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春》毕竟是出自名家之手,再换成笔名“梁京”的名字或其它什么名字，轰动的效应依然如前，它的一出现就让所有——就知道了它的份量。
《十八春》引起轰动时，受到了当时主管上海文化工作的夏衍的注意。有一天，夏衍把《亦报》的社长龚之方叫来，向他打听“梁京”这个作者的背景，问他：“梁京是什么人？”龚之方只得告诉夏衍，梁京就是张爱玲。夏衍一听非常高兴，说这是个值得重视的人才。
伦理，夏衍是左翼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他自己的作品也是多以反映底层黑暗为主，他应该对这个小资情调的张爱玲比较反感才是（因为张爱玲写的东西皆是“上海的风花雪月”，绝不符合左翼革命文学的宗旨），但是夏衍并不以此偏狭，或许正是常言所谓的“惺惺惜惺惺”，所以他非常爱惜张爱玲的才华。而依他作为上海文艺界第一号人物的位置，他也有扶携张爱玲的打算。
张爱玲的《十八春》连载以后，受到读者空前的喜爱。这时候的张爱玲也意想不到地接到了政府的一封邀请信，邀请她出席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代表大会的请柬。她很惊讶，她对自己在沦陷时的辉煌一直很存担忧，是谁会有这个力挽狂澜的力量敢邀请自己一个争议非凡的人？？
早在抗战初期，一些转战于重庆、香港、广西等地的文坛宿将都知道上海出了一个张爱玲。从30年代初期开始，夏衍就一直领导着上海电影公司包括艺华公司、联华公司和明星公司的编剧队伍，夏衍他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路先锋；抗战胜利到上海后，他看了柯灵推荐的张爱玲的作品，又看到了张爱玲编剧的影片《不了情》、《太太万岁》，一直大为欣赏。
老作家、老戏剧家夏衍早在那个时期就对张爱玲的小说颇为欣赏。当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夏衍随着陈毅进驻上海，接管上海市的文化工作以后，重新组织上海文艺界人士办刊物报纸时，就一直非常关注张爱玲。作为夏衍这个上海文艺界的头号人物，一直爱才若渴。
抗战时期他在内地，没有看到过张爱玲的作品，解放后返回上海通过柯灵的推荐才第一次见识了这位才女的文笔，后来在《亦报》上的作品《十八春》、和《小艾》的连载、以及在《传奇增订本》让夏衍对张爱玲的才华更是大为赏识，这就致使夏衍亲自安排了张爱玲参加新中国的第一届文代会的事宜。
1950年7月24日，上海召开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夏衍以上海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要职而兼任大会主席；梅兰芳、冯雪峰担任副主席；周信芳（麒麟童）任执行副主席；陈白尘任秘书长；与会人士来自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翻译等各个领域，达500余人，盛况空前。由于夏衍的亲自点名，张爱玲参加了这次文艺界的大会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知道是喜是悲。
当夏衍身为文化界的领导人，他丝毫不回避自己爱才，在自己筹备上海第一届文学代表大会时，夏衍就提笔写上了张爱玲的名字时，夏衍就说：“像张爱玲这样一个文学天才，别说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少见，就是现代女作家中也是佼佼者。”夏衍自然不会忽略了张爱玲这个才女，认为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夏衍力破众议以共产党的身份邀请了张爱玲参加党的这次第一届文学界代表大会。
开始当参加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请柬交到张爱玲手里时，张爱玲确实深受感动。但曾经她因成名而受到的毁誉也心有余悸，这些她皆视为身外之事，并未使她的身心有太多的震撼。
本来她的原则是有关政治的会议一律不去。但这一次，她与姑姑商量，是一定要去的，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自一种被认同的感动。这次张爱玲没有像上次收到日本人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邀请函那样去函“谨辞”，不予参加。这次张爱玲而是欣然赴会。
因为张爱玲很重视这次会议，并且不忘记用心修饰了一番。因为上海解放后，一种新的秩序、新的空气正在迅速形成，她也希望自己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张爱玲欣然赴会，在思想上并无抵触。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出席了这样的、正式的会议。这也是张爱玲第一次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大会——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是以“梁京”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
1950年7月24日那一天，正是上海最为晴朗的季节，天气还不十分热，除了偶有几日闷热外，大多是天晴气爽。大会在市区的一家中等电影院‘胜利电影院’里举行。张爱玲以“梁京”的身份被分配在文学界代表组第四小组。这个小组：组长是赵景深；副组长是赵家璧、陆万美；组员有周而复、潘汉年、孙福熙、姚蓬子、谷斯范、刘北氾、平襟亚、梁京、邓散木、陈灵犀、陈涤夷、张慧剑、柯兰、姚苏凤、严独鹤等，个个都是文学界的翘楚。
