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大学，张爱玲认识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炎樱。其实在本书的前几章，我对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都做了专章的介绍及描述，比如曾外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祖母李菊藕、父亲张廷重、母亲黄逸梵、姑姑张茂渊、后母孙用蕃……其实，她的这个一生的好友炎樱也应该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最有影响的人物，炎樱的重要性仅次于张爱玲的妈妈和姑姑。炎樱和张爱玲的交情是一辈子的，也是在她的好友、上海女作家苏青的友谊之前。
在香港大学的张爱玲依然是特立独行的，但是终于也交到了一个好朋友，而且是终身的好朋友。清高自诩的张爱玲会那样真诚而迅速的喜欢上炎樱，是出于欣赏——炎樱是她之外另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是另一种方式的特立独行。两个人能够成为朋友，要么性情相投，惺惺相惜；要么性情各异，相辅相成——而这两种情况，竟同时发生在她们两人的身上。
在这班同学中，有一个个子矮小的、皮肤褐黑的女孩引起了张爱玲的注意，或者说，这个女孩子也同时注意到了张爱玲，她是阿拉伯种的印度女孩，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斯里兰卡人，一个混血的锡兰人女孩，瓜子脸，丹凤眼，黑眼珠，黑头发，褐黑色的皮肤黑里透红，轮廓鲜明。炎樱有一种营养过剩的感觉，精力也过剩，有着初生婴儿般的坦荡与快活。笑容灿烂，笑声响亮，说话又快又不讲理——不讲理法。这可能与她家境富足的环境有关，这样的家庭大多都能培养出来天真、活泼、可爱、开朗的孩子。炎樱能说汉语，汉字也认得一些，不过好像不太多。她的好处在于自信；因为自信，就有了一种从容不迫的美，而这一点，恰恰是张爱玲缺少的。在文字上的自信张爱玲当然有，但是在生活中，张爱玲却往往是跌跌撞撞、手足无措。
炎樱是美丽的，炎樱的原名fatimamohideen，炎樱这个名字是张爱玲给她取的，意思是：炎炎的夏日里的一颗红樱桃。很恰当的名字。然而炎樱未必喜欢，她后来给自己改了名字“莫黛”，可张爱玲听起来说太像“麻袋”，于是又改名“貘梦”——貘是一种吃梦的动物。然而张爱玲最终觉得，都没有“炎樱”这个名字好听。听着有色彩、有形象、还有热度似的。
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父亲在上海南京西路开了一家摩希甸珠宝店。张爱玲的作品、轰动一时的电影《色·戒》里的对珠宝店的描述及情节就是以炎樱父亲的珠宝店做背景的。炎樱的母亲是天津人，为了自己的选择，与青年印侨结婚而跟家里决裂，多年都不往来。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在张爱玲的眼里，那是个典型的守旧的北方人家。
炎樱是个漂亮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而且常常语出惊人。炎樱个子虽然生的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不为这担忧，还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张爱玲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解释的。炎樱的原话是：twoarmfulsisbetterthanonearmful.）
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有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回答说：“不客气。”
炎樱很是天真，也很热情，充满了感染力，她说话干净利落，别有风情，做人行事独具一格，颇为侠义。炎樱也很淘气，生活起居常有与常人相悖之处，而偏偏张爱玲能从一些生活小节处，欣赏出炎樱的聪明和绝妙，而炎樱也很惊奇这位高高大大的中国女孩子，心思会那么纤细，而历史与文学知识又那么渊博。她现有知道的一切，也够炎樱学一辈子的了。炎樱这样对张爱玲说，说完还吐吐舌头，做了个鬼脸。张爱玲从心里头喜欢这个顽皮、聪明的印度姑娘。因为从炎樱的身上，她看见了她不曾有过的少女般的天真，没有几天，她们就形影不离了。
张爱玲和炎樱一起逛街，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讨价还价的方式很活泼也很可爱，总是让店主心甘情愿地让步。甚至于后来在上海，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是这么做。她把皮包里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20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的，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便也心软了：“20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店主心软的原因既是因为炎樱夸赞她店里的“货色实在是好”，也因为感动于她的孩子气。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为这样可爱的女孩子所让步，也许是店老板有过这样褐黑色皮肤的女孩的初恋，或者有这样可爱的姐妹。店老板凄惨地微笑，让步后说：“就这样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你们要吃茶的缘故……”店老板还告诉炎樱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张爱玲只有佩服的份儿了。
