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翻页转瞬之间，张爱玲的生命在新的趋势、新的生活中又以自己的魅力而重新全面的开放。张爱玲在文学创作上也经历了八个春秋。其中出名时的繁华，婚恋的幸福与快乐，以及时局急速的变换和情感上的受挫，这一切的一切，对于很年轻的张爱玲来说，都来得太早太早、太快太快、太多太多。她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完了正常人需要一生才能走完的路程。
生命对于她是宠幸的，因为苦与乐，对于张爱玲来说都是一份收获。因此，她经历得越多，所得到的就越丰富，并又将丰硕的人生心得，用文学的形式转换给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爱玲好像是一个天生的作家，连她自己的多舛的遭际，也仿佛是为了成就她，而特意安排的。
张爱玲的背景，张爱玲的文学，张爱玲对待世界幽怨的眼神，都仿佛是预设好了来叙述悲剧的，可她对悲剧已经看得太多太透，她更不愿自己成为悲剧的主角，她一直在罢演这个角色。
从张爱玲的生命之树在中学少女时代初期就冒出尖尖绿芽，到青春妙龄横空出世于上海滩，20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一切动荡、灵幻与激情。
在那样一个年代，张爱玲本来可以成为任何意中人，是的，任何一种人，但绝非任意一种人。亦就像她后来走的路，是其中任何的一条，但绝非任意哪一条。回忆那个时代，白发苍苍的老人在20世纪末的上海大摇其头而又无限回味地说：“上海的30年代好啊。那时候，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去做。”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狂飙与落寞最莫名其妙也最清楚明白的结合。
上海一方面是商业中心，世界性都市，是赶美国时髦的日本和东南亚富人看好莱坞新片最理想最及时的东方乐园；另一方面她承受了江南几百年几千年来堆积的富庶和文化，在江南最安稳最惬意最富庶的小城中住了几十上百年的人们，带着他们聚积了多时的财富、文化和习惯纷涌而来，而后沉淀在上海最不着眼却最具决定性的弄堂生活里；再加上各派革命党人借地宣传，或为中国一切新文化思潮向各地散播的中心与起点，有多少出身豪门，穿着熨烫得平平整整的西服裙子的青年男女走出家门，凭着傲岸、激情、才学与出人头地的理想，或为着心中一个更为理想的民族蓝图，加入各种各样的队伍，意气风发一路高歌，以势不可挡的气势诅咒这个延续了千年的封建王国，并以摧枯拉朽的气势毁坏着它。张爱玲也在这人群中，周围人声嘈杂而鼎沸，张爱玲虽身在这些忙乱的人群中内心却有自己的主张。
“中学毕业以后到英国去读大学，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要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还有
“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格的房子，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中国的房屋有所谓“一明两暗”，这当然是明间……”
大概这些就是张爱玲生活理想的基本蓝图，是她所能设想和期望的，在前进方面最海阔天空的计划了。仔细推究起来，这是上海弄堂生活里最平民的女子赤手空拳，踏实安稳奋斗着的目标：无非是出人头地，走到人前去，骄傲地看人，也被人看，虚荣心的满足；加上女子夸张和膨胀了的爱美天性，无非也是为了在别人眼中发现自身切实的存在，加上舒适惬意令人羡慕的现代都市生活，当然依旧不失和平、贞静而又热闹喜气的古中国之韵味；当然更少不了的是人类生活亘古不变的饮食男女的调调儿，虽然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女人而言，“爱”的意思就是“被爱”，但是如果受了小小的委屈还是需要男朋友来安慰的，因为女人的委屈只有男朋友才能来安慰，而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
相比同时代的同龄人，同是学堂里念书的年轻书生和小姐，张爱玲的宏大计划与美丽憧憬显得落后，凡庸而自私。那个时代的时髦的事业就是太阳底下最排斥私人化的事业，为了理想中民族与国家的新生可以奋斗终身，可以为之抛却一切安稳舒适的物质生活，可以放弃贵族的身份加入没有身份的匪流，可以为之献出弥足珍贵的青春与生命……可以为之，做一切，在崇高的名义下。
曾经生活在城市花园洋房里，或者曾经生活在乡村小镇富足殷实之家的子弟们，成为这一集体事业的领袖，无论是加入此党还是彼党，都是为着一个最崇高的理由——民族之复兴，挣扎在底层的城乡子民侧耳倾听国事新闻，带着菜色的面孔在刀光剑影中暗暗推算理想中光明行程。
政治、理想、革命、与一切崇高的口号被大写在中国的土地上。
而在张爱玲的观念中，这只不过是一个各趋极端了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的那一方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里；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张爱玲暗想：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
张爱玲依然冷静着。
张爱玲依然冷静地坚定着自己的计划，因为她明了：太阳底下无新事。她不会为时代激情所同化。虽然她的理想更陈旧，是大太阳底下永远没有新意的衣食住行，是从儿时起就开始坚持至今的陈旧的愿望：
“8岁要梳爱司头，10岁要穿高跟鞋，16岁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
这些理想何其庸常！可它切实可及，稍作努力便可实现！时代是破坏着的乱世，我们能等多久？？
