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上海街头。黄浦江的水在远处昼夜奔流。
一位年轻的上海小姐，一袭桃江色的旗袍，黑缎镶边，外罩一件葱绿色的古式夹袄。她似乎遇到什么兴奋的事情，脚步异常的轻快。
她匆匆地奔走在一个个报摊前。大堆五花八门、花花绿绿、良莠混杂的报刊里，她要寻找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一扇可以看月亮、看热闹的小窗户。这是一本印制精美的不厚不薄的书的封面，那上面有两个隶书的字体“传奇”。
她痴情地看着它。
“小姐，来一本吧！”摊主热情地招呼她。
小姐装着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
“这书可好卖了！我一下子进了几十本，这不，就剩下这最后两本了。你拿一本，另一本我还舍不得卖呢！我要留着自己看。小姐，你不会没有听说过‘张爱玲’这个作家吧？……”
摊主津津乐道地向小姐讲述着他听到的有关张爱玲的逸事。当时，张爱玲的传奇家世已被披露了，人们诧异于她身上还流着李鸿章、张佩纶的血脉。是的，整个上海都在议论着张爱玲，她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发行后，四天便一销而空。
这一年，23岁的张爱玲几乎一夜成名。她迅速走红，与当时的已经成名的女作家苏青、潘柳黛、关露、吴婴之、汪丽玲一并成为上海滩又红又紫的女作家。对于这种“传奇”的变化，不仅是她的家人未曾始料及，恐怕连她自己也未曾想过有这么快就红遍上海。不过，这也正是她的期望，在圣玛丽亚女校她就曾想过要超过林语堂。她坦承自己有强烈的“世俗进取心”，她更幻想着过一种轰轰烈烈的生活。
这个与时代月兑节了的世界震动了读者。柯灵回忆说：“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就红遍了上海。”
在不久后又出版了《传奇》的增订版，出版的《传奇》增订版的再版序言中，张爱玲坦率地说：“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吧？——太贵了，这么贵，真的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疯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头一次见到。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
张爱玲是主张“趁热打铁”的。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少年时魂牵梦萦的“天才梦”，终于在这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让人艳羡的事实。所以在《传奇》的序言中，张爱玲明确的表达了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这句“出名要趁早”的名言在我的文章里出现过多次，让我感悟，让我叹息，让我震撼，让我沉醉。这句名言也在半个世纪多、乃至近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激励过多少有志青年。
当然，张爱玲的崛起、成名是上海滩多种力量“合作”的结果，并非只有周瘦鹃的《紫罗兰》刊物，柯灵的《万象》刊物。其他几家杂志社也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比如苏青办的《天地》刊物，比如胡兰成办的《苦竹》刊物，尤其是以有日伪背景的《杂志》刊物为首，给张爱玲的成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张爱玲创作的“井喷”期，《杂志》也是接连着登出张爱玲的小说，如《茉莉香片》。这篇文章是张爱玲自己送稿上门的呢，还是《杂志》主动来约稿的呢？不得而知，但在《杂志》随后发表的《到底是上海人》，就已经是再约稿了。这是张爱玲面向反应强烈的读者的一份答辞，她这样写道：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香炉》、《沉香屑.第二香炉》、《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们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杂志》在推出张爱玲的过程中，用力最勤。在随后两年里，《杂志》不惜血本，为张爱玲迅速出版作品集，为她多次召开多种形式的张爱玲作品座谈会、纳凉会。为专人作品开座谈会、纳凉会，这种现象是绝无仅有的，它只属于张爱玲。
但是文坛中人，包括张爱玲自己，都知道《杂志》是一份背景比较复杂的杂志。它与日本有着说不清的纠葛。它隶属于以日本领事馆为后台的《新中国报》系统。它与一般的消闲杂志不同之处在于其态度严肃，虽然表面看是“日伪”派的刊物，但实际上却一直声称要走纯文艺的道路。在沦陷区的上海，它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作者，加之其特殊的背景，所以它的实力是其他刊物所无法比拟的。
张爱玲素来远离政治，加上成名心切，所以她并不在意《杂志》的背景如何。张爱玲没有接受前辈的婉劝，坚持与《杂志》合作。对她来说，民族、国家这些玄远的事情，与自己并不相关。相反，出不了名则关系着她一生的志愿。机会来了，她不可能弃之若屣。在年轻的她看来，成了名就意味着一切，成了名就意味着一切的完美与快乐。
她需要名气、钱、自由与快乐。她曾经说过：“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辟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她还说：“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格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的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糕团上面点着个胭脂点。”
