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囚 13.第三十四章 高墙除夕(上)

作者 : 叶云龙

第13节第三十四章高墙除夕(上)

34、

日子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唐有神又蓦然惊异地发现:“要过年了!”其实,在看守所过年更痛苦,人们体内的那只生物钟,总使人到这种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

唐有神在高墙里迎来了第一个除夕夜。年夜饭,看守所里也改善伙食,吃的是一碗油豆腐煮红烧肉,也许是油豆腐炸得时间过头了,这油豆腐有点苦。幸好大家都各自点了一个加菜,还有许多包装菜和瓜子、花生等炒货,也就摆了满满的一桌。傍晚时分外边传来一阵阵鞭炮声,使官囚们感到格外凄苦,同时也沉浸在高墙过年的特殊情景之中。

过年这,干部囚室又来一个名叫林茂深的官囚,好像是特意来牢房过年似的。他曾经当过寻溪区委书记、睦湖市副市长,他在“双规”中交代,凭借职权收礼受贿,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后,检察官对他办公室及住宅进行搜查,在他家里搜出了26个未拆开却在信封上写着送款人单位和姓名的红包。办案人员拆开红包一看,个个都有“果实”,多则二万元,少则五千元,细细一算,26个红包共计人民币33多万元。在搜出红包的同时,还搜出了洋酒xo和五粮液60多瓶,中华香烟20余条。向林茂深行贿送红包的不外乎就是审批土地跑官要官的。寻溪区某国企的一个组织科长王某,来到林茂深家,当时林不在家,林的妻子接待了王某,寒暄了几句后,王某留下了一个装有2万元的信封,并对林的妻子说,我的事还请林书记多费心,说完便匆匆离去。林茂深需要钱,王某需要官,双方已是心照不宣。在林茂深的精心关照下,王某被提升为副总经理,由一个科级干部一跃成为了县处级。寻溪区委组织部一科长邀林茂深在睦湖市楠溪大酒店会面,林欣然答应前往。见面后,这位科长将内装个人简历和2万元现金的大信封交与林茂深笑纳后离去。案发后,该科长袒露心迹,送给林茂深的钱是日后提拨重用的铺路钱。给林茂深送钱的人并不都是基层官员,送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请权倾一方的林茂深吃饭,一定要备洋酒或五粮液和中华牌香烟,一定是在睦湖小有名气的楠溪大酒店,除了他个人的关系外,他认为这里有品位,如今经济状况挺好,别人常请自己吃饭喝几瓶洋酒,抽几条中华烟,送一些红包,算不上不廉洁,也无碍大局,逢年过节,孩子结婚,别人请吃请喝送红包说明自己人缘好,联系群众密切,威信高。这些都是他在“双规”时写在反省里的细节,也是刚刚与唐有神说自己案子里的几个例子。林茂深谈到自己的案子,不由露出了一丝难以捉模的苦笑,并摇了摇头。

唐有神独坐寻思,看着眼前的过年光景,忽然发觉一切遭遇,变化莫测,在一个自己以前决不会想到的人在看守所一起过年,人生遇合,如此之奇,如此自作主张不得,又何苦扰扰营营,落得个“不如意常**”的自寻烦恼,倒不如匠心任运,超然物外,那就神与道合了。在高墙内过年,有着无限的凄凉,唐有神望着课桌上摆的饭菜,觉得简直是高墙内再奢侈不过的享受了。

吃年夜饭前,马管教破例让劳动班的犯人邬师亮给几个干部囚室的官囚们理发,刮胡子,颇有些焕然一新之感。在看守所几个月,唐有神和大家一样,很少剪指甲和刮胡子,无奈只好在水泥墙上磨指甲,胡子长了,理发的时候用理发推子推一下完事。尽管官囚们的胡子又脏又长,衣着古怪不堪,可仍然是些曾经有身份有教养的人,善于打趣恭维,谈笑令人愉快。他们是一些沦落为囚的官员,大家有机会在一所钢筋混凝土打造的监所里共度除夕之夜,就像昔日他们习惯的那样,感到苦中有乐。他们不愿讨论严肃的案件话题,而是信口胡诌些无稽之谈,逗得大伙们哈哈大笑,给这栋被冷峻森严笼罩的院墙带来一点儿它久违了的轻松情绪和节日气氛。

“这光景就跟我们家从前在宾馆里和亲朋聚会差不多,你说是不是?”申自庆兴致勃勃地吃着油豆腐红烧肉,向唐有神说悄悄话。

“肉是凡人盘中之餐,也是人所欲也。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那是说说的,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三月不知肉味,嘴角必然垂涎三尺!哈哈哈……”唐有神擦了擦嘴说道。

