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暑期来临了，张爱玲打算不回上海度假就呆在香港，利用暑期多看些书。
在香港读书的第一年暑假，是张爱玲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次暑假。但是在这个暑假里张爱玲也看到了太多的晦暗的下层生活，不由地也使自己想起童年给她留下的青山的记忆，以及这些修道院的孩子们给她留下的青色记忆。
这些修道院孩子们的生活是黯淡的、晦涩的、磨难的、挣扎的、热望的
正遇上这年暑假，修道院附属小学的一群女孩搬到张爱玲她们宿舍里度假，院里院外，屋里屋外，立即被女孩子们唧唧喳喳的笑声布满。饭堂里充满了白制服的汗酸味与帆布鞋的湿臭，饭堂外面就是斜坡的花园，水门汀道，围着铁栏杆，常常铁栏杆外只有雾，或雾一样的雨，只看见海那边的一抹青山。
张爱玲常常想起，小时候吃饭用的一个金边小碟子，上面就描着这样的眉似的青山，还有绿水、和船、和人，可是渐渐这水、这船、这人都磨了去了，只剩下青青的山。这青青的碟子和一双也是青色的骨筷子，张爱玲记得很清楚，这些青山色的碗、青山色的筷，常常勾引她想起不愉快的童年。
因此，她看到眼前这些孩子虽然感到苦恼，虽然一样地讨厌她们，有时候也觉得悲哀。悲哀这抹不去的对面的青山，悲哀这抹不去的描有青山的童年碗筷，悲哀这抹不去的青涩的童年，悲哀这抹不去的青涩的记忆。
这些孩子虽然也成天吵嚷着，和普通的小孩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一声叱喝，就统统不见了，仿佛一下子给抹掉了，可是又抹不干净，清空的饭堂里，黑白方砖上留着横七竖八的鞋印子和湿阴阴的鞋臭，挥之不去。最初，张爱玲很不习惯这些孩子，刚刚离开喧闹而又寂寞的上海，来到香港，人仍寂寞，外面仍这般吵闹，她皱起弯弯的眉毛，冷冷地观望着这群不知愁苦的小女孩。看着她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五颜六色的家庭背景，甚至有些惊诧，再苦的磨难也不能抹去人们心中对生活的热望。这热望就是不想过去，不想未来，满满地坐进现实的天地，让白茫茫没有目标的现存环境将自己包围，这，大概就是人们能够战胜苦难而继续活下去的有力武器吧。
有一天，宿舍来过小偷，第二天早上被这些不知愁苦的女孩子发现了，她们简直同耶稣降临般地兴奋与快乐，楼上楼下纷纷传递着这一喜讯，整个假期没有如此欢跃过。她们拥到张爱玲的房间门口，充满期待和喜悦地问：“爱玲小姐，你丢了什么吗？”。张爱玲看着她们的欢乐，实在不忍给她们扫兴，可是她确实没有丢失什么东西，只是不安而谦谦地告诉她们，没有丢什么。
这些被约束得极严的女孩子太需要一些意外来缓解她们那透不过气的阴惨生活，哪怕是令人沮丧的失窃也是高兴的事情。
这一个暑假中，张爱玲用自己的奖学金做了几套漂亮的衣服，自己大胆地挥霍了一次，随心所欲地做了自己喜欢的奇装异服，大穿特穿了一回。那些衣服里，有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底子上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没有扣子，穿的时候像汗衫一样钻进钻出，领子几乎矮得没有，下面还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那大胆的设计，连炎樱看了也惊叹不俗。
炎樱也是喜欢自己设计服装的，找出母亲的一条紫红色的大围巾，把两头铰下来缝成一条毛线背心，宽肩、掐腰、齐腰一排三四寸长的同色同线的流苏，随着她的走动的步子一摇一摆，更像一枚小巧灵活的香扇坠儿。她们俩个走在一起，奇装异服，招摇过市，一起去中环天星码头青鸟咖啡馆买“司空”，一种三角形的小扁面包，比蛋糕还细润，轻清而不油腻，一次买半打，两人分着吃；一起去看卡通片；去浅水湾看“野火花”；在月光下散步；自得其乐而相依相伴、相得益彰着。这个暑假张爱玲与炎樱一起，认真享用了一段美丽的香港生活。
