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持生存，也为了能重操旧业，张爱玲奉“美新署”的旨意为美国的杂志《今日世界》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篇长篇小说就是张爱玲的新作《秧歌》与《赤地之恋》。它们由对方提供故事大纲，作者自己编写具体情节和人物。（也有的版本说《秧歌》绝非是美国授意写作的，而《赤地之恋》绝对就是张爱玲被美国授意而写作的。）
《秧歌》这一长篇小说就是张爱玲后来很著名的英文小说，这也是她的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写的是土地改革之后的大陆农村生活，故事沿着一实一虚两条线索铺展。
《秧歌》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实”的一条，写的是以解放初上海郊区的土改运动为背景，主要人物有金根兄妹、金根的妻子月香、工作组干部王霖，以及下乡体验生活的剧作家顾冈。
在上海帮佣了三年的月香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回乡生产”，结果发现家里虽然在土改中分了田产，丈夫金根也当了劳动模范，但仍然是挨饿，难以保证温饱。家底如此之薄，日子过得如此困窘，以致月香一回到家就后悔早知如此，就不该回来。
回来后的月香感觉一家人总是喝稀粥，惹得女儿阿招时常喊饿。有一次，稀粥做得稍微稠了一点，恰好工作组王同志进门来，全家人手忙脚乱地遮掩，生怕被人看见。
即便如此，金根家的生活，在村里还算是好的，还有一些人家日子过得就更不行了。村民们以为月香在上海做工攒了一些钱，借钱的人就络绎不绝。妹妹金花也来向哥哥家借钱，嫂子月香当然不肯借。一向待妹妹很好的哥哥金根，为此很是怨恨月香。
按照乡里人来看，月香在城里做工自然有钱，但是月香为了保住自己辛苦积攒的一点点钱，而处处小心，甚至金根新嫁出去的妹妹金花来了，她也只是给她做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吃。
后来月香那点可怜的钱到底没有留住。
时值年关近了，农民们都在为自己怎样过年而发愁，农会却规定要求各家各户拿出40斤年糕、半只猪去慰问军属，没有养猪的就出钱，还要求金根作为积极分子代表带个头。金根非常气愤，硬说家里没有钱，和干部王同志吵了起来。
月香怕事情闹大，只得拿出钱来应付过去。谁知到了交年糕的时候，王同志怀恨在心，故意说金根送的年糕斤两不够，金根终于压制不住怒火，与村民们一起闹哄着向政府要粮。
村民们提出要向公家借米借钱过年，干部当然不肯答应。
在忍无可忍之下，村民们铤而走险，去抢由民兵把守的粮仓。干部王同志在慌急中开了枪。开枪引起了更大的混乱，酿成了恶性事件。金根在冲突中受了重伤，女儿阿招也在混乱中被人踩死。月香怕丈夫被惩罚追究，便把他送到他妹妹金花的婆家，这时的金花却不敢收留奄奄一息的哥哥。
最后，金根怕连累家人，金根更怕遭罪连累了月香，于是趁人不备投水自杀了。月香痛失两位亲人绝望之余，放火烧了公家的粮仓，自己也被葬身火海烧死。
“虚”的一条线索是小资产阶级作家顾冈被派到村里来体验生活，并希望他发现“典型”，结果作家没法发现“典型”，只好自己胡编了一个剧本。
剧作家顾冈是负责教识字班扫盲，吃住都在房东一户姓谭的农家，因为吃不饱，变得很嘴馋，几次偷偷步行到很远的镇上去买吃的，回来躲在楼上像老鼠一样慢慢吃掉，每次都像跟做贼一样。
村子里，旧历新年还是一如往常地过，到了年初六，村民们在干部们的带领下，备齐了年礼，扭着秧歌，挨家挨户地给军属拜年去了。扭秧歌的队伍里，也有这个68岁的谭大娘。
于是顾冈胡编的剧本与这个68岁的谭大娘开起了国际玩笑。
这个“一实一虚”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就“编”出了一副显然不真实的50年代初大陆农村“黑暗”的生活。
所谓“秧歌”原是盛行于东北民间的舞蹈，叫做“扭大秧歌”，解放初期，由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带到各地，成为新时代的一个文化符号。
起初，张爱玲见到“秧歌舞”，对它的粗犷、热烈很感到刺激和振奋，但是在本篇小说里，“秧歌舞”它却被张爱玲当成了一种反讽符号。
至于故事的原型，据张爱玲讲，是在“三反运动”中，她看见《人民文学》上刊登了一篇类似自我检讨的短文，文章作者说自己于1950年春在华北某小县城工作，时值春荒，农民被迫而抢夺公家的粮仓，一位在当地负责的老干部带领民兵开枪弹压。之后，老干部沮丧地说：“我们失败了！”
张爱玲当时由于《秧歌》被质疑而据此申明：“《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都有根据的。”
但是，国内学者艾晓明专门去国家图书馆反复查阅过，在1952年的《人民文学》上却查不到这篇文章，艾晓明不甘心，又从1950年的一直查到张爱玲离港那一年、也就是1954年，同时还翻遍了那时的《文艺报》，仍不可得。
