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封锁》是一个很精致的短篇小说，张爱玲写的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景中一对在电车上萍水相逢的男女，所做的一场虚假的艳遇之梦。
喜欢它的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是它的现代性、人性化，或者心理刻画的功夫等等。
谈这个小说，首先要解题，也就是什么是“封锁”？
这是日伪统治时期的一个专用术语。在沦陷后的上海，只要在什么地方发现有地下抗日人员的行踪，日军就会封锁该区域，少则个把小时，多则十几天。
具体办法是将有关街道用绳子圈住，各保甲当时都有“自警团”，成员为该街区18~30岁男子，由这些人担任岗哨，禁止行人进出，而后日军或伪军警察开进，挨家挨户搜查。抓到抗日分子之后，才可解除封锁。
张爱玲在《封锁》中的描写，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小说里讲，当封锁开始的一小会而之后，“街上一阵乱，轰隆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每当街上有封锁发生，就预示着将有地下抗日分子被逮捕。
这种“封锁”，不仅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而且对有爱国心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大大的梦魇。
但是，这种压抑和恐怖的气氛，在《封锁》里根本看不到。我相信，几乎所有的——不到压抑与恐怖，都把这个小说的背景，当成了时下的“堵车”来体会——其实堵车那不过是现代都市中的一种无奈。
张爱玲写道：“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一个盹，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也就是说，都市里对现状不满的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宣泄了一下。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铃铃铃铃铃，”每一个“铃”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封锁》短篇小说简介：
离开了《茉莉香片》、《花凋》、《金锁记》这些亲人的影子，张爱玲暂时离开家庭阴影的回忆，将目光投向都市中成年男女的微妙关系上。
这是一个很精致、很独特的短篇，许多人谈论张爱玲小说时都会提到它，特别是张迷们，对于她的作品如数家珍。
《封锁》首次发表是1943年11月在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上登出。后来收集到《传奇》小说集里面。它讲述了一桩转瞬即逝的“爱情”，一次如烟花般散去的调情。用上海人的话说就是“女主角”被“男主角”吃了一口“豆腐”。
在“封锁”的时空中，一对萍水相逢的男女，做了一场短暂梦。“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张爱玲显然有些讽意，然而又是浸着说不出的凄凉。
背景是封锁中的上海。
封锁了，人们被栅栏拦起来了，静静地等着，整个城市静下来，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水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像的巨大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静过。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我可怜人哇？……”然而他不久就停下来了，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噤住了。一个山东乞丐浑圆嘹亮地叫着“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
拉了警报的街上，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就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因为封锁而被滞留在电车里文明被斩断，电车里的舞台上，充满了一种原始的荒凉感，在那里，一切社会文明的面具都被摘了下来，乘客在陷入可怕的空虚的同时，又感到一种莫名可喜的解月兑。
电车里有一个25岁的女孩子吴翠远。她是一个单纯的女人，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大学毕业后她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她现在这个学校里的英语助教，不出色，但也没有人指责她不称职。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让别人操过心，可惜的是，她从来也没有让别人瞩目过，注意过，包括男人。
她给人的印象，就像她那雪白的皮肤，白倒是白，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人就像挤出来牙膏一样白而没有款式。
“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她携着一把蓝格子的小阳伞。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惟恐唤起公众的注意。”
电车里除了女人还有男人，除了这个吴翠远还有一个35岁的都市体面男人吕宗桢。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他是车上的乘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守规矩的市民，反正，他很少单纯是一个男人。可是，在这里，在这时候，在这时空隔断的电车里，他单纯是一个男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哪些身份。