张爱玲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待炎樱。因为欣赏，所以炎樱的一切张爱玲都觉得好。炎樱也确实是一个有趣而聪明的人。炎樱很风趣，有真正的幽默感，时不时地迸出一两句语录来，炎樱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真正妙语如珠，张爱玲把它们记下来，这就是后来张爱玲为炎樱写的一篇妙趣横生的文章《炎樱语录》，其中，有一些诸如：
“看到花间蝶飞，我的朋友炎樱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形容一个女人的头发黑，炎樱会说：“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凡此种种，往往叫张爱玲击掌叫绝。
报纸上有一则新闻说加拿大的一胎五个小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炎樱的这些妙语可谓秀气灵动，韵味十足。炎樱的豁达乐观，炎樱的敢想敢做，也许，与张爱玲正好形成一种性格上的互补，因此才会如此互相吸引，彼此相悦许多年，直至终身。
炎樱还很勇敢，作风大胆，这表现在她的作文和说话上——中国人有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于是炎樱在作文里写：“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在枕头上。”让看卷子的教授大为瞠目——那教授是位神父。
她的大胆更是表现在行为上，或者说，是心态上。在欧战爆发时期，香港被轰炸，飞机在天上呜呜地飞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丢一颗炸弹下来，大家都惊惶悲痛、失魂落魄，只有炎樱一样地开心，兴致勃勃，自得其乐，不仅偷偷跑到城里看五彩卡通电影，回来又独自跑到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让舍监极为惊怒而恐慌——但她是炎樱，舍监又能拿她怎么样呢？
张爱玲听着炎樱的歌声，无法不心折。
炎樱是特立独行，独一无二的，然而她又并不是“遗世独立”的“独”，而是“独树旗帜”的“独”。
两个很“独”的人走在一起，就变成了“双”，所以张爱玲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双声》——她们俩走在一起，一个高而窈窕，是“鹭鸶”；一个矮而腴丽，像“香扇坠儿”。从外形上已经相映成趣，再一唱一和地说起话来，略加整理就是一篇妙趣横生的好文章。
由于炎樱在香港的熟人朋友多，张爱玲经常跟着炎樱参加一些活动。有一天，炎樱请张爱玲一块去看电影，就说是她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请她的，张爱玲觉得，这人单独请女性看电影，似乎无论中外古今自己跟去都觉得不合适，炎樱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请张爱玲陪着一道去的。张爱玲先说不去，可炎樱再三说：“没什么，不过是我父亲从前的一个老朋友，生意上也有往来的。这个老朋友一听说摩希甸的女儿在香港，一定要见见。”张爱玲拗不过她，就放下手中的功课，两人往电影院去了。
那是中环一家电影院，香港这一类的古旧建筑物有点像影片中的早期欧洲式，有一种阴暗污秽、大而无当的感觉，相形之下，街道相当狭窄拥挤。大广告牌子上的画面仿佛是流血的大场面，乌七八糟的，布满了暧mei的调情氛围，还有古装的广告招贴，反正不是想看的片子，却也令人目不暇接。
两个女孩各自穿着无领短袖旗袍，手里还拎着浅色的绣花丝帕，站在电影院门口，犹如两朵清新美丽的花。不一会儿，这个人看到她们，就赶紧迎了上来。这个人是一个高大的50多岁的男人，长得瘦瘦长长的，这个人穿着一套发暗的旧西装，还是泛黄的白色西装，一二十年前流行，那个时候已经绝迹了的。两只裤管空空荡荡，脸色苍白。整个像毛姆小说里流落远东或南太平洋的那种白种西方人，肤色与白头发全部都是泛黄的脏白色，只有一双缠满了血丝的麻黄大眼睛表明他的印度人生理特征。
“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她是我的好朋友，中国的上海小姐张爱玲。”炎樱把张爱玲介绍给这个人。
这个人朝张爱玲看了一眼，忽然露出非常窘的神气，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戏票向炎樱手里一塞，只咕哝了一声：“你们进去”，就匆匆地往外走了。
“不不，我们去补张票，你不要走，”炎樱连忙说，“潘那矶先生！不要走！”炎樱拉住他。但是那个潘先生还是执意地走了，闹得张爱玲不知所以然。
