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回到上海以后，在这段最为灰暗的日子里，给她帮助最大的就是桑弧。
桑弧原名李培林，原籍宁波，1916年12月22日出生于上海，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说桑弧比张爱玲小一岁是不对的，他其实比张爱玲大五岁，毕业于沪江大学新闻系，后任银行职员。
桑弧是文华影片公司创始人之一，1935年桑弧结识了周信芳和电影导演朱石麟，由于自己喜爱文学创作，于是开始尝试文艺写作。也是由于他热爱电影，尤其是结识了著名导演朱石麟以后，开始涉足电影界，做起了电影编剧来，不想竟然获得意外的成功。桑弧起初是业余的，由于有这方面的爱好与天赋，后来干脆辞去那份不错的银行工作，下海干起了专业编剧，随后就开始了终身的导演生涯。桑弧在建国后成为我国电影史上颇有建树的著名导演之一。
桑弧于1941年试着独立创作电影剧本处女作《灵与肉》、《洞房花烛夜》、《人约黄昏后》，竟然一连获得成功。并且在当年采用自“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一诗中取得笔名“桑弧”。后来又有人证实“桑弧”这个名字是他的父亲采用了中国古时的一个风格：生了儿子，要用桑枝弯成弓，向东南西北射出用蓬草编成的箭，取得“好男儿志在四方”之意。
1946年7月，桑弧在自己的上海石门一路旭东里的家中请客（桑弧的家离我的家只有一街之隔，我住在石门二路附近的凤阳路），桑弧邀请的人有柯灵，龚之方，魏绍昌，唐大郎，管敏莉，鸳鸯蝴蝶派作家胡梯维及夫人金素雯等人。
之前桑弧由于不认识张爱玲，但又特别想请张爱玲做自己文华影片公司的编剧，桑弧便特地委托柯灵代为自己介绍，并诚邀张爱玲来参加这次的文艺界的聚会——张爱玲或许是为了柯灵的面子，参加了这次文艺界的聚会，又或许是想为母亲重新振作，张爱玲带着炎樱一起难得地应邀参加了这次文艺界聚会。
张爱玲来了，众人都谈笑风生，张爱玲却郁郁寡言，又一时不能融入人群，因为她的心里与胡兰成的结还没有打开，她只是沉默地与炎樱坐在一隅，落落寡欢，神情寂寂，仿佛沙漠苦旅踽踽独行，又似月宫嫦娥遗世独立。
她的人坐在这里，可是她的心神和魂灵儿不在这里，她看着这些人群，然而感觉自己是能看穿他们的透明的，她的眼光是可以笔直地穿过去，一望无际，几千里地没有人烟——她的眼睛里便是有这样的一种荒漠的神气。
桑弧远远地看着张爱玲。桑弧长期是非常仰慕同龄女作家张爱玲的才气的，但又知道她生性孤傲冷人，不敢冒昧登门拜访，更不敢求稿，所以这次聚会他和他的朋友龚之方商量之后，就设法取得柯灵的这张王牌，请柯灵出面宴请张爱玲。
这时候，桑弧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挺起勇气走过去，谦恭地说：“张小姐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我看了首演，非常佩服，一直希望有机会能与张小姐合作剧本。”
张爱玲抬头看着他，不说好也不说不，只是倾听。
张爱玲虽然对电影有着由来已久的兴趣，但真的要动笔写电影剧本，她还是觉得缺乏把握。1943年她曾经试着编过一出戏的剧本，写一个现代的男“娜拉”，但是演出的前景并不好。这个剧本的名字叫《走！走到楼上去！》。这次的失败经验，让她对自己创作电影剧本抱有一定的顾虑。
张爱玲后来谈到此事回忆说：“我当时觉得茫然。据说现在闹着严重的剧本荒。也许是的确是缺乏剧本——缺乏曹禺来不及写的剧本，无名者的作品恐怕还是多余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垄断情形，但是多少有点壁垒森严。”
张爱玲还回忆说：“写文章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思想通过文字，直接与读者接触。编戏就不然了，内中牵涉到无数我所不明白的纷歧复杂的力量。”
所以，起初她对桑弧的提议有些犹豫，不置可否。
后来桑弧又讲了自己与吴性栽（文华影片公司董事长）合办文华影业公司的事情，再次诚恳地提出有请张爱玲编剧的愿望。
然而张爱玲仍然犹豫着，说：“可我没有写过剧本，很是陌生。”桑弧不善言辞，见张爱玲淡淡然地不甚兜揽，便很是尴尬，幸好能言善道的龚之方走过来救驾，夸张地说：
“张小姐锦心绣口，一点就通，没有写过，写写就会了嘛。”
