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对于文艺界来说，这样巨大的形势变化自然会有很大的变化。夏衍随陈毅进驻上海，接管了上海市文化工作，重新组织上海文艺界人士办各种刊物报纸。负责上海文化工作的夏衍一回到上海。便开始对上海的小报开始进行整顿，要端正小报的风气，提供读者有益的、多样化的趣味性内容。
1949年6月间，夏衍找到倾向左翼文学的作家龚之方，要他与编辑唐大郎组织一个“能力较强、素质较好的小报班子”。夏衍说，新中国并不是不能允许上海小报的存在，但既然是新中国的小报，就应该有新的风格，要健康，要端正风气，要能够给读者提供有益的、多样化的趣味性内容。同时夏衍强调：“新的小报不能像解放前的市民小报那样，专门捕风捉影，登些耸人听闻、迎合小市民、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文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迎合一些小市民的低级趣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月以后，上海小报《亦报》在当年7月创刊，龚之方任社长，唐大郎任总编辑。与《亦报》同时，另外一家小报也创刊了，也是夏衍命令原来的《世界晨报》改组而成的，取名《大报》，有陈蝶衣、陈之华、姚苏凤等人组成，他们都参加了《大报》的发起工作之人。
这两家新的小报的创刊，果然一扫过去上海小报的低级趣味，以清新有趣的新气象出现，吸引了一大批著名作家为小报写稿，文学界名流丰子恺、周作人（当时因文化汉奸入狱已被新政府特赦出狱）等等很多有名作家，也开始在小报上露面。
首先撰稿人的层次提高了，这些社会名流都在小报上跃跃欲试展示才华，使得上海的文化环境和空气，一下子清新和干净了许多。龚之方在这批作家中，当然最忘不了的就是张爱玲。
曾与张爱玲两度亲密合作的出版人龚之方与唐大郎，再度找到闭门在家的张爱玲，希望她能给予《亦报》的支持。虽然《亦报》还是这些旧人，老朋友，当他们又来向张爱玲约稿时，张爱玲被这些朋友的热情所感动，同时写作也是她最喜欢的事情。
激情与理性，困惑与清醒，茫然与坚贞的综综交错中，张爱玲又拿起了搁置两年多的笔，重新走进了她在门外徘徊良久的文学世界。
这一次，张爱玲会有不同吗？会有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吗？
出于这一时期张爱玲与她的朋友们往来密切，在这样的时局和形势下，张爱玲还得写作，因为除此无以为生计。龚之方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以供《亦报》连载之用。张爱玲过去从来没有给小报写过稿，但因为是龚之方、唐大郎两位朋友的登门相求，张爱玲还是痛快地答应了，但是她提出了一个条件：要用笔名。虽然龚之方与唐大郎没有料到，也不知张爱玲出于什么原因，也只得同意，因为张爱玲素来是固执的，再说换用笔名张爱玲她可能也有自己不得已的考虑。
据龚之方后来推测说，张爱玲决定用笔名，应该是有两个原因，一是以前她在杂志上连载过长篇《连环套》，边登边写，效果不好，遭到过傅雷先生的严厉批评，导致她自己“腰斩”了《连环套》，没有连载完，这次再度采用这种形式，她自然有慎重的考虑；二是她与胡兰成之事虽然已经过去两三年了，但是她心里并无把握，用笔名写作，对她来说，未尚不是权宜之计。
关于这个笔名的出处，海外曾有各种牵强附会的猜测，比如怀疑“梁京”二字为“凉、惊”二字谐音，暗喻作者对于左派政权即“凉”且“惊”的心态。这种猜疑来自于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嗜痂之好，没有任何根据，不足考虑，其实也并无政治隐指。
也许，大约是怕她自己的本名太过招摇吧；
也许，为了躲避一些莫须有罪名的轰炸；
也许，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要了；
也许，是怕由于她那名字而节外生枝吧；
也许，是刚刚因文化汉奸经过了小报之攻击的灾难；
也许，胡兰成事件在她的心中郁犹未尽；
也许，再加上面对着新的形势，她还有些吃不准形势；
也许，自己感觉用笔名或许更超月兑一些；
也许，是怕她那又褒又贬的名字、又俗又响的名字再次引起文学界的震荡……；可是张爱玲又不甘全盘放弃，于是张爱玲同读者们做了一个文字游戏……
后来张爱玲在自己的一篇小文章里专门解释过这一笔名的由来。
