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张爱玲从温州回来后，她就不再有任何的意态飞扬。她变得沉默，埋头独行，甚至连文风也开始转变——昔日的丰瞻华丽全都收敛起来了，先转向平实，又转向枯瘦。
自从1947年6月10日给胡兰成写出了最后的诀别信以后，张爱玲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月兑。
胡兰成早就说过张爱玲是“亮烈难犯”的，爱则柔肠百结，不爱则干脆果断，断难回头，所以当胡兰成一接到张爱玲的断情信，胡兰成就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
胡兰成这时候反倒委屈起来，他觉得自己一直是把张爱玲视为知己的，自己的作品《山河岁月》写得如此顺手，自己在温州的局面也已经渐渐地打开，这些都是他急不可待地告诉过张爱玲。今日所做的种种努力，还不都是为了将来鸳梦重温？
他以为张爱玲的烦恼，不过是女人耍小性子，待到什么时候想通了，他也就可“大美并陈”了，那时候可以坦坦荡荡地有3个妻子。哪知道张爱玲迎头给了他这一记重棒！
不过，张爱玲“诀别”此举，也令他无话可说，毕竟是等到他的“灾星消退”，她才来信绝交的。何况她还一直都给他寄钱，现在的最后一次，还寄来这样多的钱，这显然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让胡兰成无话可说。
胡兰成当时收到信，心里有些乱，就到屋后菜田边，在路上走了走，以平息自己的情绪。他想：张爱玲的这种“清坚决绝”的做法也是有道理的，她是不能够忍受自己落到这种“雾数”里，她是要让自己来解月兑自己了。也是该解月兑的时候了。
胡兰成还想继续挽回，他当然不会去找张爱玲，也不想再写信给她，因为胡兰成知道张爱玲一语既出的认真，而且他也没有资格去找她了，他永远都不可能对她要求的选择做出答案。
但是又想，人之常情总还是要有的，夫妻分手，总有一方要做挽留，为了不自异于众，过了两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了她的女友炎樱，他有些话想请炎樱转告张爱玲。
胡兰成写信给炎樱托她向张爱玲致意，信中是一如既往的不知所云和大言欺人，他在给炎樱的信中说：“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为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经常，亦惟冀爱玲以一杯水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
写到这里这些牵强附会的辞赋，已经掩盖不了事实残酷的本来面目；写到这里我不由大怒这样一个伪君子；写到这里我感觉胡兰成的无聊与自溅，搞不懂，真的搞不懂。
胡兰成对于张爱玲的绝交，当然是不情愿的，他知道她的好，对于好的东西，他都想要，都想兼而有之。以前他们在温州小巷游逛时看到旧式的床柜上美丽的雕刻，胡兰成想用钱即刻把它买下来，朝朝晚晚连睡觉吃饭也摆在眼前，而张爱玲却一点也不想要，只要想看的时候能看见就可以了。
胡兰成不愿意张爱玲离开他，但他理解她的思想的清贞坚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是无法左右她的，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可是他心里是痛楚的，像他从丽水到温州时上滩下滩的船，只觉得船肚下轧，跞砾擦着人生的河床，这种苦楚是分明锐利得几乎要使人迟钝的，张爱玲与他分手的痛楚使他更加发奋地写着自己的作品《山河岁月》，他依旧得感激她。
胡兰成写给炎樱的这封信张爱玲是一定看到了（炎樱是不会不给她看的），但是她没有回信。
张爱玲没有回信，她从此也没有片言只字寄给胡兰成，她彻底斩断了自己的这一段情缘——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全身心投入的恋爱。
炎樱当然没有回信，胡兰成也知道她是不会回信，这封信是一封没有回音的信，仅像电影结束时银幕上那个清晰炫目的“完”字，没有实质内容，仅是一个宣告而已，宣告一切悲与喜，繁华与素朴都已经成为过去，被凝成了岁月长河中的一颗不起眼的水滴。对于两个剧中人而言，这颗水滴曾经，曾经让他们看到了整个喧哗的世界。
张爱玲毅然斩断关系，玩世不恭惯了的胡兰成也莫可奈何。此后，胡兰成在写作的过程中常常唉声叹气，并且发出自己的最强音：“张爱玲临事是心狠手辣”的。
其实，张爱玲处理这个问题，既有原则，也有分寸，是无可挑剔的。当然，以那些习惯于“大词”思维的人来看，她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胡兰成立刻拽去衙门“报官”，抓捕这个通缉犯，让他蹲入大狱。
——当然这是月兑离了具体情境来谈这个问题了，假如张爱玲真的那样做了，我们现在对她倒真的不好评价了！这是一个人品的道德原则问题。
张爱玲不是一个有泪轻弹的人，但在与胡兰成分手前后，哭了三次，这是事实，这是因为她被伤害得太厉害了，伤害得太深太深。
她一旦决心下定，就不再给对方以回旋的余地，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胡兰成后来说：“爱玲是爱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才子事后的狂言原也不太足信。
可张爱玲确是这样的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成语里概括得太深邃的悲剧性格。
天地中的万物生灵有多少被囚禁，被羁笼，他们可以属于你，可当他们身心分裂而为你拥有时，你实际上并没有拥有。放生吧，相信离去的那个人仍旧爱着自己，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幸福，是放生的幸福。
