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4年末，“张爱玲年”，汤汤地流过了。《倾城之恋》话剧的成功，是她在上海的最后的辉煌，此后虽然亦时有佳作，引起波澜，却总是褒贬参半，忧喜相随。
时代的车轮，渐渐地把所有的暗香异艳都碾作齑粉，零落成泥，面目全非。
张爱玲、胡兰成这种婚姻应该说是秘密的、半公开的，知道的人也不多。在张爱玲的内心追求的是一种有人喜欢她、欣赏她就行，有人欣赏她的一颦一笑，欣赏她的飞扬的文字，而能欣赏她的人是最聪明的人。胡兰成恰恰就是这样聪明的人，有这样的悟性，这不能不使她暂时忘掉人世间其他的纷扰，流连于岁月的美好与平静。
他们婚后的生活可以说是幸福的，他们大多的时间是，一个在宁静的灯光下写作，一个在宁静的灯光下看书，剪影投在窗纱上，如梅花照壁，有说不出的精美与安宁。
这样宁静的生活没有多少时候，胡兰成在南京接到新的委派：日本人出钱，叫他办一本有日本掌控背景的杂志，名字叫《苦竹》。这名字来自张爱玲喜欢的那首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这时候的她与他，都是在如蒸如煮的夏夜里盼望天明。
封面是炎樱设计的，以大红做底子，以大绿做配合，红是正红，绿是正绿。肥而壮大的竹叶子布满图画，大白竹竿斜切过画面，有几片绿叶披在上面，在整个的浓郁里是一点新翠。
胡兰成接到日本人的新任务办《苦竹》时，作为妻子，张爱玲是十分支持他的，这时候的张爱玲，正值声名飙升之际，她已经很少在其他刊物发表自己的作品了，《苦竹》一问世，张爱玲日夜替他赶稿子，张爱玲一口气接连在《苦竹》上面发表了她新的散文《谈音乐》、重登《自己的文章》、和新完成的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等等散文、小说作品，张爱玲的“帮夫”之态相当明显，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年他的弟弟张子静办刊物请求她的帮助时，相比较，我们更容易看出她对胡兰成的感情。
张爱玲每次发稿想到他看稿子的样子，猜测他的神气与考语，就觉得欢喜。写到得意的句子，知道他一定也觉得好——他总是读得出她的好，而且懂得欣赏，这是她最感激于他的。
因他见到她的好，她的美；她便愿意为了他而更好，更加美。比如，她穿一件桃红色单旗袍，胡兰成夸说好看，她自己便也得意，夸耀说：“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她去静安寺逛庙会时买了一双鞋头鞋帮都绣有双凤的桃红色的绣花鞋，她知道他喜欢，就常常穿着它在他的面前走来走去。每次胡兰成从南京回来，在房间里张爱玲总是穿着这双鞋。
这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表现的“妩媚”？？是不是平凡夫妻难免的俗气？？我想：这世上踏实有用的是俗人，要做平凡夫妻，俗气也是一种快乐！！！
张爱玲也是个戏剧型的人。随便说一句话，都是咳珠唾玉，像对百般词句警人，做一个手势，又是柔艳有韵致，便连穿的衣裳，也是随身带着的一部小型话剧。
而胡兰成，无疑是最好的看客，读者，听众，知音人。
而这时候的她，人坐在这里，可是心早已经飞去了南京，依附在他的身边。稿子写好了，最后定标题，她写着《桂花蒸——阿小悲秋》，笑了，同时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亲自去南京，当面交给他。
这一段时间，张爱玲住在南京。关于这一段张爱玲暂住南京的记忆，台北《中国时报》有一篇署名叫“古之红”的作者，写了一篇《往事哪堪回首》，其实是“颇有回味”的：
“认识胡氏伉俪，缘由兰成先生令侄胡绍钟学长引荐……，胡氏居处，在南京市区石婆婆巷二十号，虽非豪宅巨邸，但其屋宇建构，采用欧洲南部风格，极为雅致，而其建材选择、色泽搭配，均为一时之最，一望即知居住在此的主人，其生活品味，必定是列于高雅层级之流。”
“步入胡宅大门，即是一片碧绿，芳草如茵，草地周边排列着五六个小花圃，其中栽着几丛玫瑰和凤仙，而两株体型稍大的腊梅，则散发出淡淡的幽香。草坪中央为网球场，只要挂上球网，即可打球活络筋骨。”
“第一次进入胡宅，正巧遇见他们打球方歇，因系初见，绍钟为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我也乘机打量他们：那位男士，就是绍钟的六叔，约莫四十来岁，气宇轩昂，眉目之间，英气焕发；女士年龄略轻，面容娟秀，显露出一股青春钟灵的活力。”
“在此之前，我对兰成先生，完全陌生；但对爱玲女士，则是因为她曾被笔者的恩师彦长教授赞誉，将来极可能是震惊文坛的名小说家，故而在心中对她已早有了一分敬仰之意。此后，在绍钟陆续的谈话中，才知道当时张爱玲在文艺圈，虽已相当驰名，其实，他的六叔兰成先生，在文化、学术、新闻各领域，更是盛名远播，如若不然，他怎么能那么轻易就赢得美人的芳心。”
“当时，正值张爱玲、胡兰成热恋高峰，无论居家闲谈，抑或户外散步，均以格调高雅时尚，偶尔启窗望月，持螯赏菊，在展现文士风范；至于谈经论道，规划人生，则必炫其禅味，境界高不可攀。前人喜用‘鹣鲽’二字以喻夫妻情谊深厚，张、胡当之无愧。”