写到这里，我在想，当时的一个故事情节的构造与想象都是没有充分的自由空间的；我还在想，张爱玲也太牛了，自己写的一本书会得到那么多的学者去摒弃历史事实而去考证一篇文章；还值得那么多的张学专家、学者去大海捞针，张爱玲也真是太牛了吧。如果我们的学者在大海里没有捞到这根针我们就只当是，大概，这是张爱玲的误记吧！
1950年，张爱玲曾经听到从苏北和上海近郊的人说：“乡下简直就没有东西吃了”。农民们相互间借钱，竟然借到500元，刚够买一副大饼油条的。
张爱玲所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到南昌附近的乡下去工作，回来后说，只能和农民一起喝米汤度日，米汤里是寸把长的一段段青草。1951年初，参加华东土改的知识分子，大都多带了一些钱，以备到附近城镇上去买点吃食补充。当时的《解放日报》上，也曾在一个角落里刊登了这则消息：天津设立了饥民救济站等等。
这些点滴细节，都成了后来《秧歌》情节的元素。而且有些传闻是否属实，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很值得怀疑。
此外，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曾经拍过一部电影《遥远的乡村》，里面有群众放火烧粮仓的情节，张爱玲便借用来，放在了自己小说的结尾处。这都是饥饿惹的祸。
另据一位“张传”作者胡辛考证，除了张爱玲自己所列举的，《秧歌》的若干细节还另有出处外，比如，因为家穷粮食少，金根的母亲用勺子舀米时，常常要刮倒缸底，发出刺耳的响声；还有，实在饿得受不了，母亲便把留种的豆子煮了，给金根兄妹充饥，等等，这些情节分明是来自胡兰成幼年时代的辛酸回忆。发生这些事情的年代，应该是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
张爱玲千里寻夫时，曾到过温州的乡镇，对当地农民的生活之苦，有过耳闻目睹。她后来在《惘然记序》里说，自己在《华丽缘》原稿中有一部分没有发表的内容，后来写入了《秧歌》。
如此看来，张爱玲在写《秧歌》时，使用了一番“典型化”的功夫，细节固然都是原生态的，但是把旧中国乡村几十年的凋敞，都移到《秧歌》中来，未免就有“别有用心”之嫌了。
《秧歌》这样一个故事摆在我们的面前，与《小艾》写作时间的间隔，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如果把两本书一口气读下来，不能不令人惶惑，张爱玲何以在两本书之间的故事情节描述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而且中间一点过渡也没有！
自从《秧歌》出版以后，海内外无不把它与后来的《赤地之恋》一同视为“反面小说”。认同《秧歌》立场的，视张爱玲为偶像；不认同《秧歌》的，则绝不原谅张爱玲离开祖国以后的立场倒戈。
明显可以看出，《秧歌》和《赤地之恋》均是“反面”的作品，且“反面”色彩较为强烈，所写内容多带虚假，歪曲性质，但正因为如此，这两部小说甚合美方之意图，在付给张爱玲优厚稿酬之后，《秧歌》先是由美方拿到美国杂志的《今日世界》上连载，后来张爱玲又将它译成中文，并在1954年初出版单行本。三个月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赤地之恋》，美方又将《赤地之恋》也拿到美国的杂志《今日世界》上连载，随后又由纽约的査理·司克利卜纳公司出版。
美国书评家对这两篇小说评价很好，尤其是《秧歌》。不过圈内人自然明白其中缘由，他们看重的不是作品固有内在价值，而是它们对国内掌权者的强烈否定立场。
《秧歌》先是用英文写的，之所以用英文写，这也是张爱玲对自己英文的重新温习，还有就是因为她打算让这部小说在美国发行，并把它作为自己进军美国文坛的敲门砖——她毕竟还是想到美国去的。因此，张爱玲很用了些功夫。写完之后，交给授权者后，代理人嫌篇幅过短，恐怕没有人愿意出版，经张爱玲修改，故而张爱玲又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
《秧歌》的创作已经完成时，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她很少对宋淇夫妇提起它，直到初稿完成她才让好朋友过目，修改完稿后，张爱玲将它寄给了她在美国的代理人玛莉·勒德尔，由勒德尔负责为她在美国寻找出版商。张爱玲自己则开始创作她来到香港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赤地之恋》。这次是用中文写的。
写《秧歌》的时候，是张爱玲走出上海时的第一次写作。又是先用英文写的，因此，她极其没有把握。在完成的初稿寄到美国经理人和为出版商接受期间，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时期。张爱玲那种坐立不安的焦急情况，就像产妇难产进入产房，而外面的亲友焦急万状却爱莫能助一样。宋淇当时回忆说：“那情形犹如产妇难产进入病房”。
《秧歌》的创作，是张爱玲创作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秧歌》一书是张爱玲心血凝结之作，她对它寄予了极大的希望，稿件寄出后，就在焦急地等待结果。但美国方面迟迟没有回音，这令她猜疑不定。宋淇夫妇也不敢多提此事，带着某种迷信的禁忌，仿佛一公开论战，成功的机会就会遭到破坏一样。