这里略微尴尬的是，张爱玲与平襟亚分到一个组，甚至在名单上两个人也是紧挨着的。无法猜测，两个人会面时心情会是如何。因为平襟亚在40年代是《万象》杂志老板，当年也就是柯灵的老板，为了出版张爱玲的《传奇》一书，张爱玲与平襟亚两人发生龌龊、纠葛。（自从张爱玲去了美国，她的所有作品都是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台湾《皇冠》出版社的董事长是平襟亚的亲侄子平鑫涛，平鑫涛也是琼瑶的后来的丈夫。后期的张爱玲与平鑫涛他们愉快合作了近50年，平鑫涛陆续为张爱玲出版了18部作品，直至1994年6月为张爱玲出版了张爱玲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照记》，直至张爱玲1995年去世。2005年《皇冠》出版张爱玲的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2009年《皇冠》出版了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合作也是个传奇。）
共产党开这个会，旨在把文艺家们组织起来，为新社会服务。一些国统区的作家都表了态，表示要洗心革面。例如“甜姐儿”黄宗英、流行歌曲《毛毛雨》的作者黎锦晖、作家巴金、赵景深、靳以等，都在会上慷慨陈词，表示要贬斥旧我、重塑新我。
与会的代表皆是文学艺术界的知名人士，虽然风貌各异，但是服装大致相同：男士皆是中山服，女士皆是列宁装，却显得生气勃勃，生机盎然。张爱玲出席这次会议时，却仍旧是上海女士的旧装，深灰色的紧身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白色网眼的绒线小披肩，最普通的上海市民小姐的装束，在一色的中山装与列宁服中，显得突出、扎眼。也使人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这种“不协调”的装扮就连旁人都敏感地意识到了。但是对于张爱玲她自己来说也是极力归于平淡的一种普通装扮，与她以前衣不惊人死不休的穿衣姿态相比，也可算是月兑尽铅粉、摇尽繁华了。
尽管张爱玲在服装上已经压抑了自己的“衣不惊人死不休”的穿衣态度，但在全国人民黑压压的一片灰色、蓝色的中山装与列宁装的劳动人民本色的色调中，张爱玲这种简单的打扮还是最抢眼的。
张爱玲悄悄地坐在会场后排，很少与熟人攀谈。她本来认识的人就不多，而认识的几个又都因为了时局的变化或迁走或无踪，参加会议的人除了电影界的柯灵等老将外，她几乎均不认识。与会场上那些活跃的艺术明星、文化宿将们亲切团聚，笑语不绝的场景相比，张爱玲显得形单影只。不知道张爱玲自己对这种“距离”是怎样感受的，会议一直开了6天，至7月29日结束。
6天下来，张爱玲也没有去赶着换一件列宁装，以使自己也融化消失在这灰色的蓝色的海洋里，她依然是她的那种旧上海女士的打扮，她当然不会因为别人都穿什么她也忙着去穿什么。不过，她也知道改换装束的意味不仅仅限于装束本身。（有的传说就是这次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促使张爱玲的出走）
张爱玲在会场上她神色平静，气度沉稳，认真聆听着有关的会议报告，虽然她一直处于耳濡目染的宣传氛围之中，不是没有心理准备，张爱玲还是深深地震惊于大会上前所未有的高昂的政治激情。所有到会的艺术家们，不管是来自赤色解放区，还是白色国统区，抑或曾经历过灰色低迷的沦陷区时期，都热情澎湃、群情激昂，信心百倍地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清除头脑中小资产阶级的潜意识，以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思想的文艺路线来严格要求自己，以改造好的新意识来讴歌社会主义新时代，做人民大众的文艺工作者。
这一次大会上的文艺思想是党在接手十里洋场以后第一次正面宣传自己的文艺政策，这条路线在后来曾指导了中国二十多年的文艺发展，成为铁定的准针。它其后不久便正式成文发放全国，印刻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头脑中。（不久，195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召开文艺界人士座谈会，汇集成文的便是中国文艺史上没齿不能忘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确立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张爱玲震惊于周围人们高涨的政治激情。但血液中与生俱来的冷性细胞与家族政治渊源的素养使她能够保持理性，她仅仅发现了它，惊讶、好奇、想探究，但并不会立即被同化。张爱玲确实感受到时代气氛的变化了。
张爱玲不喜欢被改变。对于社会，张爱玲有着自己确定不移地看法，并不因为政权的更替而有所转变。但时代不会因此就不改变她。于是，张爱玲也想参加一些实际的工作，在实践中增长阅历，于小说创作有益，再说文人不是神仙，不食人间烟火的文人那是神话。
但是上海解放刚刚不久，因社会过渡的动荡而引起的通货膨胀还没有被抑制，张爱玲除了给《亦报》写文章以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何况主持《亦报》的也都是自己以前的老朋友，既然选择留下，总不能在门槛外徘徊，必须鼓足勇气跨进新门槛，与大家建立联系，所以在文代会以后，张爱玲很乐意地听从夏衍的安排，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又随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到了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
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吧？什么时候成为内行，人生的故事也就快完了；或者到故事完了，还是成不了内行。