“张、胡之恋，虽为人誉为‘神仙美眷’，惟华服美食，终难恒久保持不坠。当时，胡供职之‘公司’营运成绩不佳，势将改组，因之，兰成先生之情绪、言行常见不耐之状，爱玲女士虽劝慰再三，然而效果不彰。”
“就我个人观察，张对胡仍是一往情深，多方体贴；而胡之待张，则似乎与往昔稍有不同。……”
这段署名“古之红”的文字，记述着除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以外，就是我所见到的唯一有关张爱玲婚后生活的文字记录，却又叫人将信将疑，忍不住要问——人家“启窗望月，持螯赏菊”，你看见了？“谈经论道，规划人生”，你听见了？“规劝再三，而效果不彰”，张爱玲向你诉苦了？
然而，我又希望这位“古之红”写得全是真的——至少张爱玲曾经开心过，快乐过！！
猜想时间应该是1944年9月以后的事情，因为这年8月结婚以后，张爱玲基本公开地与胡兰成一道进出，并参加各种张爱玲杂志社方面社会活动以及胡兰成的政治方面的社会活动。凡此种种，张爱玲并不避嫌。9——11月间张爱玲往返南京与上海，住南京的日子多了起来。（这是张子静的一些资料所披露的时间考证。）
除了古之红的文章《往事哪堪回首》回忆，我们也看到张子静的回忆资料，说明张爱玲为胡兰成在南京创办杂志《苦竹》而尽心尽力的描述。10月出创刊号后，紧接连着出了第一期、第二期，张爱玲除了撰稿力撑，也不时地会去南京，陪他在南京石婆婆巷住上一段时间；其后不久胡兰成便又有新的派遣去了武汉，且又有了新欢护士小周，光景便又不同了。这是后话。
关于南京住宅，倒是有迹可寻的——胡兰成的朋友沈启无在《南来随笔》中也提了一笔：
“我住在我的朋友家里。朋友的家住在一个背静的小巷子里。我喜欢进门看墙根的一排红天竺，密密地丛生着一簇簇的红果子，累累地快要坠下来了，真是生命的一个沉重，客厅前面是方方半亩大小的一片草地，随意生长着一点野花，却无大树遮蔽天日，这小园，我感觉它有朴素与空疏之美。没有影子的太阳，洒满全院，坐在客厅里开门一望，草地的绿仿佛一起爬上台阶似的，人的眼睛也明亮起来了。”
“朋友赞美一个印度女子写的句子，‘秋是一个歌，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想到这样的夜，没有月亮也是美的，暗香浮动，你试用你意想的手，轻轻也可以模得出的。”
这个文章里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便是胡兰成了；这片草地，便是他躺在藤椅上第一次看《封锁》的地方；而这个“印度女子”，便是炎樱了（炎樱是斯里兰卡人，但是胡兰成一直错记成印度人，后来张爱玲在《对照记》里特意点明，似有澄清的意味）；那句“秋是桂花蒸的夜”，便是张爱玲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的题记，便登在胡兰成的《苦竹》第一期杂志上。
沈启无赞美炎樱设计的《苦竹》的封面，说：“我喜欢这样的画，有木板画的趣味，这不是贫血的中国画家能画得出来的，“苦竹”两个字也写得好，似隶篆而又非隶篆，放在这里，就如同生成的竹枝竹叶似的。换成了别的字，绝没有这样的一致调和。”
沈启无是胡兰成的朋友，也是同事，常常听到胡兰成赞美张爱玲。一个阴雨天，两个人站在廊下，听到巷子里有鼓吹，胡兰成想起旧时胡村人家娶亲的吹打来。渐渐聊到《金瓶梅》里的婚嫁，胡兰成说：“这两天闲来无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觉得写得欠好，读得只有壅塞的忧伤，没有启发。”
于是沈启无说了些明朝万历天启年间的事来助兴。聊到投机处，胡兰成便又提起张爱玲来，说她如果在这里，一定另有绝高见地。
胡兰成又说：“《金瓶梅》里的人物，正如阴天换下来没有洗的绸缎衣裳，有浓浓的人体气味，然而人已经不在这里了，也有熠熠的光辉，捏一捏还是柔滑的，可是龌龊。就像张爱玲在《谈跳舞》里说的：‘龌龊永远是闭塞，由于局部的死。’”
胡兰成说过了，才觉出这一个绝妙的比喻，这种比喻十足是张爱玲的风格，不禁越想越得意，只说还不尽兴，于是提笔记下来。又逼朋友沈启无也来写一写张爱玲。
沈启无遂写道：
“张爱玲，兰成说她的文章背景阔大，才华深厚，要占有一个时代，也将在一切时代里永存。这话我并不以为是过誉，看她文章的发展，是有着多方面的，正如兰成说的：‘青春能常在，自由能常在，才华能常在的’。生活对于她，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生命的渲染。就是没有故事，文章也写得很美，因为有人生作底子，所以不是空虚的浮华。她不像西洋厌世派，只写了感觉，在他们的手下，词藻只做成‘感觉的盛宴’。而她，把感觉写绘成感情，几乎没有一样感觉不可以写出来的，没有一样感觉不是感情的。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惨伤的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是有着广大的爱悦的。”
