逛着逛着，天上下起了小毛毛雨，因为避雨张爱玲和表姐躲到了一家流光溢彩的时装店的门廊下，透着透明的宽大的玻璃窗后面，有一个模特身穿一件柠檬黄的坦胸果臂的晚礼服，这柠檬黄的颜色让人思绪缠mian，这件柠檬黄的衣服花边满头珠翠，还缀着闪烁的亮片，香气逼人，这让张爱玲不由得痴痴地看直了眼。那是一套镶着花边与彩线的美丽的衣服，它离张爱玲竟是如此的近——就隔着一层玻璃，呵出的热气，在大玻璃上结成白色的水雾。但她离这漂亮的衣服又相距如此遥远。张爱玲想都不敢想可以得到它，自己恐怕用自己一生的时间，也无法走到那里，穿起那套衣服。
绫罗绸缎的家族辉煌，早已没入了历史，衣敞藴袍的成长却嵌入了身体。有时候，张爱玲会想起那位曾经住在遥远的飘雪北欧的写童话的安徒生老爷爷。她觉得自己就像是安徒生笔下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其实现实中有太多的东西不过是幻觉，我们觉得它们仅在咫尺，那只不过是我们的判断发生了失误，就像海市蜃楼让人判断事物一样（譬如说靓车、豪宅、完美的男朋友），并不因为我们看到它、模到它，就缩短了蜃景的距离，对我们来说，它仍然远在天边。
母亲，其实也是一个非凡的女性。大约是湖南籍的原因，母亲的性格也像辣椒一样的刚烈而执著。虽然她出身于传统世家，但在思想观念上却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极为反感。比如，在她年幼不懂事的时候，她被父母裹过小脚，但是成年后她却一直穿高跟鞋，还在国外学会了游泳，还与小姑子一起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她是一个勇敢而又有头脑的女性。1924年，她第一次出国已经28岁，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只是变卖了分给她的一些古董，也带走了一些古董。为了张爱玲的继续升学，她又从法国回到上海，还带回过一个美国男朋友，名叫维葛斯托夫。张爱玲也在母亲家见过，四十多岁，长得像年轻人一样英俊。
母亲的爱是无私的，但是母亲的处境也是左右为难的。她要资助女儿，又怀疑女儿是否能够值得她这般孤注一掷的培养。她有时不得不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只见长个，不知长没长学问的女儿。
张爱玲感受到了这种眼光。她也把她的爱、她的勇敢、她的执著埋在心里，后来，她曾在她的回忆录《童言无忌》中这样形容过她对母亲的感情：
“我一直都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张爱玲跟母亲的关系不像一般母女那样是非常亲密而无话不谈的。自出生以后，张爱玲一直没有很长时间跟母亲住在一起，也没有与她走得很近。母亲在她的心中，是一种令人心仪的生活风范的象征，是一种她所倾慕的榜样，是被神化了的。而此时，突然间走得那么近，近到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因此张爱玲也看到了母亲的平凡的一面。她雍容、大度，可是，也为手头拮据所困扰。
没有钱的感觉是这样的鲜明而具体——不至于穷困到一无所有，然而的确是拮据的、令人窘迫的。
在与母亲、姑姑同住的两年里，张爱玲重新审视了母亲，重新审视了人生，于是她发出了世界的最强音：“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她始终在受着“虱子”的困扰。但是纵观我们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也发现，在追寻张爱玲的路途上，我们常常也遇到我们自己。
在已经过去的肃杀岁月却像极热的烙铁，印在她早熟的心间，以至于她在享用生活的同时始终抹不掉心底深处的悲哀。一棵在逆境中弯弯曲曲成长的小树长大了。在还没有成型后将是如何苍劲虬曲。
1938年夏天，张爱玲参加了圣玛丽亚女校的毕业典礼。这是因战事而耽误的一次毕业典礼。张爱玲出席仪式时，国文教师汪宏声兴奋之极。由于上海的沦陷，学校已经有一年没有开课了，面对这位极有才华的女学生，一年之后又长高了许多，但她的神情还是如在校时一样的沉默与冷淡，只是比以前又多了些笃定和沉着。“少年老成”，汪宏声先生拍拍张爱玲的肩膀，鼓励她以后在文学创作上有时间还不妨多写一些。张爱玲听了，仅仅是一笑，算作应答。
毕业典礼使张爱玲重新回到中学的美好时光的美好记忆里，在这里，她成长；在这里，她勤奋；在这里，她自由；在这里，她自在；在这里，她也自惭形秽…每每回想起来都是不甘，美丽的年龄，尴尬的生活。
这时候的张爱玲最大的梦想仍是到英国去留学。“英格兰”这三个音节让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是浴室里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虽然游历过欧洲的母亲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张爱玲还是更愿意想象着明媚的英格兰的天空，伦敦大教堂的悠远的钟声，古朴的大街上缓缓地走过的英伦绅士，以及泛着微波的莱茵河的碧水……为了这个美丽的异国之梦，她下定决心，潜下心来好好复习。
母亲给张爱玲的激励和影响是具体而又实在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张爱玲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母亲给于了自己最大的培育与母亲的自我的牺牲精神。
我还是不得不说上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包括父亲张廷重也是有着和所有的、天下的父母那样、一样的有着父母心的。只是每家父母的表达爱的方式不同而已；只是每家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方式不同而已；只是每家在处理矛盾的时间、地点、心情的不同而产生的结果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