张爱玲曾是个自信的外行。可她也只能在揣摩中选择自己的路。是的，张爱玲是一个永远的上海人。她对新的生活难以习惯。在文艺大会上，大会的宗旨是“在广泛团结的基础上，总结过去，指定任务，建立统一的领导和组织，更为彻底地贯彻毛主席思想的文艺路线”，还有一部分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做了坦诚的检讨”，表示洗心革面投入新生活的决心。那么，张爱玲想，自己应该怎样投入到新生活里呢？？？
1950年7、8月间，张爱玲听从夏衍的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了两个多月，从此时起到离国赴香港的两年间，是她和中国大众形迹最相似的一段历程。
张爱玲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是供给制，衣服是发配给的布，张爱玲发到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一条裤子。去排队登记户口的时候，就穿着这套家常衫裤，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巷堂小学课室里的黄色油漆小书桌，有个穿草黄制服的军人大汉佝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大概是老八路提干的。
轮到张爱玲登记户口，这个工作人员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张爱玲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张爱玲心里惊喜交集，自己竟然不像个知识分子！这倒是张爱玲希翼的面目。惊喜不像个知识分子，倒不是因为趋时惧祸，是她成功地冒充了一个工农分子，所以高兴；也不是因为反知识分子，她一直都是知识分子的信仰者，她惊喜的是成功地月兑去了知识分子望之俨然的面具，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举重若轻，百姓对她的亲近，她很开心，开心的是她和中国大众形迹已经相似。
因为都是中国自己人，就像她在1947年写的那首诗篇《中国的日夜》……我的路，在我自己的国土上，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们，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这一段日子好像是张爱玲比较惬意的一段时光。
现在，真的沉到了中国的底。张爱玲曾经快意于这种沉落。记得买菜回来的路上，拿着个网袋，里面瓶瓶罐罐，两只洋瓷盖碗里的豆腐与甜面酱都不能够让它倾倒，一大棵黄芽菜又得侧着点，不给它压碎了底下的鸡蛋，扶着搀着，虽很吃力，倒很开心，把买菜老头衔在嘴里过的网袋绳子提在手里，不觉得什么，倒有一种落魄公子浪漫的味道；冬天的阳光虽然微弱，可正当正午，而且路走得多了，晒得久了，在像黄蜂一样营营扰扰的日光里竟然洋刺刺地出了汗。这时候的张爱玲是快乐的，因为走在中国太阳底下，连手与脚都觉得是年轻有力的，因为快乐着，所以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都有自己的一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时代在变，中国在变，中国到底也在变。真的与之靠近，它倒是又面目模糊起来。以前的弄堂里多繁杂多热闹，头上搭着竹竿，凉着小孩子的，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器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疖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在公寓房子住着，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照样能十分如愿——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篾篓子本身就够美的……
在张爱玲的眼中，这就是中国，在张爱玲眼中，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美。这就是她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就快乐的原因，纷纭、刺眼、神秘、滑稽、成熟，一切也都那么生气勃勃。任何一点的生活细节都透着中国人奇异的智慧与作风。张爱玲曾感叹，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对于张爱玲，无疑这些最最日常的东西就是她对中国的最爱。
这一次，张爱玲毕竟去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文代会，会后，她还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去苏北参加了两个月的土改，这一切，都离不开夏衍的关怀。张爱玲有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有了一种被重新认可的感觉。至于张爱玲参加这次会议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不过她参加共产党主办的大会，总算有这么一次就足够了，足够了。
其实，这虽然是张爱玲在文坛上的一次扬眉吐气的“亮相”；可是，这也是张爱玲在上海文坛的最后一次“亮相”。
注：今天是到澳洲第21天，明天起早5点飞悉尼。在上海准备的两篇备用存稿已经全部用完，继续下一篇的更新需要回到国内才有空了。这里请朋友们见谅。再次感谢朋友们的跟踪阅读，谢谢朋友们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