香港是丰富多彩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时值全世界风云突变的非常时代，香港则是这个时代新闻、文化集中的中心。尤其是国内文化艺术界的文人名士云集香港避难，使岛屿的文化气息陡然增热，各种报刊纷纷大手笔出现，影院剧场也有精彩剧目演出。
十七八岁的张爱玲固然还不能理解那些洋溢文采的时事社论，也参与不了各界名士的座谈联谊活动，但在她逛街逛巷看电影、翻小报时，继续滋养着她那心仪的中文艺术。她未写汉字，但她脑子里却无时不在叙述着中国故事；她不能构思小说，但心里一样潜藏着她观察已久的一个个生动的形象。我认为这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现在打字写作也就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有一天，张爱玲刚刚温习完英文，又用英文给姑姑写了一封信。（那时她的母亲早已离开上海，据姑姑说又到新加坡去了，并不再回来。）为了加强英语练习，张爱玲在入学的第一天起便给自己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用英文不再用中文，连写家信也是用英文书写，反正妈妈和姑姑的英语都是很好的，还可以顺便纠正她的语法错误。用英文写信固然可以练习学业，但对她表达感情却是一种限制。她努力留心地运用英文章法，免得让在英国留过学的姑姑下封信里又要提出许多语法错误。那时候，她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收到姑姑的来信，当时女生宿舍的规矩是每天在餐桌上分发邮件，一发现姑姑的邮件便真是有种“见字如晤”的亲切，姑姑多年游学海外，英文写得地道而流畅。那娟秀流畅的淑女化的蓝色字细细写在极薄的粉红色拷贝纸上，还伴有一缕淡淡的清香。信里有一种无聊的情趣，总像是春夏的晴天。渐渐地，张爱玲英文水平大增，逐渐娴熟如母语。
当时张爱玲考虑停止用中文写作，而苦练英文，就是为了实现中学时代的理想——有一天能像林语堂那样用英文写小说成名。张爱玲还读了大量英文小说的原著，像萧伯纳、劳伦斯、毛姆、赫胥黎等人的作品。她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
张爱玲除了与炎樱在一起玩，就是泡在图书馆里，中外名著，电影戏曲，绘画服装，没有她不喜欢看的，只要是书。
这时候的张爱玲英文已经练到随便拿起一本书就能念下去，即便随手拿来一本，不管这本书是物理还是化学，是自然还是科学，是小说还是哲学、宗教，都一样，只要是英文书都会毫无障碍地读下去。
这种学习的勤奋都是有一种力量在呼唤着她“毕业后免费保送去英格兰深造”。
这时她的英文写作能力也在逐步提高，英文作文也常常是全班第一。她喜欢书本里那一个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陌生是在现实生活中她不曾遭遇的；熟悉的是她可以化作故事的旁观者，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天想地，而能毫不关己。
张爱玲看小说从不多愁伤感，不把自己化作其中的一个角色，而是能进能出，深味“庄周重之，庄周轻之”之中哲学的理趣。
但在图书馆里，那个叫克荔门婷的爱尔兰的同学常常要对张爱玲讲一些唧唧喳喳的女孩们关心的事情，讲不完的、张爱玲并不愿意听的女孩子们的事情。张爱玲宁可与炎樱去逛商店，她们只是逛，并不买什么。有时候，张爱玲可以与炎樱为挑选一块好看的花布跑遍港城；有时候，张爱玲与炎樱还可以为一块意大利的黑森林蛋糕找遍港城，然后俩人吃的有滋有味。张爱玲就是不喜欢与她不感兴趣的人交谈。交谈那些没有意思的事情。而克荔门婷是个只注意讲不注意反应的女孩子，她那满脸青春血旺而致的粉刺仿佛不通过饶舌便不能消失一般，使她像只吃饱了的麻雀，总是喋喋不休地讲着。张爱玲常常盯着她尖锐的长鼻子底下一张凹进去的小簿片嘴，那骨碌乱转的小蓝眼睛，惊诧一样的青春可有不一样的成熟。她总也不明白对一个自己都不熟悉的人这样起劲地讲，有什么样的乐趣？