政治不政治，她实在是无心顾及、不在意的，也不认为是值得考虑的。自《茉莉香片》起，《杂志》为推出张爱玲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包括陆续发表了她此后的大部分作品，如《殷宝滟送花楼会》、《留情》、《创世纪》、《论写作》、《说胡萝卜》、《姑姑语录》等等，更包括为扩大她的影响而举行的各种形式的宣传。
次年，小说集《传奇》再版出版后，《杂志》又在康乐酒家主持召开了“《传奇》集评茶会”，邀请来的上海社交圈、文艺圈的知名人士前来参加捧场，吴江枫、谷正槐、南容、柳雨生、陶亢德、哲非、实斋、钱公侠、谭正壁、谭惟翰、苏青、袁昌、麦洛川等知名人物都谈了自己对张爱玲作品的印象与意见。并特意安排初出茅庐的张爱玲作主要发言。时隔半个多世纪，谷正槐回忆其事时这样写道：
“1944年8月26日由《新中国报社》主办，假座上海康乐酒家，举办‘《传奇》集评茶话会’出席者有陶亢德、谭正壁、苏青、章实斋、袁昌、谭惟翰、炎樱、柳雨生等十几多人，在这些出席者中我的年龄最小，又因为我用‘谷正槐’笔名为《杂志》写稿，除了主持人吴江枫外，都不知道我是‘沈寂’，故称我为‘先进作家’。我记得张爱玲那天穿着橙黄色上装，品蓝色长裙，式样奇特，色彩鲜艳，在当时来说算是‘奇装异服’。令人惊异的是她把头发在鬓上绕了一圈，长长地披了下来，遮住半边脸，再戴一副眼镜，望过去只见雪白面庞上两个圆圈和一小团红（搽着口红的嘴唇）。她沉静得近乎似一座玉女石像，庄重得令人起敬。伴同张爱玲一起来的是她的印度女友炎樱，像来自热带的女郎。大家的发言都是溢美之词，称赞张爱玲的技巧和文笔。只有谭正壁谈及内容和人物，很简略。”
后来，《杂志》还以茶宴形式召开过多次纳凉座谈会，纵谈生活与艺术问题，张爱玲出席了所有这些重要的活动，虽然她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但是作为众人关注的中心，年轻的她深感惬意。
《杂志》的这些努力如愿以偿。短短一年的时间，张爱玲即成为上海滩“传奇”甚至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常常和她一起出席活动的炎樱写过一篇小文章《浪子与善女人》提到：
“张爱玲成名后，她们再上街后就变得招人耳目了，有一次一群小女学生跟着喊：‘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子也好奇地回头看。又有一次，一个外国绅士老跟在后面，可怜巴巴地要张爱玲在他的杂志上签名。”
炎樱叹息道：“从前疯狂的事情现在都不便做了，譬如我们喜欢某一个店里的栗子粉蛋糕，一个店里的女乃油松饼，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买了糕和饼带到咖啡店里去吃，因为要被认出，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是太古怪或者是太小气地逃避捐税，所以至多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蛋糕与饼。”
炎樱的“苦恼”之下，不难想见张爱玲在上海“倾城倾国”的凤仪。
然而，张爱玲由衷地喜欢这种清清爽爽的“卖文生涯”，她自己多次欣赏自己的职业，并且以此为乐，深感清苦，还乐此不疲。
张爱玲这样写道：“苦虽苦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五年十年之久”。
而且，张爱玲充分体会到这种职业格外享有一种人格的自由，她说：“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愿意要一个抽象的主人。”
当然，张爱玲“传奇”般的崛起也有其他的客观原因。实际上，张爱玲的写作，与新文学传统，甚至与她心爱的鸳鸯蝴蝶派都很有差异。20世纪40年代，李君维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是这样评价张爱玲的：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在百新书店出售就显得有些尴尬，它挤在张恨水《似水流年》的旁边好像不大合适，挤到《家》、《春》、《秋》一起当然更合不到一起。正如热闹的宴会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主人把她介绍到这边一堆人里，话也不投机；介绍到那边一堆人去也格格不入；可是仔细端详一下，她与两堆人都很熟悉，却都那样得冷漠。”
但是“不速之客”也有成功的机遇。这就是，“孤岛”沉没后，矛盾、沈从文等一批新文学作家陆续离开，上海文坛一时出现真空状态，这不能不说是为“新人”的崛起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对此，柯灵颇为感叹地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诺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一个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那就更没有张爱玲小说里的主人翁曹七巧、白流苏之流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年——1945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柯灵这段话确实算是很明白的话。
这是赤果果地站在天底下飞扬放恣的张爱玲，这是衰败的时代创造了完美的张爱玲。
《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有这样一句说主人公白流苏的话：“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用这句话来说张爱玲，恐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944年，是沦陷区的上海的“张爱玲年”，也是张爱玲一生中的短暂而明亮的传奇岁月。
这两年，就是人们一直相传堪称上海的“张爱玲年”。
今天是2009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我2009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里谢谢大家一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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