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她同时代的文化人相比，确有很多独特之处，她的小说，她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替受委屈的女同胞们鼓与呼。
但是在自己的婚恋中的遭遇，恰恰也受到了极大的委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酷的讽刺！
胡兰成的背弃，是对她的重创，使她从炽热中冷却下来。
对胡兰成这样的人，她当然在私底下做过分析与反思，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在她自己的短篇小说《五四轶事》里，依然还能找到这段感情生活所留下的痕迹。
在这篇短篇小说《五四轶事》，她写了一个以自由恋爱为初衷、最后却娶了三个妻子的新时代男人，小说的副题就是“罗文涛三美团圆”。
这里，有她的辛辣的讽刺！有她耻切切的记忆！
许多女性张迷，把胡兰成恨之入骨。其实，单单指责某一个人的薄幸负心，是不够的，张爱玲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她的命不好，是她的眼睛不亮？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五四以来，人性复苏，伦理上的“封建枷锁”被一些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砸碎，这是好事情。但男权社会换汤未换药，恋爱自由成为一些男性青年文士移情不忠或者滥情的通行证。
把小说命名为《五四轶事》，也体现了张爱玲与众不同的思想锋芒——新潮流本身就带着有旧时代的阴魂！
而且，胡兰成给她带来的伤害，还不止于情感世界还有耻辱。
张爱玲与胡兰成那个最后一晚上的相聚后，张爱玲那晚发出来撕心裂肺的呼喊后，张爱玲对于这最后一次的袂别已经渐渐冷静下来。
不想，奇怪的事情又来了：有一天，青芸带着范秀美突然来到张爱玲的公寓。青芸说，范秀美找到她家，范秀美是带着胡兰成的纸条找到青芸的，字条上简单地写着：“范先生来看病，侬带伊去看病。”胡兰成的纸条再无别语。
青芸问范秀美：“你是什么病啊？”
范秀美眼圈红了，忸怩一回才说：“我身上有了。”说完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青芸微微愣了一愣，不好说什么，只得先把范秀美在旅馆里安顿下来。（这时候斯家老四斯颂远因为生意的事情正住在青芸家的美丽园，这可万万不能让斯颂远碰上范秀美，更不能让斯颂远知道自己的六叔勾搭上了他们家的寡妇小娘）
找妇产科医生又是一件麻烦的事情。那时候流产手术是违法的，都是私人医生偷着做。当时成都路有一家妇科医院，它是一家专科妇产科医院，是1900年德国人宝隆博士创办的宝隆医院（现在的改名为长征医院，1930年改称国立同济大学附属医院；1955年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为，上海急症外科医院；1958年转隶为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1966年对外全称为上海长征医院。由于医院就在我的家门口，我对于它的历史比较清楚。）青芸说，做手术的是一个男医生，要一百元手术费。
范秀美急了：“我没有钞票哦。”顿一顿，范秀美又从口袋里拿出另一张纸条来，这张纸条却是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
所以于是青芸就带着范秀美来到了张爱玲的爱丁顿公寓找张爱玲来了。
张爱玲看到范秀美，自是一震，却什么都不问；看了青芸递过来的纸条，转身进屋，随手拿了一只金手镯出来，交到青芸手上，说：“把它当掉吧，换了钱给范先生做手术。”
张爱玲再多的话没有一句。
至此，张爱玲才算是彻彻底底地冷了心，遂后自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真正的与胡兰成了结他们之间的关系。
此时，我们猜测，张爱玲与姑姑后来搬出爱丁顿公寓，除了减轻经济上的负担以外，恐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既然决定分手，便不再给他、也不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重圆的可能性。
事实是胡兰成逃离大陆前，确实是来找过张爱玲，那时这里已是人去楼空。
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所受的伤害。前不久，他恬不知耻地要求张爱玲看他的《武汉记》，大肆宣扬他和小周通奸的“恩爱记”，赤果果地把自己的不忠摊在张爱玲的面前。
不久，这个范秀美又挺着个大肚子来到这里，一次又一次，他明目张胆地展示着自己的无耻，挑战着张爱玲的极限——张爱玲终于崩溃了。
如果说从前她是一直在自欺欺人地编织着为胡兰成开月兑的理由，那么这一次，是胡兰成借着范秀美之手硬生生地把神话撕碎给她看，终究让她再也留不下半分幻想。
即便如此，张爱玲仍然不愿意在胡兰成危难之中绝情分手，故一再拖延自己的最后分手，张爱玲照例给他寄钱带物，宁可受池鱼之灾被人误会，也要等到胡兰成最后安全后才能下此分手的决心。
我写到这里，不禁要为张爱玲大哭。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可以爱得这样痴，这样彻底，这样忘我，也只有张爱玲了——然而，对于张爱玲的处世哲学，我们这帮后人还是要说她无情！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4月，有一年的多的时间，张爱玲沉浸在这种无言的痛苦里面，这段时间她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
她在沉默中默默地忍受着胡兰成带给她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