这些搬来的女孩子们在整个暑假中楼上楼下的跑，自由快乐，给张爱玲她们也带来了快乐，尽管这快乐里有时也夹加着讨厌。
孩子们有一只留声机，一天到晚开唱着同样的一张片子，那是清朗的小女子的声音唱着：
“我母亲说的
我再也不能
和吉卜赛人
到深林里去。”
大敞着饭堂门，开着留声机，外面陡地下起雨来，啪啪的大点打在水门汀上，一打一个乌痕。
俄国女孩纳塔利亚跟着唱片唱：“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在雨中跳起舞来了。
大家叫喊着：“纳塔利亚，把耳朵也动给我们看看！”
纳塔利亚的耳朵真会动。她和她姊姊玛丽亚都是孤儿，大概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给个美国太太拣去，养到五六岁。大人回国去了，又把她们丢给此地的修道院。
渐渐地，张爱玲看到了这些女孩子表面之下的悲惨生活。最初触动她的，就是纳塔利亚姐妹俩。
在美国人的家里似乎是非常享福的，她们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落到这么凄惨的慈善的地方，常常不许出声，从腥气的玻璃杯里喝水，面包上敷一层极薄的淡红色的果酱，背诵经文，每次上课下课全班綷漈下跪做祷告。
纳塔利亚苍白的小长型脸上，绿眼睛狭窄地一笑，显得很赖皮。像普通的烂污的俄国女人，她脾气好而邋遢，常常挨打。她姊姊玛丽亚比较董事，对上头的人比较恭顺，可是大蓝眼睛里也会露出钝钝的狠毒。玛丽亚生着美丽的小凸脸，才来的时候，听说有一头金黄色的鬈发，垂到脚跟，修道院的尼僧因为梳洗起来太麻烦，给她剪了去。
姊妹俩忍受着修道院里的一切，尽力让自己麻木，不去回忆在美国太太家里舒适的生活。
不管张爱玲曾经怎样为她的少年时代的生活所困扰，看到这对姊妹的生活，了解了她们的遭遇后，张爱玲已经为自己庆幸，毕竟，还有母亲和姑姑，她在物资方面也没有缺乏过，没有缺乏到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处境。这种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境地可以怎样地影响一个人，怎样改变她的性格和心态。张爱玲看到了活生生的实例。
还有一个家在曼谷的泰国女孩子玛德莲，会跳她们家乡祭神的舞，钎柔的棕色手腕，折断了似的别到背后去。庙宇里的舞者都是她那样的十二三岁的女孩，尖尖地棕黄脸刷上白粉，脸部表情是死的，然而下面的腰腱手臂各有各的独立的生命，翻过来，拗过去，活得不可思义，各自归荣耀给它的神。然而家乡的金红煊赫的神离这里很远了。玛德莲只得尽力照管自己，成为狡黠的小奴才。
脸部代表智慧，四肢代表生命力。修道院里的生活不需要智慧，它只要服从于温顺，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否则很难熬过漫长阴冷的修道院生活。不知有多少女孩子，在长大之前就已经死去，终身没有见到过修道院之外的阳光。
年轻的张爱玲从这些女孩子身上看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侧面，她们的命运比自己更凄惨，张爱玲眼中的世界的颜色更加黯淡了。
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大多缺少亮色，缺少欢快的旋律和喜乐的结局。常常通篇阴惨惨的，带着潮湿霉变的气味，怎么看都让人心里堵得慌。现在我们不用奇怪了，什么样的生活造就什么样的作品。从没落的家庭中挣扎出来的张爱玲，过早地目睹了人生的种种不幸，她的作品渗透着不幸的底色，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