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张爱玲亲眼看到了解放军进城。张爱玲平静地迎接了巨变。
上海，这个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这个欧美在中国最后的盘踞地；这个多少官僚名流云集经营的华丽水晶宫；它将要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人们在熏香温室中已呆得太久太久了，露出脸来，几多茫然无措。
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都这么想：该怎么办呢？却谁都不知道！最光明畅达的道路在哪里？走一条路，但不是任意哪一条，在这纷纭的历史场景中，每个人都选择他（她）自己认为最正确的一条路走。可是真的是正确的一条路吗？别人怀疑着，张爱玲自己也怀疑着。
那些曾在上海遮云挡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官员们仓皇不可终日，纷纷出渡，在台湾，他们作伥作致，梦想着重新营造昔日的欢乐洋场；还没有来得及出渡的官员们感受着生命无着落的强烈担忧；他们茫茫然，也惶惶然，恐惧迎接自己的不知将是怎样的命运；一般的小市民也在揣测中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是福？是祸？不管是福还是祸，不是大福、便临大祸；时代的冲击如此巨大，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担心是不可能的，时代如轰鸣的五四列车，浩浩荡荡地冲了过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它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是那么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话还是人家说的话；只感到模糊的恐怖。在模糊的恐怖中，人们默然、茫然，只有等待，等待着时间给他们揭开这生命变化的答案。
张爱玲也在等待中，虽然等待是这样无着落的烦心，虽然不是没有离开这烦心地的机会，但是，她是这样喜欢中国脏乱、喧闹中可爱的月夜；她是这样亲近着上海圆滑世故中。她期望安稳的人生，她更愿意留在这里，上海，这个与她生命最熨帖的地方。
上海解放了，解放——从禁锢到解禁的过程，最大最难的解放在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个毛孔都必须承受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是非曲折必须完全推倒，翻一个个，完全更替，更迭浪潮中的人们照例而茫然失神，惴惴不安地渡过一个白天与黑夜。
所幸，这样情绪低落的气氛持续时间并不长，历史很快翻开了新的一页。共和国百废待兴，上海，这个开埠历史悠久，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是全国建设棋盘上一颗顶顶重要的一颗棋子，共产党把这颗棋子下得又快又精彩，人们很快就发现了新时代的新答案：
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试身手的舞台。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百姓真正翻了身，和以前舞台上的主人一起平等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甚而成为了他们的“主人”，人们空前兴奋，到处是宣泄欢乐的红旗标语，到处是歌唱喜悦的敲锣打鼓扭秧歌。
在窗外热火朝天的生活中，屋内的张爱玲依旧保持着生活的平静。前两年所遭遇的政治风波依然让她心存一丝隐忧，但是张爱玲反复思忖：
我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没有担任什么社会职务，职业文人以写作为生，以读者为上帝，在职业道德上心怀坦荡，理直气壮。依恃这最后的心理屏障，她依旧坦然地和姑姑住在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同时也用新奇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思量着如何将之形诸自己的笔墨里。
此时，姑姑张茂渊经过炎樱的介绍去了一家由外国人开办的大光明影院任英文文书。因而张爱玲在写作之余，得以可以随着姑姑去看很多试片的机会。这时候的张爱玲也一改过去不与人打招呼的清高、孤傲习惯，见到姑姑的同事们，也微微一笑，点头打招呼，但是仍旧不多寒暄、不多应酬，性格与生活亦如以前一样。
有时候姑侄俩到书店淘淘旧书，回家翻阅，这时她们淘到一本《大卫·科伯菲尔》的英文原版书，在几个朋友间相互传阅。外面的天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她们一贯的舒适、惬意的生活还没有使自己的沧海成为桑田。
在这样宽松自如的环境中，张爱玲心中的一丝隐忧逐渐被拨开了，作家的本能，她想拿起笔来写一点东西，人们现在真的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吗？她想记录下自己眼中的历史真实。
人们在政治上不可思议的狂热，左翼作家对民生疾苦模式化的揭露写作，张爱玲心里是诧异而不敢苟同的。张爱玲对政治向来不感兴趣，也天生没有政治头脑，总觉得那是太大的事情，跟她眼中的百姓生存之间隔着层楼高阁，隔着千山万水。而且，政治会使人发烧、狂热、会失去理智，而张爱玲是一个坚贞、决绝、理性为上的人，她爱清静与冷静，不喜热闹和狂热，尤其是政治上的热闹与狂热。