龚之方也是文华影片公司的职员，他是负责文华影片公司的宣传工作的，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对张爱玲的景仰之情，介绍了文华影业的雄厚班底，一再力劝张爱玲开拓写作领域。在场的朋友都在竭尽全力说服张爱玲写电影剧本。
听了这番话张爱玲犹豫不决，
张爱玲经过龚之方的力劝，低头思肘着，并自己用心算着时间，算下来，从1945年8月——到1946年8月，已经整整一年了，她一个字也没有写过，是没有心情写，也没有条件写——最重要的是没有地方让她写。
可是写字是她的天赋，这样长久地封笔，于她是有如慢性自杀一般的痛苦。“爱是热，被爱是光。”她把她的热给了人家，却失去了自己的光。这一年来，整个人都活得灰扑扑的。如果可以为文华电影公司写剧本，倒不失为重拾山河的好办法，而且她有过改编话剧《倾城之恋》的经验，当时囿于舞台局限，只觉得《倾城之恋》还是有许多的不足，拍电影，是比舞台表演的空间大得多了。
后来经过再三思考，张爱玲终于点了点头：“好，我写。”一诺千金。
从这之后张爱玲与龚之方交往也渐渐颇深。龚之方从这一天起便成了张爱玲的很好的朋友，一直到她1952年离开上海。
文华影片公司成立于1946年9月，是由著名青年导演桑弧与民族资本家吴性栽合办的。吴性栽是一位老电影家，是一位靠代理德国颜料和百货业起家的商人，他从大中华百货公司、联华公司二厂到大众公司再到文华影片公司，他有着数十年的电影事业的经验，不过因为吴性栽不尚名，很少露面，文华公司的很多具体业务都是由桑弧经手操办的。
《不了情》是张爱玲编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也是文华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由桑弧导演，当时的大明星刘琼和陈燕燕分别任男女主角，上映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于是很快又有了文华影片公司与张爱玲的第二次合作。
张爱玲自幼就是电影迷，对于电影向来兴趣浓厚。初试写作时就曾写过影评，对电影可谓知之甚深，正因为这样的积淀，她才可以一举成功，在极短的时间里创作了一个成功的剧本，这让她自己也很兴奋，否则的话，她恐怕也没有那么轻易地答应第二个剧本的写作。
当《不了情》十分叫座后，桑弧于是再次请张爱玲编剧《太太万岁》这个电影剧本。
这两部电影——《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也成为张爱玲在大陆创作的仅有的两个电影剧本。当她再次提笔写别的电影剧本的时候，她人已经在美国了。为生计所迫替香港的电懋影业公司执笔，那时她已经去美国10年了，这是后话。
与这帮电影界的朋友在一起，张爱玲有时候也充满了热情。有一次，她对龚之方说：“我要向你学习上海话。”龚之方很是诧异，说：“我们日常都不是说上海话吗？”。她说：“我对上海话研究过，有的词汇以及它的发声，很有魅力；你的一口上海话接近这个标准。”她的认真又多少带有一些女学生的味道。
文华公司老板吴性栽为人豪爽好客，与他亲近的人常常都有一些宴叙。有一次，老板吴性栽请客，大家一起出发到无锡去游太湖。吴性栽本来就好客，但他一般不请张爱玲，可能是因为吴性栽知道她不喜欢交际，亦可能是尊重她，故很少邀宴张爱玲。但这次是文华影片公司庆祝《不了情》、《太太万岁》拍片成功，自然是要请编剧张爱玲参加的。
参加这次宴叙的有吴性栽、龚之方、桑弧、唐大郎及张爱玲等人。大家在无锡太湖里乘一条船，吃当地有名的“船菜”（所谓“船菜”就是鱼虾都是在太湖里当场捕捞、当场在船上烹吃），言笑甚欢。
此时的张爱玲已非是彼时的张爱玲，她自己和她的剧本恰好站在一个世界的两侧：一边是她自己挥之不去的悲哀，另一边是她的剧本里凡俗世界的喧哗。
但从外表看来，张爱玲似乎比过去显得随和了一些。据龚之方回忆：
“她喜欢与人聊天，对朋友的态度还是热情的，和许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她特别爱听别人的高谈阔论。有的故事很好笑，她也张口大笑。人称‘江南第一枝笔’的唐大郎，也与她很谈得来。唐大郎平常口没遮拦，善戏谑人，不留余地，张爱玲不嫌弃他，反而常提起他，似乎蛮欣赏唐大郎的机智。从这里我们足见她的性格虽然有点固执，但一点没有反常的感觉，要不然，我们与她怎么能有那么一些愉快的合作呢？”
