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国文修养从小到大一直都很好，看来的确可能是在港大三年坚持不用中文的缘故。这时炎樱也转到了圣约翰大学，俩人仍然像在港大时一样形影不离，像在港大时期的那种散漫、自由、随意的风格仍旧在她们身上延续。
两个人一个矮、胖、活泼不羁；
一个高、瘦、沉默寡言；
相映成趣的画面在圣约翰大学再次成为校园内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炎樱还计议着要做两件衣裳，各写一句联语，在路上遇见了，上下句便忽然合成一对。这时候的她们仍然喜欢在穿上下功夫，从中国传统和民俗中取得服装设计的灵感，齐声批评时下看不入眼的装束。
那时有许多女人用方格子绒线毯改制大衣，毯子质地厚重，又做的宽大，方肩膀，直线条。炎樱形容：“整个地就像一张床，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炎樱自己则喜欢穿西式裙子和上衣，搭配一些中国古色古香的装饰；或穿连衣裙，在脖子下面加上一绣花的像儿童围嘴的装饰；或上装穿杭纺丝衬衣，下系西式裙子，腰间系一条猩红的流苏。总之是中西混杂，能够披挂上身的零件统统拿来，绝不浪费。
张爱玲则是鹅黄缎子旗袍，下摆挂着长达四五寸的流苏，那种打扮只是在舞台上才看得到的，即使大学周六下午开舞会，也不会有人穿那种衣服，亮晶晶地耀眼。
她们自己动手设计服装，还有那一大堆从香港带回来的奇装异服出尽了风头。其中有一匹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女敕黄绿的叶子，同色花样印在深紫和碧绿地上。乡下也只有婴儿穿的，她们却用来做衣服，自觉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物馆的名画到处走，到处张扬。在圣约翰大学她们两个是再一次出尽了风头，她们那样招摇地走在校园里，遍体森森然而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同学们又好奇又有趣地看着她们俩，异口同声地问：“她们是谁？”，“是插班生吗？”。，“哪来的？”，“穿的好怪啊！”
那时候，她们风华正茂；
那时候，她们青春恣意；
那时候，她们宏图飞扬。
有一次张爱玲穿着一件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参加同学哥哥的喜宴，弄得满座宾客都为之惊奇不止。
——张爱玲就是这样，坚持于着装的“特别”，把穿衣服当成写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
张爱玲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刘金川曾在一篇《我所知道的张爱玲》的纪念文章里，这样回忆她们在圣约翰大学的见面：
“1942年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读书。秋季开学后，有一天下课走向女生休息处时，遇上好朋友潘惠慈（她已经去世，她的三嫂就是早期的电影明星胡蝶）对面走来说：‘金川，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你的同道，她叫张爱玲，你们一定会谈得来。’又说：‘她写中英文的文章都很好。’”
“那时，我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工作，也挤着时间写些文章，做些翻译投稿。张爱玲因在《西风》杂志上征文《我的天才梦》得过奖，所以我也听闻过她的大名。惠慈和我走到女生休息室时，里面沙发上、椅子上已经做了很多人，有的在吃点心喝咖啡，有的在轻声谈话。惠慈领着我向靠窗边坐着的一位戴很厚眼镜片的女生招手。经介绍后，张爱玲微微起身后又坐下，笑眯眯地一言不发。张爱玲是一个长脸、身材高大、动作斯文的女生。张爱玲和我只听惠慈两面介绍。我才知道张爱玲那是因在《二十世纪》，是德国人梅涅特的杂志上刊登过一篇《中国人的生活与服饰》而闻名。惠慈的姐夫是德国人，所以知道这个消息也早一些。后来，惠慈还把张爱玲的这篇文章剪下来给我看，现在我还模糊地记得上面还有插图。而那时寡闻的我却并没看过。”……
“惠慈有课走了，留下我们两个人。张爱玲既不说话，仿佛连眼睛也不看我。由于很窘，我只好打开书本看书，直到快下一节课时，我才向张爱玲打招呼走出休息室。”