宋淇夫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感到很是难过，为了这样一位有才华的著名作家，却为了别人命题之作的命运如此牵肠挂肚。为了帮助张爱玲解除忧虑，他们好心翻出一本从上海带到香港来的牙牌签书，他们用这本算卦书为张爱玲的《秧歌》求卦。
然而，令人非常奇异的是，他们求来求去，竟然求出的总是同一副如此奇异的卦象：
中下
先否后泰。枉用推移力。西风潮渐长。
中下
中平
由难而易。沙深舟自胶。浅濑可容篱。
解释曰：
君家若怨运迄遭。一带尤昭百快先。
失之东隅虽可惜。公平获利倍如前。
断曰：
双丸跳转乾坤里。差错惟争一度先。
但得铜仪逢朔望。东西相对两团圆。
两得中下双丸之象。
中下与中平相去不多。
故特是占。
这个卦象很奇特，因为内指的一些意象颇似张爱玲以往的经历，特别是里面的“西方潮渐长”、和“东西相对两团圆”这两句，似乎是无形中暗示《秧歌》中文英文本先后出版的可能，此事大可办成。宋淇大为高兴，认为是上上签。
迷信的事，当然不足为凭。也许是美国作家马宽德的推荐很有效，纽约的一家查理·司克卜纳利公司表示可以出版《秧歌》。
中国的玄学用语向来模棱两可，似通非通，见仁见智，怎么解都无不可。好处在不同际遇处境的人牵强附会，往往就能自己找到依托，让人不由得怀疑当初写作玄学著作的人是否都是些高明的心理学家。
这个卦象很是奇特，因为内指的一些意象颇似张爱玲以往的经历，而又朦朦胧胧中指出了一点未来迹象。比如“先否后泰”，“由难而易”。“一带尤昭百快先”，“东西相对两团圆”等。这无形中昭示了《秧歌》中文英文本先后出版的可能。张爱玲对此牙牌签书很是欣赏，打这以后张爱玲出书、出门、求吉凶都要先请它给算一算。从中也可见张爱玲的天真和寂寞。
后来的情形果然如卦象上所昭示的那样，张爱玲的长篇小说《秧歌》的中文本、英文本先后在美国出版。并且出版后许多的重要报纸杂志都有评论。《纽约时报》先做了评介，随后在它的主栏和书评专刊又连续两次发表评论；《星期六文学评论》和《heraildtribune》（纽约另一大报）也先后刊出了极为有利的评价文章。其中一篇书评说：“这本动人的书，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创作，所显示出的熟练英文技巧，使我们生下来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羡慕。”
然而，张爱玲还不满意，她心心念念的还是在等待美国《时代》周刊有何反应，有何评论。由于美国《时代》选书一贯极严，评价也极为严岢，偏偏《时代》又迟迟不评。张爱玲认为只有得到它的肯定，才可以放下心来。
在张爱玲的心目中，美国《时代》周刊极有分量，因为它选书极严，非有显著特点的书不评，评价标准也极高，态度尖锐，评时以挖苦讽刺居多，词锋尖刻，往往令当之者无地自容。由于这些原因，美国《时代》的书评极具权威性。
一天，宋淇拿着一份新出的美国《时代》周刊，先是没有给张爱玲看，只是说要给她一个惊喜。张爱玲颇有预感，开口就问：“是不是《时代》终于有书评了？”打开一看，果然赞美之辞颇多。
张爱玲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她毕竟还是等来了，美国《时代》周刊对张爱玲的《秧歌》做出了极好的评价，这让张爱玲喜出望外。
然而书评只是代表了专家的意见，卓有影响的美国《时代》也无法左右一部作品的销路。《秧歌》并未跻身美国畅销书之列，因而第一版虽然很快就卖完了，但根据美国的行业惯例，没有上架称畅销书榜的行列之书，书商是不会考虑再版印行的。《秧歌》只在专业人士之间和少数读者中引起了暂时的轰动，很快，它就被其他后来居上的各类更优秀的作品所淹没，《秧歌》从此无声无息了。
在几十年后，我们的学者高全之采访麦卡锡探问：“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皆是由你们美新署授意而写？”麦卡锡否认说：“那不是实情。我们请爱玲翻译美国文学，她自己提议写的小说。她有基本的故事概念。我也在中国北方待过，非常惊讶她比我还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形，我确知她亲自拟定的故事概要。”
麦卡锡还回忆道：“爱玲是作家，你不能规定或提示她如何写。不过，因为我们资助她，难免会询问进度。我们绝对没有尝试借讨论来操纵或‘帮助’《秧歌》的写作。我们无法使《秧歌》更好。我们相信最佳的宣传——如果立意可取的话——是忠实报告社会现状。我们努力维护“中国报告计划”的诚信，这是我们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一，也是我们美国为了忠实报道中国大陆情况的一份职责。”
《秧歌》、《赤地之恋》这两本书在美国的出版发行让张爱玲的名字在国内一度带上了“反这反那”的各种大帽子。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客观的回过头来再看这段社会历史，不禁会让人感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