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变，生命中有一些欢乐再不能畅快地来到她这里了。
抗战胜利后，社会舆论对张爱玲的指责已经使她不得不思考有关政治的问题，她虽为回避政治而将兴趣转移到电影剧本的创作与排演中，却仍将她的思考多少用文学形式表达了出来。《十八春》与《小艾》是她思考的一次表露。然而当大变动真的来到眼前，她的心灵却渐渐封闭起来，她变得越来越像她的小说《传奇》中的人物，深深埋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
1951年，《十八春》出版发行，《小艾》业已发表，张爱玲却再也写不出什么作品来。她在上海没有工作，仅靠写稿为生。新中国的一派新形势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和惊扰的。她常常站在自家的阳台上，默默地看着沸腾的上海，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到处都是兴奋的市民们的脸庞，以及让她听到的都是些颇为费解的政治术语。
上海的灯红酒绿正逐渐被另一种热闹所替代，这对习惯于在上海繁华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安静的张爱玲来说是颇不习惯的。她抱臂思考着，对自己的未来，甚为担忧。
首先是她的出身，感到自己将是这个社会的重点改造对象。她的没落贵族家庭虽然给了她很多的身心折磨，甚至逼她早熟，并推而广之认识整个人生的悲剧性，但她终归出身于这个家庭，有些习惯熏染极深。她预感到自己将不适应这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她本来是逃避政治的，但最终政治还是找到了她的头上。
其次，是她的那一段短暂的婚姻。与胡兰成的婚恋，对张爱玲来说是苦多于乐，甚至也会因为它改变了她的后半生。抗战胜利后舆论界对她的指责犹在耳边。她实在不愿意再被人们提及这段往事。到此时，她才切身体会到了出了名的苦恼。
不错，她享用过出名的快乐，但她也深信这快乐不是永远的。适可而止，她从理智到天性上都倾向于此。生命对于她来说，似乎已经过去了。无论是创作、生活、爱情，张爱玲都达到过人生的高峰体验，她不再渴望出名，她已被名声所害；她需要的只是安静，能够静静地读些她心爱的书，品赏一点生活中的小乐趣，此外，无有他求。因为她觉得，在生活中她已没有了任何动力，她已提前走出了她的生命。
精神上，她始终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现实里，张爱玲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政府一直没有给她安排工作。其实，她并不知道，社会并没有忘记张爱玲的存在。文学界不少的朋友都在惦记着她，并替她着想。上海文艺界的第一号领导夏衍一直关注她，安排她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安排她随文代团下乡参加土改工作，也一直在力图排除左倾派的干扰给张爱玲安排一个能展现才华的位置。
在张爱玲参加文艺大会的时候，她就更加明白了：自己在服装上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坎，穿不穿旗袍，罩不罩网眼的白绒线衫，并非普通的小事，而是一种事关重大的姿态问题，立场问题。所以尽管懂得，也尽量准备努力适应新的环境，但是最后张爱玲到底还是没有向列宁装投降。她生来就是上海女人，上海的女人是要穿旗袍的，她不可能因为性情以外的理由而改变。她虽然已经过了奇装炫人的年代，但是她喜爱的东西很难更改。
在上海漫画家文亭所绘的“上海女作家三画像”中给苏青和潘柳黛的定义分别为：“辑务繁忙的苏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张爱玲的特征则为“奇装炫人”。
大家都有同感。她去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校对稿样，穿着奇装异服可以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工；她穿西服，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祖母或太祖母，脸却是年轻人的脸，而服装却是古董的服装；在家里招待朋友要有袒胸露背的晚礼服戴珠宝金钗。自己设计衣服、勇气惊世骇俗。——或者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在40年代的上海背景中，张爱玲这个“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确实可算是位奇装异服的奇女子。
其实张爱玲没有真正创造过什么时装，可是我们把稍微突出一点的服饰，都管它叫做“张爱玲式”。这就是我们视作为“怪”的一点，就是张爱玲喜欢穿的“怪衣服”，其实张爱玲之穿“怪”衣裳，也多少含了一点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大概就是张爱玲的风气。无论如何，即使张爱玲虽不欲创造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
时代变了，一切皆变，在衣物上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本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制造它，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是烦难的事。在动荡时期，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更没有闲暇改良他们的贴身环境——衣服。
建国初期，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蓝布或灰布中山装，顶多有爱美的姑娘在领子上翻出小碎花的衬衣或红毛衣的领子，后来我们的国家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称号。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下为求和谐也只好衣着平淡一点，从前那些费尽心思设计出来的衣服也没有亮相的舞台机会了。
衣着的变化随着时代的转换是如此壁垒分明，一位和张爱玲差不多同时代的、家世比张爱玲富有得多的豪门小姐这样区分她那些已全然记不得拍摄年代的照片：穿旗袍的，是1949年以前的；穿长裤的，是1949年以后的；然后，蓝罩衣，小小的平翻领、齐耳短发，紧系着第一粒扣子的，是被抄走了所有衣物的50年代末期。
张爱玲没有等到50年代末期，1952年她就走了，中国诸如衣食这些生活底子里，有热闹到单调的失落或许也是张爱玲忍痛离开祖国的原因之一。因为她一到香港以后，马上又旗袍短袄、红绸黑镶、极度放恣地穿戴起来。
张爱玲离开内地的原因可能并不复杂：她无法适应翻天覆地之后开始的新生活，她固执地保持着自己以往的生活方式。比如她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摆出的衣不惊人死不休的执拗姿态。
