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梵这次回国在上海待了两年左右，为了料理前男友在英国的遗物，两年后她又回英国去了，从此就再没有回来。
黄逸梵这次带回17只箱子，里面大多是皮件。她同美国的男友维葛斯托夫一起去新加坡，本来是要在新加坡做皮货生意的，然而维葛斯托夫不幸死在新加坡的炮火中。男友死后母亲她独自一人在新加坡苦撑着。
母亲对张爱玲说了她的一段艰辛经历：自从男友维葛斯托夫死了以后，自己为了生存，后来又去了印度谋生，她在印尼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是为著名政治家尼赫鲁的姊姊做“社交秘书”。（尼赫鲁，印度独立后，首任印度总理。）
母亲回来这期间，张爱玲终于了了一个心愿：那就是胡兰成留下的那笔钱，她早就换成了3两黄金，其中去温州花去了1两黄金的样子，还剩下2两，于是找了一个机会拿给母亲，作为对以前母亲资助她上大学的补偿。
“我不要。”黄逸梵很坚决地说，待了一会儿，母亲竟流下泪来，“就算我待你好，你也不必这样。‘虎毒不食子’啊！”
张爱玲想，可能是母亲误会了，以为还了钱，从此母女俩就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了。所以母亲坚决不要钱，怎么也要保留住这一点母女情。
这件事，在母亲那一边，确实是个转折点。后来，她不像以前那样对女儿冷冰冰的了，以至在欧洲临终前特别想念女儿，写信给张爱玲，说“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了。”但是张爱玲的心已经很硬了，她不会感动。就像后来母亲在英国临终时说想见她一面，她也没有去。这是后话。
这一对母女，不知上帝是怎么安排的？她们一生中聚少离多，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张爱玲就感觉几乎母亲永远是在整理行李。
这一时期，母亲大概对张爱玲多有开导；而且，母亲飘零身世也给了张爱玲不小的刺激——不美满的婚姻对一个女人的摧折太大，还是趁早结束了的为好。
她下决心与胡兰成彻底分手，也许就有来自母亲劝导的因素。
我们再回溯到1947年的秋天。任世界日新月异，沧海桑田，张廷重夫妇俩的日子是静止的。父亲张廷重的日子，早已今非昔比，家产挥霍得也差不多了，房子越搬越小，手头的钱也越来越少，如今住在华山路的一间的小公寓里，但夫妇俩还是离不开心爱的大烟枪，鸦片的烟雾却永远也驱散不尽。昏黄的烟灯里，张廷重眯缝着眼，茫茫地微笑着，烟雾朦胧，心境也朦胧。
这些年里，他同鸦片早已融为一体，烟一点点地吸进他的肺里，成为他的呼吸，他的血液，而他也一点点剔尽了自己，没有过去，没有将来，没有是非，也没有了人心与亲情。
这时他唯一的儿子张子静站在他的烟榻边，仍同从前一样的消瘦单薄，却似乎长高了一些，也微微黑了一点。他去年随大表姐与姐夫去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工作，这次回上海是因公出差，暂住家里。张子静嗫嚅地告诉父亲：“我昨天去看表哥，听说我母亲回来了，住在国际饭店。”
张廷重微微动了一下，发出一声不知是疑问还是感叹的“哦”，便不响了。“我母亲”？是说黄逸梵了。这个名字听来好不陌生，仿佛是他上一辈子的一个熟人，他们已经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他甚至无从猜测她的生活与思想，也不关心。
后母孙用蕃打鼻子里“哼”了一声，现在他们当她的面谈论黄逸梵，已经不忌讳了。她倒也不介意，因为早已不用担心黄逸梵再回到这个家，她只是给了张廷重一个催促的眼神，好似在提醒他什么大事。
张廷重又呼噜呼噜地抽了几口，清清嗓子，这才慢慢地说：“上次在信里跟你说的事儿，你想得怎样了？”
张廷重曾经要求儿子调到上海来工作，以便共同负担家用。张子静却坚持要两位老人先把鸦片瘾戒掉，父子间就这么僵持着。
张子静语气委婉恭敬，态度却倔犟：“儿子的意思，也在信里写了，父亲想得怎样了？”
张廷重脸上僵持了一会儿，悻悻地说：“先不说这些。我看到你这次回来，带了不少差旅费，现在不如从前，家里独门独户的，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如今在公寓里，少不得行动要小心些。你别带着那么多钱到处跑，不如我替你收起来，稳妥些你要出去，就赶紧去吧。”