被放生，而使自尊得以存活，一个表面冷淡的、内心热情的、忘情了的女人最后的一点可怜可叹的自尊。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切实地想抓住生命中可以把握的一些东西，可还是得放弃。回过头来看张爱玲的一生，她的一生至少在放弃，一生为求自尊而放弃会伤害的事物，放弃了父亲的家，放弃了最初的爱恋，最后，连生命的欢愉也统统放弃了。
放弃的过程是凄惨而黯淡的，可是在放弃之前也曾是热烈而眩目的得到与拥有。与胡兰成的这一小段爱恋，是张爱玲暗色生命中难得的一点反衬，是刺激而眩目的，就像小时候自己给姐弟俩的卧室墙壁所画的橙红色背景。虽然妈妈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避忌红色，因为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而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于绘画是不那么适宜的，可张爱玲还是愿意选择这不甚适宜的橙色背景，连画小人也喜欢给她画上红的墙，是为了温暖而亲近的感觉。
这次恋爱与婚姻，就像儿时房间那不适宜的墙，橙红色的，刺激眩目热烈，虽然不那么恰当，可它是仓促苍白的生命中少有的温暖与亲近，抗拒不了的温暖与亲近，太难抓牢的温暖与亲近。
乱世之中的夫妻，本来难得团圆聚首，倒是容易飘散天涯，但张爱玲与胡兰成不在寻常中，只怕他们在结合之初就已经伏下了今日分离的线索。一个一时为情所感的聪明女子和一个朝秦暮楚的男子，他们的结局不可能是别的。
胡兰成，渐行渐远了……
而这段乱世情缘，给张爱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真是一言难尽！
就个人际遇而言，她自小就向往的“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这些与张爱玲永远地告别了。
这以后，张爱玲那受伤的心灵在慢慢的恢复中，据龚之方回忆说，张爱玲那时候除了写电影剧本，也又开始发表一些小说，这些都是刊登在由龚之方主持的刊物《大家》的月刊上。
《大家》月刊是龚之方与唐大郎合办的月刊，龚之方任社长，由唐大郎任主编，办公室就在今天的黄河路上，也就是张爱玲所住的卡尔登公寓的后面。
因为张爱玲写电影剧本的成功，张爱玲又开始发表小说，在龚之方与唐大郎主办的《大家》的月刊里，刊登了张爱玲的《华丽缘》、《多少恨》，这些都是根据电影《不了情》剧本改编的中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是张爱玲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写的，其中《多少恨》就是根据电影《不了情》改变的。
刊在《大家》上的第一篇作品的《华丽缘——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题为小说，实则是散文，记述的是她一年前在温州乡间和农人一道在露天里听戏看戏的所见所闻。
因为先后有这些合作，这一段时期，龚之方、桑弧、唐大郎等朋友常常去张爱玲家聊天谈事情，使张爱玲逐步从与胡兰成的感情悲剧中走了出来，在精神上也逐渐开朗起来。在龚之方的印象里，也许是因为张爱玲那时已经诀别了胡兰成，心情较为开朗，对朋友的态度也还算是热情的。她喜欢与人聊天，如果人多，她也特别爱听人家高谈阔论，听到好听的故事，她也会哈哈大笑。
张子静当年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回忆：
“关于姐姐编写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以及在《大家》月刊上发表《华丽缘》、《多少恨》，出版《传奇增订本》，以及解放后，在《亦报》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艾》等，现年86岁的文化界前辈龚之方先生最为了解。”
张爱玲在这段时间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得到了真正的解月兑……
就像后来青芸也回忆道：“伊（张爱玲）到温州去过后，有消息，不灵了——回来就不要好了，不来噻了。后来张爱玲又搬月兑了（指搬家），又跑月兑了，跑到香港去了。”
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爱，只问付出，不问回报；无愧天地，不负我心；爱其时，山高水远；分之际，云淡风轻。她的收放举止，果然是这样的清贞，这样的清咖，这样的决绝，这样的让人敬佩。
后来爱着张爱玲的张迷们，自然称赞她对于爱情的坚贞与无私；而反对张爱玲的，却认为她资助了汉奸，罪不可恕，并且百般嘲弄她的自私，吝啬，冷淡，孤僻，与不近人情。
我是一个张迷，我有不同的看法：其实，我认为张爱玲不仅对胡兰成，她对很多人的好亦是不问回报的。比如，对柯灵，柯灵被捕后那么花心思去救他；还有《万象》月刊的老板平襟亚；平襟亚的女儿初霞曾回忆说：“当年张爱玲是她家的常客，平襟亚因为得罪日本人而入狱后，就更常见张爱玲到访，为她的愁云惨雾的家庭带来了许多温暖的友谊。”在初霞的印象里，张爱玲一直是一个又漂亮又可亲的大姐姐；还有著名戏剧家洪深，在她们两人的误解得到澄清后，张爱玲不计前嫌，与洪深重归于好；还有张爱玲对待龚之方、桑弧、唐大郎等朋友都是友好、愉快、不图回报的，对苏青、炎樱就更是如此了。
一些对张爱玲的偏见也许要怪张爱玲自己，她总是在自己的文章里自嘲，形容自己“自私”、“小气”，使人忽略了她的侠义和大度。
这时候的张爱玲已经得到了真正的精神解月兑，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事业上，都已经进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