申自庆在几个菜碗前美餐着,幸福得简直像在腾云驾雾,突然悄悄地拿出一瓶从“胡志明”小道带进来的五粮液。唐有神惊讶地发现申自庆的本事几乎称得上一个“神”字!尽管自从没有心情考虑过年夜饭是否应该怎样快乐一下,他坐牢以来总是那么忧郁得可怜。申自庆潇洒地打开酒瓶以后,那股浓郁的酒香,也使他的两颊通红,双目发亮,充满着过年的温馨和柔情。

唐有神坐在笼子里,透过铁窗望着空中的那一弯明月,想着昔日过年的热闹繁华,烨烨红烛,袅袅清香,除夕餐桌上散发出菜肴浓烈的香味,不时还有鞭炮声,勾起往年热闹欢乐的记忆,从而越觉此时此地的凄凉。往年这一,睦湖街头到处张灯结彩,鞭炮声早已潮涌雷鸣。这时,团拜宴请,车水马龙,应接不暇,那时自己的地位多么尊贵,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又是月明之中,怎堪回首。他此时想起妻子女儿,想起老母,心里更加悲伤。大年三十,除夕的夜晚,正是合家团聚吃年夜饭的时候,却孤身一人,独对明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免一阵心酸,泪水滚涌而下。真是:

对景伤往事,乌纱误此身。

室冷难挨晓,高墙不见春。

申自庆看到唐有神潸然泪下,也有点伤感:“老唐,别难过了,春节是传统节日,也是农历的岁首,应该高兴。来,来,来,大家动筷,开始吃年夜饭,过年了!我给大家敬一杯!”

“干,干,干!”大家都边叫边喝了起来。

“老申,这年,是什么意思?”毕春西突然向申自庆问道。

“夏代称年为‘岁’,到商代的甲骨文便有了‘年’字。《诗经》中也有‘自古有年’的祈年乐歌。据说,过年的说法有两个来历:一是传说太古年代有一个叫‘年’的怪兽,头上长着触角,凶残无比,每到寒冬将尽,新春快来之时,就要出来残害人畜,毁坏家园。人们为了防御它,一到这时就聚在一起,利用‘年’怕红、怕响的特点,用桃符、放爆竹的办法把它吓走,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过年。二是‘年’有谷物成熟的意思,《谷梁传》说:‘五谷成熟为大有年”。甲骨文中的‘年’字是果实丰收的形象。看来,‘年’是预祝丰收喜庆的日子,也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申自庆说道。

“春节有何含义?”毕春西继续问道。

“春节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一个载体,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在春节,中国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心情,营造欢乐和祥和的气氛;人们贴春联,吃团圆饭,挂灯笼;人们穿着喜气的服装走亲访友,畅诉亲情;人们舞狮耍龙,赶庙会,看年戏……,正因为如此,许多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子,也要赶回家,享受伦之乐,享受团聚之情,感受节日浓浓的氛围。”申自庆说着,美美地喝了一口白酒。

“前些年出现的‘唐装热’、大街小巷里挂起的‘中国结’就是如此,而如今一些新的创新形式又在为春节增添新的内容。比如,许多人喜欢用手机短信息,给朋友发一个短信息恭贺新春,或者转发一个自己刚刚收到的贺词,这就是新出现的‘短信息拜年热’。我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收到好多贺年的短信。”唐有神在一边插话。

“哪还用说,我的手机会接连不断地收到拜年的短信。有的年轻人则喜欢通过互联网发贺卡、拜年,用数字时代的工具给远方的亲朋好友送去美好的祝福。我当睦湖市副市长的时候,要求发挥社区文化、广场文化优势,组织团拜活动、广场文化一条街,在观看歌舞表演、猜灯谜和脑筋急转弯等活动中得到一种节日乐趣,找到一种欢乐祥和而昂扬向上的感觉,这是现代过年的时尚。”林茂深记忆犹新。