从小浸渍其中的家庭历程给了她潜意识中对待政治的态度：她那浓墨重彩的家族不正是在与政治多年的牵牵绊绊之中，戴着眩目辉煌的光环走过来的么？最后有什么呢？只有颓唐的后裔，无尽的苍凉。父亲、母亲、弟弟，儿时的玩伴，家族里德高望重的人，这些都是她爱的人啊！可是，他们身上始终笼罩着那层悲剧的阴影，就是压在张爱玲心头无形的墓碑，她害怕，她反感，她只有逃避，她不想与政治、这个没有形状与有无穷力量的敌手交锋。
在文艺观上，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简直可以视作张爱玲文艺观的反面教材。她总觉得他们是在毫无艺术感地图解人生，缺乏对人生的透彻的体悟，纯属空谈主义。
1948年因为自己的剧本《太太万岁》等影片还遭到左翼作家的猛烈抨击，空气如此紧张，有一些很欣赏影片的左翼文艺家也不能很正常地表现自己的好恶。张爱玲以前曾说：别人的评论不管说得有无道理，只要说她好她就喜欢，说她不好她就反感。可对于这些左翼的抨击，张爱玲打心底里感到不是同道人，她不喜欢他们的评论，没有说好话倒在其次，更极端反感他们不解艺术之道，不配谈文艺。
当历史的书页翻到今日的21世纪的时候，我们才有张爱玲式的清醒：感觉那时左翼作家们虽然在笔墨中充溢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救世之心，但在艺术上，是相当粗糙非常拙劣。
张爱玲认为，作家要迎合读者心理，方法不外乎两条：1.说人家所要说的；2.说人家所要听的。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表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读者的欢迎，这本就犯了取悦读者之嫌；作家一定程度上取悦读者没有错，但最要紧处，左翼作家对于他们为百姓愤愤然揭露的社会苦难，往往“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最终不外乎总是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可在战争中得益的真的是老百姓吗？谁为战争流血？回溯不远的历史，张爱玲清楚地知道是该肯定还是该否定这热情而幼稚的药方。
“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个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张爱玲说，这是历代男人的习惯，显示着男人救天下百姓的雄心壮志，“达者兼济天下”是男人永远的梦，“穷者独善其身”只是梦想达不到时一个酸溜溜的借口罢了。而自己，一个女人，只爱独善其身，只愿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看世界，仔仔细细，或许还啰啰嗦嗦地评说一番这个世界，男人这些狂妄盲目的毛病犯不着去犯。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真的革命与革命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该和恋爱是近亲的，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的。”
张爱玲一直对“男女间的事情”这一题材无厌倦之心。可是，既然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可以“一滴水见世界，一朵花见天国”，作家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这是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为避重复，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合于不同的题材上。张爱玲认为：“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抱着这样写作的理念，新时代新气象对张爱玲的触动也就在于：让她从一个不同的境遇来写她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恋爱结婚、生老病死，不管怎样活着，都必须以一种方式完成一个人生历程。而这种方式，方式中的细节，方式本身，在张爱玲的眼中，就是这个时代的真面貌。
矛盾真是太多，困惑也太多，迷惘何其多！张爱玲挣扎在这些矛盾、困惑与迷惘中。张爱玲还在少女时代就喜欢读通俗文学，尤其是对流行的、小报连载的张恨水、秦瘦鸥等人的言情小说尤为喜爱。她还在中学时代，就计划着将来也会写出似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秦瘦鸥的《秋海棠》一样的能够牵住读者心的通俗小说。
张爱玲曾写过一本描写三角恋爱的手抄本小说，很明显染有旧小说的痕迹，从中可以看出张爱玲的构思技巧和编织情节的努力，她对这种在爱情上一波三折的情节性小说似乎最为擅长。然而在张爱玲简短的人生中，她承受的负荷超过了她的年龄和经历，她更想表达的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彻骨的认识。
于是，《传奇》与《流言》便以她的深刻思想意蕴和娴熟艺术技巧确立了她的文坛的地位。但时代是沉浮的，转瞬多变的，沉潜的、永恒的题材在快节奏的社会动荡面前也显得不够从容。时局的变化与张爱玲拥有广阔人生背景的苍凉诗话之间产生了龌龊。张爱玲的改写剧本，与文坛这种情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更新更陌生的社会潮流即将到来之即，张爱玲干脆闭门居家，将她一直想要创作出《秋海棠》式的长篇小说的计划付之行动。
她想提笔，提起笔，用自己的方式写这个时代最真的面貌，但心中一片茫茫然：