一个人在内心遭受大创之际，反而有可能去凡俗嬉闹中寻求宽解的途径。张爱玲原来一向封闭拒人的，即便是与胡兰成结婚后，她对胡兰成的怨懣，她对男女间一切浮华的怀疑，也多不向胡兰成说。她习惯于一个人独守自己的世界。而现在，这个世界里既然已经充满令人恐悚的荒凉与黑暗，她也就很难完全拒绝一般常人所为。虽然按照她的性格，她断难向人倾诉，但与远离的外界显示出一种亲近的态度，大抵亦是她希望借喧闹世界里的几许光亮，来抵挡日益弥漫扩大的黑暗。
那天无锡太湖游湖正好碰见一件巧事：当他们的船驶到湖中心时，对面驶来一艘游船，船中传出众语喧哗，亦有人正在吃酒谈笑。吴性栽耳朵尖，一听就听出了是戏剧家洪深的声音（洪深1894年——1955年），吴性栽于是站在船头，等两船靠近时，就请船老大去把洪深接到他们这条船上来。洪深当场答应，马上便跳了过来，和张爱玲他们一起吃船菜。
说起来，洪深和张爱玲之间本来还有一点芥蒂，因为洪深前几天写过一篇批评张爱玲的文章，有一些话写得不太受听。洪深跳过来后，吴性栽介绍张爱玲与他认识。这次在船上，两个人便认识了，谈了一些文学艺术上的问题，没想到观点越谈越接近。吴性栽的当机立断，用尽心思使这次别致的游湖庆功宴意外地化解了张爱玲与洪深的“前嫌”，使他们重归于好。
这次到太湖游船，给张爱玲的印象颇深，也给她带来了快乐。大约是她很少与众人同游同乐，一旦放开去玩，却也发现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较多的友爱，即便是在乱世，即便是在惘惘的威胁之下。
张爱玲曾经回忆起这次的游湖，直说：“印象深刻，别致得很”。
至于张爱玲与桑弧的关系，有一段传说，其实是一段误会。由于他们合作了两部影片，桑弧难免常去找张爱玲谈事情。桑弧忠厚老实，内向而寡言，为人诚实而拘谨。因为剧本的事情，桑弧经常找张爱玲只谈编剧的事。就算私心里真的有仰慕，桑弧也不敢对她剖白。因为他读过张爱玲的小说、影评，非常敬佩张爱玲的才华，所以才请柯灵引荐，让张爱玲做编剧，他自己做导演。仅此而已。
在旁人看来，他们应该是很适合的一对。龚之方说：“连我也以为这事可行，还代表桑弧前去提亲呢。”
龚之方后来回忆说：“自从我们吃了这顿饭后，我们和张爱玲的交往合作维持了六年，直到1952年她离开上海。”
这一时期，是张爱玲一生中少有的“艳阳天”。从感情上讲，她是在忍受折磨，在事业上，她是在忍受失落；可是朋友间诚挚的友情，却令她的性格中多出了几分暖色
而在30多年后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出版之后，我们就更加明白了，她之所以在这一段心情开朗，是因为有了一段新的恋情。
这一段恋情，因为当事诸人的矢口否认，在以往的60年中，只是一段“绯闻”而已，不能确认。
1949年以后，天翻地覆，当初的左翼成了文化界的绝对主宰，桑弧也是乘势一飞冲天。他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大显身手。
桑弧的名字，是和中国电影史上的“三个第一”连在一起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和第一部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全是他执导。这些成就，足以让他在新中国电影界获得至高无上的自尊地位。
幸运的是，桑弧熬过国家动乱的特殊时期之后，又再次出山，拍了《子夜》等电影。
据有的张学研究者考证，桑弧与张爱玲后来的关系渐淡，桑弧在以“叔红”为笔名为张爱玲撰写过《十八春》的评论后就再也没和张爱玲有任何联系；甚至在张爱玲逝世以后，他也没有出面写文章表示悼念。
在《小团圆》出版之前，我们张迷以及所有的张学研究者和写张爱玲传的作家对于张爱玲与桑弧之间的事情，也就知道这么多了。
而30多年后《小团圆》一出版，则颠覆了这一切。这在张爱玲的研究史上，也算是“石破惊天”的一件事了。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会陆续的看到张爱玲自己是怎么在《小团圆》里给我们叙述了一个怎样的桑弧和她与桑弧之间的真真实实的恋情。
桑弧于2004年9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88岁。
注：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是我们最传统的喜庆节日，这里祝我的张迷们，我的书友们，我的网友们，我的读者，新年快乐，阖家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