个人即使算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之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升华还是浮华，都会成为历史烟云缥缈的过去，抓得住的只有生命中任何一点可感的，具体的，凡庸的物质乐趣。”这是张爱玲在几年前的预感。张爱玲是敏感的，她的预言在弹指一挥间将要成为了现实。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地，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更何况这物质的乐趣还仅仅永远停留在她童年的回忆里，或者遥遥地待在她对未来的憧憬里。它们没有在张爱玲的生命里切实存在过，她如何去抛却？又如何肯放弃？？
张爱玲有的是对童年的温暖而迟缓的留恋：
童年的回忆里有美丽的衣裳，那是美丽、敏感、独立的母亲留给她的记忆；她的童年的回忆里有浪漫的音乐，那是姑姑每天的练琴声，以及永远飘坠的记忆；张爱玲爱上音乐是因为母亲，她等待着，她等待着从母亲的血液里继承到她一直用母亲的罗曼蒂克的那些风范；童年的回忆里有华美蕴藉的亲戚朋友，洋派或贵族的生活方式……
日子终于一天天过去，终于真的如愿了，可是只有一个方面的如愿，如愿地长大，不能如愿的是时代。张爱玲如愿地向向往的年龄迈近，儿时的黄金时代却一天天远去了，童年时暗暗算计着的一切物质的存在，都在生活中一个个告别着，一点点消逝了。梦想不是一天天靠近，而是置她的热望于不顾，冷漠地背过身子往回走了，张爱玲的心里失望、失落、难过，可只有干着急，没有任何办法。
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历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徒然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突然断了片。
炎樱曾经为她设计了《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借用的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幽幽地窥探者新与旧造成的不安感，这个仕女好奇地窥探着现代人。这个仕女就是张爱玲，这个仕女就是黯然坐着回忆过去的没落小姐，而窗外又有更年轻更盛气更跋扈的现代女人又在孜孜地窥探着她。
张爱玲憎恶这种被打量、被评价、被审判的悲剧人生，她一生都竭力摆月兑旧家庭没落的梦魇。故而，张爱玲一直努力靠近最日常的百姓感情，她一直渴望书写和生活最近距离靠在一起的大众的哀乐人生。
张爱玲对于文坛上的左翼作风，她向来抱有自己的不满看法，她自己说：“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左派只限于那个年代。”她的预感无疑是极其正确的，但是有必要就她对左派的看法多解释几句。
左派及左翼文学并无什么不好，30至40年代的绝大多数进步作家，如鲁迅、萧红、矛盾、郭沫若、田汉、洪深，都算是左翼人士，即便巴金、老舍、曹禺等大家，也都是有亲左倾向。思想转“左”不仅仅是一时潮流所向，亦是黑暗年代人们寻求解放寻求真理的心理使然。而张爱玲对左派“本能的起反感”则大有深意在，其中原因可能是文坛上流行的左翼作品，如蒋光慈的“革命+恋爱”的普罗小说、郭沫若的一些革命诗歌，依张爱玲眼光看来，大约在水准线以下，看了难免要倒胃口，连40年代大作家沈从文都批评过左派文学的“抗战八股”，何况锦心绣口、唯美至上的张爱玲呢，她对之鄙薄，不以为然更是自然的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她敏感地觉察到左翼文学的立场作风、情感态度与她格格不入。左翼文学关心的都是底层社会里的不幸人生，或是被撵出门的祥林嫂，或是一辈子都没挣上自己的车子的骆驼祥子，或是工厂里骨瘦如柴的包身工，或是铤而走险的短裤党，这些都与她惯常熟悉的、表现的人物及生活相差太大。
《倾城之恋》的主角——风流机诈范柳原；《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主角——在红白玫瑰之间如沐春风的佟振保；《金锁记》里的主角——败家公子姜季泽；《沉香屑·第一香炉》里的主角——年轻时候用青春去卖钱老了又用钱去买青春的梁太太等，这些人物与祥林嫂、骆驼祥子之类自然不能相容。再者，张爱玲尽管对她所描绘的洋场世界竭尽嘲讽之能事，但在根底里她又是对她的各色人物充满欣赏，什么宁波少女乃女乃、上海十三点小姑娘、绍兴师爷、白胖热闹的女学生、交际场中那些满头满脸活泼的太太，这些人参合混在一起，早就填满了世界的喧哗热闹，造就了小市民生气勃勃的智慧。
而在左翼文学里，这些人物无疑会被列入需要清除的对象，列为糜烂之渊薮。张爱玲确实很明白她与左派的巨大距离，所以当她写小说、发表小说、出版小说集的时候，向来是与小市民趣味较重的杂志、出版公司合作，而与左翼文坛保持着十分明显的距离。这一点上她与苏青、潘柳黛等毫无二致。她们是生长在洋场社会上的文学之花，她们有自己独特的态度、品味及生存空间，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孰是孰非。
张爱玲还认为：左翼文艺观里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强迫性，她不能接受，她也不大相信，人一旦信仰了什么就真能超凡人圣，她感觉唱高调、唱意识形态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多半是不靠谱的。
尽管张爱玲对左派抱有不亲切的看法，但是上海解放后左派人物对她却是非常的看重。1949年6月，曾经在30年代于沦陷的上海、暗中掌握戏剧队伍的地下中共党员、戏剧家夏衍，在解放后仍然掌握着上海文艺界大权，他对于张爱玲就是十分地敬重。
尽管这样，张爱玲在这种左翼氛围里，还是有一种茫茫然的感觉。
注：明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天下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