就像1951年春天，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见面，再次问过张爱玲对将来的打算。然而张爱玲深沉的眼光盯着墙壁，良久的沉默后，答非所问：“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记得那次去参加共产党的文代会，在一片列宁装、中山服后面坐着张爱玲，她旗袍之外还罩着一件白色网眼衫是那么的显眼；还有那天去街上领证件，她亦敢穿着雪青洋纱和湖色土布做的喇叭袖唐装衫裤。这就是爱衣成癖、恋衣成癖的张爱玲在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中，她亦衣服寄寓于自伤自怜的怅惘。
对于张爱玲而言，衣服恐怕永远不只是人体轮廓的烘云托月而已，衣服的深情款意，有颠覆沦落的寄托，也有生命状态的寄寓。张爱玲之对于衣服的牵牵挂挂，非一往情深一句了得。还是她自己的概括最精辟：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在张爱玲的生命中，衣服是她最可靠的代言——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无声的语言。在张爱玲最放恣的岁月中，关于衣物有许多的故事，一件自己的衣裳就是一个自己的故事。
衣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选择离开，衣食上的困扰也是原因之一，这本是她生命里最有趣的驻留地。也是她生活哲学与创作哲学的重要寄寓——不单单是因为安于生活，留恋华丽，怀念惬意。其实有些华丽和舒适在哪里也不为她所有，但看着它们被毁坏还是令人伤心酸楚的事，她根本就是这样的人：喜欢安稳，不喜欢毁坏。这是她的哲学，在那些相信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的时代革命家的眼中，张爱玲的人生哲学只不过是胆小懦怯的妇人之见而已。
但是，在亲历亲闻了两代亲人两个家族没落历程的张爱玲的眼中，还有什么比毁坏倾颓破坏更令人悲伤的事情？张爱玲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硝烟中曾记述了这样一段体验，是一次较为紧张的可又没有逃难能力的空袭中：
“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黑房里，没有电，瓷缸里点了一支白蜡烛，黄瓷缸上凸出绿的小云龙，静静地含着圆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见房间里一只钟滴答滴答走，蜡烛……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报还是照常送来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是亲切、伤恸。就着蜡烛，吃力地读着，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感叹着回到从前，三块钱叫堂差的黄金时代。这一切，在这时候也不会为我们所有，可是眼看着它毁坏，还是难过的——对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别的也没有什么呀。”
张爱玲说：现代纵有千般不是，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所以她不忍见它们被毁坏，文明的进程是缓慢而悠长的，人们像搭建自己的小屋一样层层垒起了它，可是一转眼又要用烽火枪炮打破它，这样的日夜是蛮荒的。从乱世归于和平，就如同夜晚投宿到荒村忽然听见钟摆的滴答，那一定又惊又喜——文明的节拍！
可现在整个气氛是四处起着无声的烽烟，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张爱玲有惊恐更有心痛。要为一个人制造整个的社会气氛不是难的事，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可越在乱世，个性越是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大，实在是不和谐，总不能期望社会为个人而改变吧，这种社会环境对于张爱玲她只有选择离开。
不忍见破坏，所以离开，离开闹哄哄的集体，还能和自己靠得更近一些。让生命的欢乐畅快地来到自己这里，张爱玲觉得：在她和中国大众形迹最相似的那一段日子里，是她离自己最远的一段日子。说到底，她始终也只是一个旁观者，取着审美的态度，对腌臜的生活觉得可爱只能是在“道路以目”的距离中。
每人穿着一样的配给布，吃着一样的配给粮，肚子里装着一样的配给粮，身上穿着一样的配给衣排队去登记户口或去等待分配工作，在张爱玲看来是荒谬的事，即便不觉得荒谬，也是她做不到的事。因为在现实的世界里，她几近一个废物，她过不惯集体生活，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她是愚笨而木讷的。在她最辉煌的岁月中，为文才所宠，她被众星捧月地迁就着。可是现在，大家都是平等的劳动者，谁迁就谁？现实规则的那一套，她是一窍不通的。只有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才会充满生命的欢悦。她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着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来摘树巅的绿叶，这些欢悦在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集体运动中还能拥有吗？
这是一个没有私人生活的时代，对于多少人来说，民族的事业就是私人生活的全部，人们的头脑被政治热潮冲击着，最后完全淹没了。在崇高的名义下，人类的爱管闲事的天性，极大地得到了满足，日常生活的秘密必须日日夜夜地暴露在集体的视野中，人人常年地向彼此的私生活里看着，看的人渐渐很少觉得欢愉，被看者也渐渐麻木到不觉得有多大损失。张爱玲融不到这样的集体里去，她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
一旦离开，这些辛苦经营的虚名儿便都将——“白手起家”，那是指本来便一无所有；若要放弃现有的一切从头再来，谈何容易？？？
其实张爱玲不想离开中国，尤其是不想离开上海。她知道，弄文学的人，都要有一个根。
柯灵的夫人陈国容后来回忆说：“当年张爱玲的母亲要带张爱玲出国，张爱玲迟疑不决，最后还是选择了和姑姑住在一起。”
这一点，殊为可信。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的那样：“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
上海，是她的故乡；而且更是她精神上的故乡。她创作生涯中的全部华彩，都是在这里绽放的，因此她是不会轻易离去的。
在1951年的一年的时间里，张爱玲是常常在这样的思考中度过的。一年的时间里，张爱玲都是这样犹犹豫豫的度过的。
注：最近家事繁忙，008我尽量按时更新张爱玲章节，如有延缓更新请朋友们见谅。008在这里谢谢朋友们的长期支持；谢谢朋友们的跟踪阅读；谢谢朋友们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