张子静不怀疑自己的父亲，也急着出门去看望母亲，果然将装钱的纸袋子取出来交给父亲保管，自己兴冲冲地走了。
张廷重拿过装钱的纸包来清点了一下，脸上忽然露出一个阴阴的笑。他知道，这个儿子从小优柔寡断，这回忽然坚强独立起来，竟然跑去扬州那么远的地方工作，目的就是要离开他，离开这个烟雾不散的家——妻子、妹妹、女儿、儿子，都巴不得要离他远远的。黄逸梵和张茂渊去过欧洲，张爱玲也去过香港，张子静个性柔弱，却也到扬州转了一回。他几次写信给儿子，说是现在家里很艰难，要他设法调回上海，共同负担生活费用，然而儿子坚持，说除非他和后母答应戒掉鸦片，才愿负担家用——儿子竟然跟他较上劲了。
张廷重紧紧握着那叠钱，恨不得攥出一点水来。张子静的性格是懦弱的，再倔犟也有限，张廷重看死自己的儿子走不远。不肯负担家用？逼他戒烟？哼，门都没有，倒看谁能犟过谁！
张廷重因手头拮据，烟瘾又大，这一次张廷重把扬州银行发给张子静的差旅费全部给吞没了。
写到这里，我无比的悲哀，我透过烟雾看到张廷重那阴险的笑容与张子静单纯的笑容互相叠映，深感张子静的一生孱弱多病，孤独终老，除了极小的时候，他几乎一生没有什么快乐。他的母亲那样早就离开了他，他的姐姐光辉而遥远，他的父亲与继母只惦记着他的钱，又一心怕他分薄了他们的钱，把他当敌人那样防着——他在这些人中间一天天成长，可是他的心却逃避到一个密不透风的地方藏躲起来，永远不肯长大，到老，到死，他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童。我的心在哭泣。
母亲在上海期间，母亲还几次看到张子静。有一次，她还专门做了家常饭菜，让张子静过来一起吃，她对儿子，比以前多了些温情。
这时候的张子静，从扬州偶尔回上海（张子静在扬州银行工作）后，还是住在父亲那里。
这时张廷重刚刚卖掉手头最后一处房产，到手了一笔黄金和美钞，本来这些钱也能支撑一阵子，却不料张廷重他脑袋一昏，全部拿去兑换了国民政府新发的“金圆券”。不久，金圆券的价值一落千丈，几乎等于废纸，这让张廷重彻底成了丧家之犬。张廷重他只能又重新搬家了，搬到了江苏路一间只有14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厨房、厕所都是十几家人共用。
这下子，张子静从扬州再回到上海，连个栖身之地都没有了，只能借住在老同学家里。
张子静见了母亲，就忍不住地抱怨、叙述着父亲的现状。
这时候的张子静多么希望母亲能留下来，他自己没有住处，需要母亲；这时候的姐姐也多么需要母亲。
黄逸梵说：“上海的环境实在是太差了，也太吵了，老是叫人安静不下来，静不下心来，这样的环境也让爱玲无法写作。”
张子静以为母亲嫌姑姑和姐姐重新租用的新地址的房子太小，就说：“不如好好找一所房子，从此定居，可以把姐姐接来一起住，以后我回上海时也有个安身之处。”
黄逸梵淡淡地，没有理这个话头，只是说：“上海的环境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我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张子静满月复狐疑。他不明白上海怎么就肮脏了，以为母亲在国外又有了男朋友，或者准备在国外再婚也说不定。
张子静仍没有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只觉得理由牵强——环境肮脏？但又不敢问，想着以后再说吧。他可不觉得。他生于斯长于斯，将来大概也要老于斯死于斯，他可没有母亲和姐姐那么敏感，也没她们那么有本事，更是从来没有打算过要离开。张子静哪里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听说儿子的处境窘迫，黄逸梵很是心疼，但也爱莫能助。
一转眼一年过去了，1948年，一天，张子静回到上海，又去看望母亲。这时候的黄逸梵憔悴多了，仿佛蒙尘的美玉，失去了亮光。然而同儿子久别重逢，使她毕竟也焕发出些光彩来。
黄逸梵坐在儿子的对面，眼睁睁地看着他，不住地问长问短。张子静问一句答一句，和母亲久不见面，竟有些生疏不自在，期期艾艾地问：“姐姐现在怎样？我好久没有见到她，听说她又搬家了。”
黄逸梵忧心忡忡地说：“她们从爱丁顿公寓搬出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搬到华懋公寓住过一段很不理想，最近才在重华新村找到房子搬过去了，我过几天也要搬过去，你来吃饭吧。”又问他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到时可以准备。
