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的张爱玲发觉自己虽已是在母亲、姑姑雅致的清洁的公寓里，但已无法抵挡心灵之家的散坍，她不得不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乱世的流转之中去寻求一个安稳、温暖的所在。
这一步迈得并不轻松，迈出了父亲的家门，就意味着放弃了父亲的财产，放弃了父亲可能提供给她的平稳而不失舒适的人生道路。在张爱玲选择告别了没有志气的弟弟、告别了讨厌的后母、告别了氤氲的鸦片味、告别了冷漠的父亲、告别父亲的钱财与家产之后，张爱玲越来越发觉这条路走得并不平坦。
1938年——1939年日寇已经占领了上海，街上到处走着身穿黄色军装的异族的士兵，有身穿黄色军装的日本兵，有法租界的法国军人，有英租界的英国军人，都是穿着黄色军服的异国形形色色肤色的军人，这些各国军人在我们的领土上大摇大摆的走着。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愤恨与压抑。张爱玲在母亲的家里突然体会到了乱世无家的凄惶。一种飘泊无依的伤感悄然袭中了这个临街而立、个头高挑、面色忧郁的少女。
张爱玲觉得自己是：
“完完全全的赤果果地站在天底下了。”
这种感觉是如此地无助，张爱玲在回忆中写道：
“我恍惚又是回到了多年前，我还是只有十来岁的时候，看了戏出来，在倾盆大雨中和家里人挤散了，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我，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我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
张爱玲明白了，她不得不作为一个成人在乱世的流转之中求得一个安稳、温暖的所在，她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职业、谋生甚至婚姻等等现实的问题。既然这些问题都被母亲提出来了，她需要再做一次慎重的选择。
张爱玲其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女人，这不仅仅是说她富于感受的天才，也不仅仅是说她不愿与人交往的乖僻性格，而是说她对待自己的命运的方式。一个感觉到自己“赤果果地站在天底下了”的人，以怎样的方式同自己孤立无援的命运相抗衡，对于个人生命色彩的呈现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按理说，带着无家可归的乱世凄惶步入成人世界的张爱玲，不仅有求学的拮据，更有日后婚恋的悲酸、异国谋生的孤冷，种种难堪、种种困顿都曾加临到她的身上，但是在身后的文字世界里，她几乎没有留下关于这些个人悲哀与酸辛的只言片语，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看出她“赤果果地站在天底下了”时的恐惧的痕迹。
关于不幸，关于忧伤，张爱玲讲过很多，不过都还只是她在父亲的家或者母亲的家里的记忆，而对独立以后的酸涩，她从来都是缄口不语。所以，今天我们在张爱玲那里看到的，永远是一支乱世传奇之歌，一个飞飞扬扬的天才女子，一个遗世之人。这些是她的真实的生活，又不全是她的真实的生活。
何以如此？我认为，恰恰是生活的不得平稳，她才追求乱世的飞扬。恰恰是生命的转瞬即灭，她才追求传奇般的快乐。恰恰是生活的不完美，她才追求完美。她不是没有悲剧性的个人体验，只不过不喜言说与人罢了，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她对周遭的生活，抱有一种超然的看戏的姿态，她之创作，实际上亦是一出一出人生戏剧的上演、谢幕，演完之后，大家看了，也就完了。而于她自己，她是不愿意做戏中人的，尽管她时常出现在自己的戏中，但都是以别人的名字出现，就像上面那段“恍惚回到十来岁”的回忆，其实是她自己的心情，但她却用在《倾城之恋》里主人翁的名下写出，我又将它还原成她自己的口气，用了第一人称“我”。她想把自己最真实的内心藏在一片热热闹闹的后面。数十年来，我们看到的“张爱玲”以及她的作品内的人物都是她内心的体验、感受、呼唤、飞扬。这些感受用别人的名字体现在热热闹闹的表面，而她自己则藏在热热闹闹的背后。
张爱玲的完美主义的人生态度，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18岁以后的张爱玲，讲述给人最多的是最热爱的欢乐和飞扬的诗意，是透彻明亮的美，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也正像她自己欣赏自己会看“七月的云彩”，会听苏格兰兵吹的“风笛”，会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喜欢吃“盐水花生”，会欣赏“雨夜的霓虹灯”。在她而言，生命的欢悦与生活的美丽是孪生的姐妹，既然一个人站到了天底下，她就决意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那些心儿独立的不羁怀着梦想，期待的日子是美妙的。张爱玲这一次终于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终于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并且在日本，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的许多考生中月兑颖而出，也获得了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远东地区第一名。
但是，英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果未能成行。1939年夏，她以同样的成绩单转去香港大学求读。不久，她独自乘船去了香港，开始了她为期三年的大学生活。
另一个崭新的精彩世界将要展现在她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