爱玲:这个名字是当时母亲因为心情不好，而为她随手拈过来的一个英文单词ailing，从而得来的ailing这个英文音译，转变译成中文的“爱玲”，在英文里ailing它的意思是“烦恼”，在中文里这是一个非常俗气的名字，是一个中国女人最普通的名字。但是因为这是母亲取的，张爱玲爱屋及乌地对它怀有不胜的爱母之情，再俗她也要一直保留着，即便自己发表了再绚烂、再月兑俗、再犀利、再雅致的文章，她也要一直用着这个俗气的名字。
事总不能随人如愿，到了张爱玲写《十八春》的时候，情景实在是另当别论了。何况张爱玲向来是一个为求生活一己的安稳而识时务者，上海沦陷的时期她太出风头了，与苏青、胡兰成的亲密关系又使她在名声上与汉奸文人挂上了勾，这是当时社会舆论最忌讳的一个污点，再大胆泼辣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小心谨慎，更何况张爱玲这样敏感小心的人呢？
张爱玲于是取“梁京”为笔名，她只是把“张爱玲”的“张”与“玲”的声母韵母互相反切而已，用“玲”的声母切换“张”的韵母为“梁”，再用“张”的声母（古音）切换“玲”的韵母为“京”，并无特别深刻的含义，与人们所揣测的政治顾虑也无牵挂。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张爱玲对于母亲给她的这个简单清晰俗气有余而高雅蕴藉不足的名字永远怀着难舍的浓浓情愫。
张爱玲一生只用过这一个笔名“梁京”，这也是第一次用笔名，发表解放后的第一部小说《十八春》时，这个笔名就用她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时期所用的这个“梁京”笔名。
自从1948年、1949年两年她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这时张爱玲在龚之方的邀请之下才重新开始了创作。
这对于一个正处于创作旺盛期、而且又依赖于稿费为生的女作家而言，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1947年以后，张爱玲与姑姑便已经不得不搬出设施较为奢侈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当年周瘦鹃、胡兰成初登她们的公寓时，都对她们房间里的精致用具、典贵气氛、高雅气质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
很明显，在40年代后期，张爱玲的经济状况可能已陷入比较拮据的状态。这愈发使得她的搁笔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不难想象，张爱玲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巨变。
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抗战胜利后，兵荒马乱，国共两党战火重燃，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恐慌惶乱之中。物价飞涨，币值狂贬，恐怖频生，文学在此崩溃氛围中已纯属于奢侈之物。文化中人，谋生都来不及，创作更是顾不上了。在国统区，朱自清先生贫病而死，闻一多先生靠与人刻字刻章换得一家粮米，田汉一家更是陷入饥饿。
推测起来，张爱玲也不会比他们强到哪里去，时局不清大概使得她和姑姑两人仅得自保而已，创作实难为继。
这时候的张爱玲虽然已经搁笔两年了，其实还有其他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是因为不断的搬迁，没有心情；（1947年——1950年搬过3次家）二则也是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她还抱着观望的态度，用“怀疑一切的眼神”在观望着。
这以后，张爱玲还是和姑姑在一起，从1947年起，她们俩搬出爱丁顿公寓，经过两次辗转，第三次搬家最后落脚在黄河路65号301室的卡尔登公寓（现在叫长江公寓离我现在的家只有百米左右）。长江公寓是一幢大型的英国风格的房子，高低错落有致，有四扇摇门、铰链式电梯，还有中央花园。公寓等级森严，设有四个楼梯，供不同层次的人进去。与张爱玲以前住的地方一样，在公寓的顶层，也有一个视野开阔的大阳台。公寓附近，就是著名的南京路和跑马总会，步行过去5分钟左右是福州路，旧称“四马路”。这里曾有很多高档的饭馆、书店、戏院，还有妓院。即便在今天，这个地方也仍有独特的魅力——这就是张爱玲一向迷醉的大都会的高雅、豪华的街市。
自从张爱玲与姑姑于1950年搬入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301室后，生活略为安定了，加之龚之方与唐大郎登门请求约稿，这才又重新提起笔来的张爱玲又重新进入写作状态。