“过了两天，我站在交易厅台阶上，和我当时的几个好朋友讲话，印象深的有章甦（已过世，曾做过胡适的秘书）、陈琲桢（上海外贸学院教授）、张华珍（下落不明）等，还围着不少男生。有一个人叫道：‘看呀！这位女同学穿得好怪！’”
“我随着大家的眼光看去，原来就是张爱玲。她穿着鹅黄缎子旗袍，下摆挂着长达四五寸的流苏，正在朝教室大楼走去。这种打扮只有舞台上才可以看得到。即使我们那时周六下午开舞会，也不会穿那种衣服，亮晶晶地耀眼。在场女生都相互有好奇又有趣地看着，有异口同声地问：“她是谁？”，“是新插班生吗？”。，“哪个系的？”颇引人主意，也可知当时很多人不识这位名人。”
“过后，惠慈问我与张谈得如何，我已实情相告，她怪我说：‘应该自己凑上去谈话呀！张爱玲现在很有名呢。’”
“而我，当时自己心事重重，也不知错过这个机会而觉得可惜，也不在乎什么名人不名人的，反怪张爱玲有点骄傲。没有多久，在课室里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可能已经辍学。”
“这以后，我也看过张爱玲的几篇小说，印象是文字流畅，描写细腻。她写的妇女有点像我母亲一代的，有点封建，又有点洋化。而我可能修养不够，对那时有些名气的作家如徐訏、张爱玲的文章，却一目十行，浮光掠影，无心细读。因为读张爱玲的作品太少，所以真的没有资格评论她。”……
“张爱玲后来走出国外，至少让她得以写些文章，流传世间。如果留在国内，结果是很难想象的。”
从这段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在1942年初回到上海不久的张爱玲，就已经很有名气了。
但是这种情形只维持了两个多月，张爱玲很难再如过去一样，一边认真读书一边闹哄哄地去看电影去满街找冰激凌。她已经没有炎樱那份自由和幸福了。上海比香港更明确地向张爱玲提示她是一个人“赤果果地站在天底下了”的。在学费的问题解决之后，生活费用很快又迫在她的眼前。在去香港之前，她与姑姑同住，那时母亲还在，房租等一切费用都是有母亲承担的，而现在与姑姑同住，这些费用自然需要落到姑姑头上，张爱玲心里过意不去，压力很大。
母亲自1939年去了新加坡，已经好几年不知音讯，父亲那里她要了学费，就不愿意再去找他讨生活费。张爱玲是个倔强的女子，她不太愿意求于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人。很明显，她需要赚钱自立了。事实上，她也想这样，当初她从父亲家逃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已是主动放弃了张家的财产，而当她决定去香港大学继续念书而不是穿着漂亮衣服准备去做少女乃女乃的时候，她就已是放弃了依靠男人而生活着、体面着的少女乃女乃的生活道路。在她那样的家庭里面，大多数的女孩子的前程都是如此规划的。那时候她就似乎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将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如她的姑姑、母亲那样独立。
既然读完大学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一只饭碗的问题，那么省掉这个中间的环节，直奔饭碗而去不是更明智吗？圣约翰的古板的教学方式与香港大学比较，张爱玲认为与其浪费时间到学校上课，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好书回家自己读。
张爱玲又一次辍学了。这一次的辍学是她自己的选择，是生活的选择，是她“赤果果站在天底下”后不得不做的选择。然而惊鸿一瞥，圣约翰已经留下了她的雪泥鸿爪，她的同学们也记住了那绿野仙踪——为了她的特立独行，为了她的奇装炫人，更为了她的才情与盛名。
在港大的《天才梦》是一篇已经形成的“张爱玲体”的文章。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表明张爱玲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日后有必要以“发展自己的天才”为己任，以她的梦想为生活。在这种意识的背后，是她对自己才能的强烈自信。她有长达数十年的写作经验，有狂热的天才梦想，有执著的进取的轰轰烈烈的人生期望，张爱玲走上职业写作的道路有很大的必然性，在香港大学期间为学习好英文已经有三年时间不用中文写作，再提起笔来不知会怎样，确实是未可知的事情。
一个“赤果果地站在天底下了“的人，也许比其他的人更需要飞扬的轰轰烈烈，更需要完美明亮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