张子静不禁鼻子发酸，眼圈发红——他年仅26岁，已经十多年没有和母亲一起吃饭了。
过了几日，张子静果然依约来到重华新村二楼十一号找母亲“吃”饭，重华新村这是坐落在南京西路梅陇镇酒家弄堂内的公寓楼，两房一厅的典型格局，一梯两户，没有电梯，窗子沿街。姑姑和姐姐都出去了，只有母亲在家。
吃饭的时候，黄逸梵一直看着儿子，仿佛看不够，不时地问：“要再添饭不？合不合口味？平时是吃几碗饭？”从饮食居行一直问到婚姻大事上来。
张子静窘了片刻，老老实实地说：“我想等有了较好的工作和收入，积蓄一点钱再做打算。”
“没有恋爱么？”
“没有恋爱。”
“没有中意的女孩？”
“没，没想过。”
黄逸梵看着儿子实在是窘，便转而问起工作的情形，听他答待遇还不错，又叮嘱他如何与上司和同事相处。慈母拳拳之心溢于言表，然而她能为子女做的实在是很有限。
这次见面，让张子静久失母爱的心颇为安慰，可惜只是匆匆一会儿，自己就又要回扬州中央银行了。
张子静临行向父亲要那笔差旅费，张廷重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你自己想办法好了。”
张子静气得青筋直暴，然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刚性的人，也只有委委屈屈地忍气吞声，向朋友借钱买了车票。
回去的路上，张子静看着滔滔流过的风景，想着母亲的柔情与父亲的冷血，不禁泪流满面。
我的心也在流泪，我的灵魂也在哭泣，不止为他，而是为了这个动荡的人世。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又何止张子静，甚至张爱玲呢？还有他们漂泊的一生的母亲，还有沉迷于鸦片的父亲，还有甚至一生无所出的继母，又有谁是快乐幸福的？？
后来不久，张子静又被调回到上海的总部银行工作，但是依然没有住处，还是借住在黄河路上他的一个好朋友的家里，与张爱玲后来又搬住的公寓（长江公寓）在一条路上，这期间，他们姐弟俩有了常常见面的机会。
母亲黄逸梵终于要离开中国了，临离开中国之前，黄逸梵和张爱玲有过一番长谈，她建议张爱玲说：“我听说香港大学已经复课，你不如回去把学业完成，也是找个理由离开这里，待在上海，终不是长久之计。”
张爱玲没有吱声，只是自己在心里犹豫，说：“我想再观望一阵子。”
张爱玲是有些犹豫，低着头久久不语。“霁月难逢，彩云易散”。一生中，她与母亲相伴的年份几乎屈指可数，每一段，都是人生至为金贵的记忆，几乎不肯轻易启齿，怕人家偷听了去。不能和妈妈在一起，难道也不能和姑姑在一起吗？这些年来，她没有家，于是姑姑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了。她不想连这一点依傍也放弃。
——在这一点上，她总是比弟弟张子静幸运得很多。
只可惜时间也太短了。有限清欢，无限辛酸。她好像命中注定无缘与至爱的人常相厮守。
不过母亲的这番话，在日后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位总是“缺席”的母亲，在张爱玲一生中的几个关键点上，都起到了有力的“摊手”作用。命运给了张爱玲这样一个特殊的母亲，也许总有它的用意吧？
与母亲再度相伴的日子，是张爱玲在这段动荡岁月里最大的安慰。然而现在的母亲就要走了，又要离开他们了，她的心里十分彷徨无助，比小时候尤甚。
母亲就这样走了，离开了风雨飘摇中的故土，离开了她的儿子、女儿。再也没有回来。
张爱玲与张子静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母亲回来后两年左右，大约是1948年，母亲就又回英国处理男友维葛斯托夫在英国的遗产去了，这一去，母亲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病死在英国。谁知张爱玲与弟弟这次与母亲的相见就是最后一次相见。
张子静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1938年，我姐姐逃出了我父亲的家，1948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她们都没有再回头。”
这就是命运。苍凉从世纪初开始，就笼罩了两代人，而且还不止，还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