从1948年开始张爱玲就在构思创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为了写好《十八春》，张爱玲还请姑姑替她在同事们中间打听一下，是否认识印刷厂的熟人，好介绍她去了解一下排字工人的生活，以便在塑造工人形象时能更真实些。这就是张爱玲对创作的态度…
《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此时，时代的急剧变化使张爱玲从心底深处感到了一种期待，她向来是对现有的社会持否定态度的，只是她不知时代是在往哪个方面转化。而在她的个人经历上，历经了感情上的波折，又由大红大紫到备受怀疑、诽谤，她对世事、对人情、对社会的发展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平实的参与意识。她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从容不迫地去完成她的夙愿，创作出具有轰动效果的通俗小说来。
《十八春》是一个使人读来仍感苍凉无比的爱情悲剧故事。虽然在时代氛围的渲染上，作者明显做了努力，并使小说也平添了一份平易的亲切。但故事中渗透的那种人生多舛，命运莫测的人生的悲哀，却在淡淡的情节发展中越来越动人心魄，即便结局明显地有作者人为加上的亮色，亦不过是一抹含泪的微笑，那抹亮色亦不过是透过泪帘朦朦胧胧的远山风景画。模糊而不真切。
和着大众命运的节律，在新中国黎明的前夕她写了预示着光明的长篇小说《十八春》，又在新中国的诞生啼叫声中写了证明光明到来的中篇小说《小艾》。这两部小说用的都是笔名“梁京”。
光明是确然存在的，对于1949年前后这场全国沸腾的社会革命，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在剑桥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这样论道：
“前仆后继的中国精英们为解决从满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内问题和回答工业西方一个世纪之久的挑战所做的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这时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陆的全部的控制权，由此而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国家统一。而且，它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随之而来的几十年的历史是有史以来在社会工程方面的最大规模的实验。”
龚之方把《十八春》视为《亦报》的重头戏，又兼唐大郎办鸳鸯派杂志多年，深谙千呼万唤之技略。《十八春》还没有见报，即已提前三天专作预告，明白告知读者此系“名家之作”，隔了一天，桑弧亦化名“叔红”，在《十八春》连载的前一天写了一篇《推荐梁京的小说》。小说连载到一半时，唐大郎又抛出一篇署名“传奇”的猜谜文章，称该小说之行笔及文风，断定作者不是徐訏（徐訏原是上海《天地人》、《作风》等刊物的主编，1937年以短篇小说《鬼恋》一举成名，1944年又有长篇小说《风萧萧》出版，也是当时的当红作家）、便是张爱玲，而“传奇”之署名又分明在暗示读者，《十八春》正是沪上才女、小说集《传奇》的作者张爱玲的作品。“传奇时代”的张爱玲，于许多上海人而言，其讶异印象不是经过四五年就可以磨灭的。
《十八春》与《小艾》文章的发表，满城轰动。这里我们不得不惊叹：张爱玲她的作品是魅力的；也不得不叹息：张爱玲她的人生是苍凉的，即使这样，张爱玲也能把苍凉变成美丽。
1950年3月25日起，张爱玲开始在龚之方与唐大郎主持的通俗性报纸《亦报》上连载她的长篇小说《十八春》，直至1951年2月11日止结束。这部小说全文共18章，25万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爱玲发表的第一篇长篇小说，也是张爱玲在内地创作完成的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颇有投石探路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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