“我以为,大吃大喝还是过年的主要物质内容。富人有富人的吃法,穷人有穷人的吃法,但是有一条大致相同,那就是轮番请客。你请我,我请你,主客场,全方位,从初一排到十五,从丈母娘排到外甥女婿。其实,各家过年的菜肴都差不多,几个碟子几个碗,早有一套程式,否则不叫过年。那些小康以下人家,还总有几道菜肴不能动,搁在那儿做样子,端上来是什么样子,端下去还得是什么样子。这规矩不用临时交代,客人都明白。过年走亲访友,人们的心情总是无比欢快。然而,这也是为官的送礼、受礼的大好时节。真是每逢佳节倍‘施金’,我在‘双规’的时候,迫于心理压力和审讯攻势,把一个个行贿人,那些有求于我的花木公司老板的关系像竹筒倒豆,吐了个一干二净。往年过年送点鲜花水果,近年春节,这点东西拿不出手了。他们都登门拜访,拿出装有5万、10万元的红包作为贺岁钱送给我。包括我儿子上大学和母亲生病等机会,他们都要送上一万两万的‘利市’。其实,双方都明白,应时的‘利市’不过是贿赂的借口,我只有笑纳了……”申自庆对自己的受贿直言不讳。

“如今的领导干部受贿的手法,不论是房屋装修受贿、节日生日受贿、出国生病受贿,还是工程发包受贿、工作调动受贿、职务升迁受贿,都是与权力的交易。许多大案要案,往往只抓住一个,就能牵出一串,若要彻底地端,就能端出一窝。红包作为传统的社交礼仪,是亲友间礼尚往来的一种形式。内中少有功利计较,多的是情谊的体现。但在一些掌握权利的部门和个人行为中,‘红包’的内涵却变了味。如今,对那些行贿的坏人腐蚀干部的手段概括为十二个‘一下’。”林茂深说。

“哦,说来听听。”唐有神喝了一口五粮液,觉得新鲜。

“逢年过节看望一下,住院治病慰问一下,家人生日祝贺一下,出国考察支持一下,家有丧事凭吊一下,乔迁新居意思一下,孩子结婚、升学表示一下,已提拔者感谢一下,想提拔者争取一下,关系好的加深一下,关系一般的亲近一下,暂无求者辅垫一下。这十二个‘一下’,经常假以人情往‘红包’以行。我也是被‘红包’害死的。”林茂深心有余悸悔恨莫及。

唐有神大嚼了一只烧鸡腿后,又喝了一口酒侃侃而言:“是呀,礼尚往来中,人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通过关系的对方未经你同意,却用一点你没有要求过的小恩小惠或者很多财物强加给你,将你套住,然后要你替他办事。这确实是一种来自外力的摆布,是难以抵挡的‘人情攻势’和‘财物贿赂’。这与‘古道热肠’、‘急人所难’是不同的,而恰恰是企望用‘人情债’把人套牢,企望别人用非正当的手段回报而达到自己的不良目的。司徒均也被人称为‘红包局长’,就是从收受红包开始走向贪污**之路的。据说,前些年司徒均在当卫生局长时,有个个体诊所老板到他家中拜访,送给他一个装着5000元现金的‘红包’。从此,司徒均患上‘红包瘾’,不见红包,坐卧不宁。此例一出,本系统上下广知司徒均的‘爱好’,一些怀有不同目的的人,乐此不疲地给司徒均送上红包以联络感情。司徒均也投桃报李,在进药、进医疗设备、提拔任用等方面,大开绿灯。司徒均认为,先收人家的钱,再给人家谋利那是利用职务之便,是犯罪;而他并没有向人家索取,是人家一片真诚的感谢,理所当然,何罪之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司徒均在以后如潮般涌来的红包面前,都能坦然接受,结果走上不归之路。”

“我们被抓是晦气。现在的官员在日常活动中,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存在敛财性收礼行为。敛财性收礼的性质是权力寻租,可细分为权钱交易性收礼和权力威迫性收礼。前者的特点是送礼者谋取私利,后者的特点是收礼者并不为送礼者谋取私利,并可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即时性的权钱交易、索取贿赂和非即时的权钱交易。但是,关于公务员因私收礼中非即时性权钱交易,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人们一般把包含非即时性权钱交易的公务员因私收礼与真正亲友间礼尚往来的收礼行为混为一谈,从而形成了复杂多样、形形色色的礼品贿赂。眼下那些省长、市长、县长虽然不必自己掏钱应酬消费,还有工资以外的许多无法准确估算的福利,比如住房,比如医疗,比如用车,比如不需要自己花钱的吃喝玩乐,正所谓‘工资基本不动,饭菜基本不弄,烟酒基本靠送。’可惜这些好处只有在职的时候有,一旦离职,就什么都没有了。”申自庆平时曾经对官场受贿有所研究,出言颇有点学者味。