张爱玲还不懂是怎么回事。那个人摆了摆手，临走时又想起了什么，把手里一只纸包又往炎樱的手里一塞。
炎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微笑着向张爱玲低声解释：“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打开纸包，见是两块浸透加糖鸡蛋的煎面包，用花花绿绿半透明的面包包装纸包着，外面的黄纸袋还沁出油渍来。
她们只好进去。是楼上的票，最便宜的最后几排。老式电影院，楼上即大、又坡斜得厉害，真还没有见过这样险陡的角度。在昏黄的灯光中，跟着领票员爬山越岭上去，狭窄的梯级走道，钉着麻袋式粽草地毯。往下一看，密密麻麻的楼座扇形展开，“地陷东南”似的倾塌下去。下缘一线栏杆拦住，悬空掉在更低的远景上，使人头晕。坐下来都怕跌下去，要抓住座位的扶手。开映后，银幕厅小，看不清楚，听都听不大见。在黑暗中炎樱递了煎面包给张爱玲，张爱玲拿在手里怕衣裳上沾上油，就吃了起来，味道不错，但是想到刚才那位先生一脸的困窘的神气，张爱玲总觉得吃着很不是味。吃完了，两个人又忍耐着看了一会儿电影，都说：“走吧，不看了。”张爱玲始终忘不了潘先生那困窘的神色，心里很不是滋味。
坐在回学校的车上，望着窗外霓虹灯闪烁的街景。炎樱说：“你愿意听他的故事吗？不过那可是有一些凄婉！”
炎樱告诉张爱玲，这位先生是个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从前生意做得很大。他小时候生在香港。有个麦唐纳太太，太太本来是广东人家的养女，先跟了个印度人，第三次与人同居是个苏格兰人麦唐纳，所以自称是麦唐纳太太，她有许多孩子。她跟这个帕西人也认识，常跟他闹着要给他做媒，又硬要把自己的大女儿宓妮嫁给他。这个帕西人他也是喜欢宓妮的，那时候宓妮只有15岁，在学校读书，不肯答应。她的母亲就骑在她的身上打她，硬逼着嫁了过去，22岁就离婚了。她们有了一个儿子，不给他，也不给他见面。他就喜欢这个儿子，从此做生意倒霉，越来越蚀本，宓妮在洋行做事，现在儿子有19岁了，儿子跟宓妮像姊妹兄弟一样。帕西人的故事很触动张爱玲，人性中有多少难以言说的秘密啊。
有一天宓妮请炎樱吃饭。炎樱觉得张爱玲即已知道这个故事，不妨让她见一见故事的女主角。张爱玲就见到了那个既不幸又有幸的女人宓妮。那是在一个广东人茶楼午餐，张爱玲第一次吃到ju花茶，擱糖。宓妮看上去二三十岁，穿着洋装，中等身材，体态轻盈，有点深目高鼻，簿嘴唇，非常像张爱玲的母亲。一顿饭吃完了，张爱玲还是看着宓妮，觉得很像，炎樱她也说：“是同一个典型的”，当然没有张爱玲觉得像。
宓妮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和帕西人潘先生简直是两代人。宓妮已经再婚，嫁给了她儿子的一个好朋友汤尼，三个人在一起非常快乐。后来在上海，张爱玲还见到了那位逼嫁的麦唐纳太太。她人高高大大，像个利索的英国女人，唯一的东方风味是漆黑的头发光溜溜地梳个小扁鬚。嗓子微哑，一笑就眯起眼睛，60多岁的人了，看上去仍有一种微微调情的味道。
帕西人和他离了婚的女人的故事给了张爱玲很深的印象。她似是第一次明白，一个女人嫁过几次仍可以活得有滋有味，比如，麦唐纳太太、宓妮，而一个男人在不断的挫败中仍没有使自己停下来。也许这些都是生命力的表现吧，都是人身上最潜在的力量吧。
后来，这段故事就成了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的原形。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总想着要把自己所有所能，尽量的给她，张爱玲便是这样。然而她除了自己的天才也别无所有，于是为她写了许多文字，还画了许多画。张爱玲成名之后，张爱玲为炎樱写的文章《炎樱语录》使炎樱也出了名，张爱玲郑重地把这个小女人和她的如珠妙语介绍给众多热爱张爱玲自己的读者们可谓是良苦用心。这是一种友谊，这是一种报答。
有一张炎樱穿衬裙的肖像画，被一个俄国老师看到了，十分地欣赏，一定要张爱玲卖给她，答应给五块钱，看到她们面有难色，又赶紧解释：“五元，不加画框。”
那期间张爱玲画了许多画，由炎樱着色，她们合作得亲密无间——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回到上海，炎樱虽非画家，但是张爱玲数年出版的小说集《传奇》的封面就是由她设计的，张爱玲很喜欢那个封面。说自己“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后来炎樱又替成为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的杂志《苦竹》设计封面。
张爱玲选择朋友的标准似乎十分苛刻，马来西亚华侨她都看不上，说她们：“在思想上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传统，没有背景，……”
而内地女孩子她同样看不上眼，她带着一些上海人的优越感，她对内地的女孩冷眼旁观，对她们敬而远之，并不打算去了解她们，甚至同情她们，她只是看，静静地看着，像一个局外人，而那些女孩子，不过是她的世界里的一道风景线——一道颜色黯淡的风景。
真正让张爱玲赏心悦目的，只有一个炎樱。
张爱玲不是一个热衷于交朋友的人，更是一个挑剔的人。但是她与炎樱的友谊维系了一生，直至她们的晚年，直至炎樱在美国的另一个城市先于张爱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