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樱的确是个令人开心的女伴，张爱玲与她在一起充满了心神愉快和智慧的欢喜。她有许多警句式的语言。修道院的院子里种有许多花卉，南方的雨水充足使这个院子里的花一年四季开放得水汪汪的。张爱玲和炎樱在花丛中散步、闲谈，虽然她实际上并不喜欢花，但有一个懂得欣赏花并妙语连珠的女友陪伴，她便像对一种美味一样细心地去品味。
有一回，她们晚饭后在院内里散步。炎樱指点着许多张爱玲不认识的花与树给张爱玲上花卉课。张爱玲心不在焉地听着，来到香港后，她只注意到一种花，白天看上去是那样的红，红得不可收拾，红得不能再红了，是那样百分之百的红，那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劈栗剥落地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她望着这红彤彤的树，心中深处某样东西开始醒过来。人的一生不也如这红树火花吗？要活着，就当轰轰烈烈，火火辣辣地开放它一次，哪能像许多中国人那样总是温吞水样的过活，生命在这样的人的手里简直就是糟蹋。
张爱玲的这段大学生活就如这红彤彤的红树火花
张爱玲期望着自己的人生就如这红彤彤的红树火花
张爱玲一边想着，一边顺口问炎樱：“我们见到的那种红树火花叫什么名字？”炎樱很平淡地说：“噢，那是南边的特产，英国人叫它‘野火花’，广东人叫它‘影树’。”炎樱说着，突然想起什么，问张爱玲：“你为什么独对这种树钟情？香港有的是。”
张爱玲笑笑：“我喜欢那种红，像鲜血，有生命感，很有刺激性。”
炎樱咧咧嘴，她与张爱玲在许多方面看法不一致，但是难得有张爱玲这般才华横溢的女友，竟会非常认真甚至有些专注地听她一天到晚胡说八道。眼下，在夕阳的余晖中，她最喜欢的自然植物，全如一幅大写意的花卉图尽收眼底。正是黄梅雨季，修道院院里院外，山上山下满是醉熏熏的树木，发出阵阵清新干绿的青叶子味；芭蕉、栀子花、玉兰花、香蕉树、樟脑树、菖蒲、凤尾草、象牙红、棕榈、芦苇、淡巴茹等等热带植物花卉，都繁殖得代代相连，竞相争艳，在这天上，还有几只忙乱的蝶儿飞来扑去，不知忙着寻找什么。
炎樱指着一只在栀子花丛中忙碌的黄色蝴蝶，对正在一边出神的张爱玲说：“你瞧，这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花魂，它们在回来寻找它们自己。”张爱玲听了露出了赞许的微笑。张爱玲后来把炎樱的这种奇妙的想法和念头录进了《炎樱语录》，她真的不明白，面前这个肤色褐黑的印度女孩，怎么有那么多的美妙的想法，但是她只是笑了笑，已经熟悉张爱玲微笑既表示赞同的炎樱更是得意了，她知道她的汉语比之张爱玲有着天壤之别，但英语却使她表达自己的思想灵活异常。受了张爱玲的鼓励，炎樱望着已露出半个脸听两个女孩闲谈的月亮，又对张爱玲说：“快听，爱玲，”她手指着天上的月亮说：“月亮在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那颗小星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张爱玲听了女友的充满着美的色彩的幻想，抬头望去，无论如何，无论何时何地，她一见到月亮，心情就徒然黯淡下来，她看见的月亮除了肃杀之气便有苍凉之感。月亮的美，对她来说，是象征着生命最冰冷的一页。此时，听了炎樱的比喻，她愈发喜欢上她这个调皮的女友，在她的思想里，仿佛没有一点阴影，总是那样畅亮明丽，健康正常。不像自己，少年老成的内心深处，总会被逼出英格兰小号般悠长苍凉的声音来。她紧紧靠着炎樱，在默默无语中传达了她对朋友的情谊。
炎樱抬头望着这个高高大大的中国女孩，浑然不觉地笑了，笑得十分明媚。
张爱玲在她的《炎樱语录》里这样写道：“炎樱也是颇有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出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就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然而，生活是愉快的，张爱玲在新的环境里可以按自由的意愿重新生活。她珍惜这经过苦难奋争才得到的全新的生活，再也没有那些巨大的阴影压迫着她。她与女孩都相处得很好，在同学们中，她的不多言语却又功课好，深得人缘。
她惊喜地发现炎樱与她一样地对生活有着具体的、同样的乐趣。她只与炎樱同起同寝，同游同玩，朝夕相处，趣味相投，能共同感受生活精微处的美妙，能一起仅为一杯冰激凌、一块小小的布头、一个黑黑的小老头儿欢喜不禁。这种感觉在港大的三年，大约只有炎樱一人深得张爱玲的喜爱。张爱玲觉得这个阿拉伯裔的印度女孩实在是风趣的、快活的、满身的喜悦止不住地往外蹦的。她虽然也能感受到许多同学身上莫名的趣味，但是真正能与她享受生活，享受乐趣的只有炎樱，没有炎樱，张爱玲在香港的生活将会顿失生机，她也会失去很多机会体验生命微微飞扬的愉悦。
可见两人同学时的快意于默契。
在香港大学，她们在一起过着一种美丽明快的生活，尽管张爱玲孤僻，不喜欢活动，但也奈何不了炎樱孩子式的热情与阳光般的快乐。因为炎樱是混血人种，在香港有较多的熟人与朋友，张爱玲跟着她时时走动，也得以更多地亲身感受了一些香港生活的丰富与复杂，也锻炼了她关于乱世人生的体验与思考。这些经验在她离开香港以后开始写作的时候，便开始显示出潜在的有益的影响。
香港是一座五光十色、一时不停地处在变幻之中的都市，这个刺激的城市、这个夸张的城市、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城市为张爱玲观察人生戏剧、体味生命沉浮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她用上海人的眼光观察香港的结果，是使她日后“传奇”中充满了怪异的、犯冲的、不协调的色彩与情调；同时，香港的生活，尤其与炎樱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欢悦时光，亦为她逃离父亲的家又与母亲有了疏隔之后，提供了一个精神独立的过渡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母亲把她送到香港大学以后，已无余力的能力照顾她了，金钱上、时间上皆是如此。她在香港大学的费用，是完全由她母亲负担的呢，还是由她姑姑分担了一部分呢，不太清楚，不过据后来情形看，她的姑姑至少是负担了很大的一部分的。她与父亲既然断了往来，母亲又飘泊海外，她就不得不在精神上、经济上、做好自己独立的打算与准备。她的发奋用功，就是为这种独立做的准备。
在香港大学，如果成绩优秀的话，毕业后可以免费升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这就是她的非常具体而现实的梦想与目标。一个人既已孤零零地站在赤果果的天底下了，她就无法逃避一种“惘惘的威胁”，对付这威胁的方式，在张爱玲，不是退却，而是要把自我的精神能量发挥得飞扬恣肆。如她自己在1939年所说，她其实很早就相信自己的“天才”了。
夜深人静时，张爱玲常常如是想：“生命是这样的精美，它们处处蕴涵着存在的不可理喻的合理性。生命是这样的刺激，我要活出一个火红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