翻身的人庆解放，自己是什么呢？自己以前也不是最底层的百姓，现在也无所谓翻身，不值得这样狂喜与激动；自己的经历并不丰富多彩，前几年所写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的人物，贵族之家从繁华到衰败的剧变她是熟悉的，其中角色的转折心态她也是亲切的；可是现在这一批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们已彻底烟消云散了，他们被重新安置在社会建设的各个角落里，那个借以依托的潮湿阴暗而又带着末世华丽的背景也已不复存在了。工厂、农村、偏远的农场这些地方与张爱玲，一个从旧的大家庭里走出伊始的小姐作家，两者之间隔着一片宽阔的中间地带。
张爱玲能走过去吗？即使能在新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的熟识的旧人物，这些旧人物能在新时代露面吗？沦陷区特殊的氛围成全了她的一举成名，在这两个政权都管不到的中间地带，她可以谈性论食，写她的世界，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人们的精神空前地高涨，在人们欢乐的期待视野中，社会制度的解放——后面紧跟着的就是个人生活的幸福前景。
幸福已指日可待，她如果一再演绎家庭伦理、心理悲剧，会不会被认为是不合适于的末世挽歌？但是，张爱玲，除了她曾经生存于其间的那种大家族的各色人等，除了那些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没落、尴尬、骚动、苦闷、小奸小坏的嘴脸，张爱玲你又能写什么呢？
张爱玲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尴尬着。
以前曾经有个朋友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吗？”。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女佣）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人那里打听到，这些旧社会的老妈子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她的头脑里对“无产阶级”这一类的政治概念是模糊的，对现实中“无产阶级”的面目也是模糊的，要是真的论无产，大概只有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流浪汉才真的够格，只有鲁迅笔下的阿q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这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比较，无法不感慨他们智者之间的相通之处）。
本来这些风行社会理论，她是一窍不通的，还是胡兰成于1946年6月因为“左派”批评日盛的趋势在《天地》上化名“胡览乘”写了一篇文章《张爱玲与左派》为张爱玲辩护，这篇文章给了张爱玲以启迪、并留下深刻的印象。胡兰成在文中说：
“革命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
胡兰成真不愧为是张爱玲难得遇到的知音，张爱玲心中的反感，或许正是社会剧变时无产阶级这个“审判人类”的盛气，令张爱玲有一种对于不平等的本能的抗拒，她渴望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施舍亦无盛气的平等。
在新中国生气勃勃的童年，一个崭新的社会充满了崭新的希望，那时，张爱玲身边的朋友都对未来社会图景充满了斗志与信心，他们带动着她一起行动。著名编剧兼导演桑弧在曙光到来前夕即与张爱玲有过几次合作，他与她切磋，又自编自导了《哀乐中年》，在《哀乐中年》搬上银幕以后，又一次得到好评。全国解放以后，桑弧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并又拍了鲁迅的《祝福》等很多优秀影片。
像所有被裹挟进新时代的作家一样，张爱玲也很快意识到了1949年对她个人的特殊意味，尽管她素来对政治缺乏敏感，对于乱世总抱着处变不惊的念头，可在尴尬、疑惑、矛盾、不安中，张爱玲还是提笔写了，因为社会上喜气洋洋的气氛感染了她。
1949年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但是在当时，她并没有完全明白这一点，她依然努力用一种旁观者的态度看待时代翻天覆地的巨变，茫然而又淡漠。
注1：本人最近因为家事心力交瘁，5月12日带着弟弟来上海住院，近日妈妈又在老家住院病危，今天安排好仍旧住院上海的弟弟，我中午11点一人直奔老家，晚上7点到达。在这里和朋友们请假几日。
注2：为了满足朋友的更新需求，临行时还是起早更新了新的章节，在这里008谢谢朋友们的喜爱，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注3：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情较多，感悟也特多，我在我的扣扣里发表的感悟日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对你们的人生也许是一个警示。那里有《一位心力交瘁的女人》、有《儿子生日快乐》，都是一些人生的经典感悟，还有很多我的幸福生活、快乐生活的图片与文章，欢迎感兴趣的书友们光临。
注4：我的扣扣号“一零二七八六八八零三（1027868803）”，如果需要申请加友的请注上作者名或者你的书名，否则我不认识的不予加友。欢迎光临。再次感谢书友们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