吴翠远原本属于吕宗桢不怎么喜欢的那种女人，她是那种美得有点模棱两可的女人，不鲜艳，不招摇，脸上的表情永远淡得惟恐唤起公众的注意，很难引起男人由衷的向往。
短暂的封锁，电车停开了。时间突然停住不动了，从原先的上班、下班、上车、下车的“链条“上分割出来了。电车里，他为了躲避他老婆的一个他所讨厌的亲戚，偶尔和吴翠远交谈了几句，便突然觉得和她交谈很愉快，他看着她，她红了脸，让他看见了，他显然很愉快她的脸红，她的脸就越发红了。
在这大家都不知道底细的空间和时间里，男人让女人觉得她是女人，女人让男人觉得他是男人，大家都重新发现了在文明的社会里久违的快乐。她那原本不为他所喜欢的特点恰恰又成为了他喜欢的理由，看着她低眉浅笑的样子，吕宗桢断定吴翠远是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
吕宗桢坐在吴翠远的隔壁。他向她低声问道：“这封锁，几时完哪？真讨厌！”
她吃了一惊，掉过头来，却看见他搁在她身后的一只胳膊，吴翠远整个身子僵了一僵。他又说话了：“你也觉得闷吧？我们说两句话，总没有什么要紧！我们——我们谈谈！”
没有回答。他继续说：“你知道么？我看见你上车，车前头的玻璃上贴的广告，撕破了一块，从这破的地方我看见你的侧面，就只有一点点下巴。”
吕宗桢稍犹豫了一下，又说：“后来你从皮包里拿钱，我才看见你的眼睛、眉毛、头发。”
女的笑了，看不出这人倒也会花言巧语——太阳红红地晒穿他鼻尖下的软骨。他搁在报纸上的那只手，从袖口里伸出来，黄色的、敏感的——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吧！”
他们在车里恋爱了，恋爱着的男子向来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是不大爱说话的，因为下意识里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好在初识在车里，她也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他们愉快地恋爱着，为了她，吕宗桢打算重新结婚，吴翠远也想背叛家里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咬着个不很诚实、不很聪明——但却是一个真的人。毕竟真人难遇，这世上好人要比真人多。
他就是个真人吗？或许在车上短短的几分钟里，他确乎是个真人吧。但是，不行啊，他还得回到那个要求好人的社会里去。他不能让她积蓄快乐下去了，他又恢复了好人的面貌，他用苦楚的声音向她说：他不能让她为了他自己牺牲了她的前程。令人惊愕的突转，是因为封锁快结束了。
封锁结束了，叮铃铃玲的摇铃声中，电车又当当当地往前开了。吕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群里，不见了。他并没有下车，遥遥地坐在他原来的位置上。
可对于吴翠远来说，他等于死了。
对于吕宗桢来说，是到他在餐桌上阅读女儿成绩报告单的时候，吴翠远仅仅成了一个模糊的面影。
也不怪他——那本来就是一张天生使人忘记的脸。然而，那张脸也曾使他觉得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只奈何瞬息间万变。
掩饰着的痛苦当然有，当他看见灯光中趴在地毯中间装死的乌壳虫的时候，他的手心汗潮，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为何？是不是想到了自己？当然他回想起自己遥远的慷慨激昂的声音：
“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他还是为自己自豪。文明社会中体面的中产阶级男人，是个好人，在他人的目光的注视下。
尽管自己的太太小学都没有毕业，她家的人也都是好人。尽管刚才自己与整个上海一道打了一个盹，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还是等于一切都没有发生吧，还是去做个好人吧。
“讣闻”与“深蓝与白”的比喻和色彩，活月兑月兑地将一个规规矩矩地没了活性的女教师的呆板表现出来，使人联想到年轻的女教师的生活，也将如同“讣闻”般散发出死灰的气味。
这是一篇非常洗练的作品，在被封锁的停着的电车上，一个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银行职员，向一个教会派的平凡而拘谨的未嫁的女教员调情，在这蓦生的短短一瞬间，男的原意不过是吃吃豆腐（上海话吃豆腐是调情）消遣时光的，到头却引起了一种他所不曾习惯的惆怅，虽然仅仅是轻微的惆怅，却如此深入地刺伤了他一向过着甲虫一般生活的自信与乐天。
女的呢，也恋爱着了，这种恋爱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的为人，缺乏着一种特色。但这仍然是恋爱，她也仍然是女人，她为男性所诱惑，为更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张爱玲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写的一篇诗。
我喜爱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
还有，在国难当头、生与死、善与恶搏杀的背景下，精雕细刻，写出这样的一场旖梦来，不是太冷血了么！！！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正义人士对张爱玲的蹿红，会有何等的不安或抵触。
时代虽然在大破坏中，但也自有它的大更新。新鲜的生命与情感照生不误，而且来的更迅捷，更热烈。在封锁中，太多浮游的情感与仓促的生命，抓得住的只有现在……现在……封锁的短暂中不奢谈永世。等待这位年轻而有才情的世家小姐，也将是一场由乱世促成的倾城之恋。
正是这篇《封锁》的文章，使得胡兰成有了要结识张爱玲的愿望。就是这篇《封锁》替她引来了胡兰成，引来了半世的寒风冷雨，不白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