沈启无继续写道：“一个人有着广大的慈悲，在时代的前面，没有所谓屈服，他可以低眉，可以俯首，伟大的爱是活在别人的生命里，伟大的艺术也是不灭的，永生的，不像一枝芦苇轻易在暴风雨里就被摧折的。所以，让‘生命来到你这里’这句话，还是很可意味的一句话。”
“让生命来到你这里”是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里引用过的话。这本书，是沈启无陪胡兰成在南京建国书店买的。只是看了序，已经被惊动了。只觉得每一篇都有异彩绽放，沈启无继续写道：“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里洗练出来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是六朝人的华瞻。”
在所有关于张爱玲的评论文章里，沈启无这篇文章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一篇，然而由于沈启无也是一个文化汉奸的身份问题，文章很少被人提及。我花了很多时间，查看所有的资料及纪念文章，就是没有沈启无的这篇《南来随笔》，后来还是在一本2004新版的张学专家研究者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里找到这篇“汉奸”沈启无的回忆文章。
然而，胡兰成在《苦竹》里对张爱玲的倾心赞叹并不是一直可以做下去的，因为政治的变动，胡兰成只写过《论张爱玲》、还有《张爱玲与左派》这两篇文章赞美张爱玲的文章。《苦竹》办了两期以后，胡兰成就明显地从文艺转向了时政政治，张爱玲的文章不见了，他评论张爱玲的文章也不见了。
胡兰成想利用《苦竹》这块阵地大捞政治资本，想以论政的方式来取得即将变动的时局取得一席之地。这时候的他无疑想起自己是靠《柳州日报》发迹，靠自己的笔杆子发迹。
胡兰成在《苦竹》里摆出一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式的“清流”姿态，评议天下时事，发表了许多鼓吹日本撤兵的理论文章，故持异端言论。同时又与日本军界内反战派频繁接触，希望造成一种声势，以促成日本撤兵。这里他细细地想过：假如日本人接受了他的撤兵的建议，不但与日本是比较体面的，因为主动撤兵总比被动投降强得多，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比较容易重谋出路，或可将功折罪免去叛国投敌之罚。可以作为东山再起的资本。
日本将败，中国将胜，胜败交接之间，形式必定复杂，局面自然会混乱的，作为身处乱世的“有志气的男人”，胡兰成自然是希望在这种混乱中捞住一个机会。
但是令他沮丧的是，撤兵休战的言论无论是在汪伪政权还是在日本本土，都未成气候，没有人理睬。
这些情形、这些心理，张爱玲是一概不知道的，他也无心告诉她，在他看来，乱世之际的人又怎么能论得了儿女情长？这是玩弄政治的人与张爱玲很不同的相悖观念。
我们再来重新整理一下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识、相知、相爱、相许的过程。
1943年12月，胡兰成看了苏青的十一月号《天地月刊》读到《金锁记》开始，然后从苏青那里拿到张爱玲的“静安寺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地址后，即去登门求见，当天没有见着，第二天张爱玲打电话去拜访，此后二人就开始了往来。
到了1944年8月。胡兰成与前妻离婚，没几天他们秘密结婚。这样的时间最后在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得到确认。所以胡兰成在1944年8月离婚，8月结婚的时间是成立的。
还有这个时间的证据就是张爱玲的弟弟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写道：“1944年8月姐姐写了一篇散文《诗与胡说》。姐姐在文章中表达了她的溢美之词，当时我没有读出弦外之音，姐姐写道：“活在中国就有这样的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有离开家就已经想家了。”后来通过读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才知道这时候的姐姐正处于热恋期。”
8月结婚以后，9月胡兰成就接到日本人新的任务，创办《苦竹》。张子静继续说：“这时候的胡兰成写了大量的文章赞誉姐姐，可想他对姐姐的才华和作品大力赞扬也是理所当然的。如《评张爱玲》、《张爱玲与左派》。无疑，胡兰成的《评张爱玲》最得姐姐的欢心，也使得姐姐理直气壮地一版再版自己的小说集《传奇》。使她对于“趁热打铁”的信心倍增。8月、9月是姐姐最得意的日子，帮助胡兰成创办《苦竹》更是姐姐恣意飞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