“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上述好处,地方有贫有富,官缺有肥有瘦。清朝高薪为什么就未必养廉呢?因为高薪之外的诱惑,要远远大于‘养廉银’的数额。谁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冬有‘碳敬’,夏有‘冰敬’,送点木炭送点瓜,总不好说是行贿受贿。这实在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智慧,明明是行贿甚至勒索,却弄得温情脉脉。结果,你不能不送,也不能不收,不送,是不通人情;不收,是不近人情。一个不懂人情的人,在中国是连做人都做不了,何况做官?如今的官员一年四五万工资怎么抵得住行贿?这还是‘清知府’,如果是遇到成克杰、胡长清那样的‘巡抚一类的方面大员’,这点工资哪会放在眼里?所以高薪只可能对那些操守较好的官员起一点补偿作用,帮助他们坚守下去,对真正的贪官是不起作用的。它也不能遏止**,顶多不过扬汤止沸而已。”唐有神剥皮剔骨,言之凿凿。

“世上人,只有嫌着钱少的心肠,那有倒反嫌着钱多的道理?况且又是自家送上门来的厚厚百圆大钞?人人都爱孔方兄,就算你不爱钱,也不在乎升迁,你总不至于不为下属着想,你的秘书、驾驶员千里迢迢跟着你鞍前马后东奔西走,又图个什么?他们可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之徒’,没有很高的觉悟和理想,他们除了想跟你风光风光,吃香的喝辣的,也就是想多捞几个。如果你总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他们就会另找‘明主’,择木而栖他们还是知道的。再说你也有上司要‘孝敬’,要出手阔绰好看,总不至于拿那点可怜的工资去打点吧?因为官场自古有游戏的‘潜规则’,皇帝说了算的就是王法,各衙门说了算是体现部门利益的各种立法,官僚个人说了算的就是‘规矩’。比如你到我这儿来办事,我为难你,让你下个月再来,我利用自己合法的伤害你的权力和空间,让你的一笔大生意黄了,于是你明白了,掏出红包放在这里,我就放你通过了。这就是礼节,是规矩,是邀约,你要想在官场上混,就不能破坏规则。凭良心说,医生收红包是一种事先的感恩和道谢。俗话说,黄金有价医无价。又说人命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医生都懂得生命毕竟是最宝贵的,一个病人包括病人家属总希望医生能够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归根到底,还是不放心,你心里可能还会想,‘实际上,那病再看也不会好的……,医生啊,全都是些骗子,趁我们身体不好捞钱……’。当你自己或者亲人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就把生命交给医生了,手术的结果,医生自己完全不能把握,在病人心里,成功和失败则都在医生的‘一念之间’,病人家属就会千方百计地给医生、护士、麻醉师送红包。这和老百姓打官司一个道理。事实上,法院断案,也有极大的随意性,自由裁量权太大,使得个别法官胆敢徇情枉法,弄虚作假。在相当宽泛的范围内,左一点,右一点,宽一点,严一点,都合法,反正怎么判都有理。”毕春西联系本职工作的实际,旁征博引。

“是啊,旧社会‘民告官’有多难,拦轿喊冤,要先‘掌嘴’;上堂击鼓,要先打五十大板;告御状,要滚钉板。所以不是有大的冤情,几乎没有人愿意去告官。何况,就算民告官不那么难了,该走的程序还要走,等你把所有的程序走完,很可能人已经杀了,牢已经坐了,所有该受的罪也都已经受了,甚至你已经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了。比起送红包来,哪个合算?相反,如果只要送了红包,就能减轻罪孽或者不受冤狱的伤害,又有多少人会怜惜钱财?谁都知道化钱消灾,钱能通神。俗话说,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可见红包,是用相对较少的代价换取公正和安全的经济手段,也是老百姓在千百年历史中付出血的代价换来的人生经验。在整个社会尚未得到合理改造之时,我们不能单纯地谴责红包。”申自庆摇头晃脑,感慨万千。

“老申说得不错,前些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农民告县长’,均是法律的诉讼游戏,一个农民能奈何县太爷的半根毫毛?有的人善于把官场游戏当作制度创新,或者当作‘权力美学’。中国的法律的根本问题是立法精神的问题,从古至今,法等于刑。没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转变,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细枝末节。作为法学专家,回避实质性问题,在枝节问题上搔痒,简直就是昧良心。不能否认,在春节期间收‘红包’的比例很高,而我们大部分人竟认为在节日里收礼不是受贿。我认为,那些被称为‘红包书记’、‘红包市长’、‘红包局长’的就喜欢在春节收钱,他们认为这时收的钱是‘红包’,而收‘红包’是‘不犯法’的。少数人把节日放长假当做送礼、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玩乐的极好机会,集中在这段时间搞**。他们认为节日期间,监督部门、主管部门都放假,无人监督,便于工作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违纪违法。‘节日**’隐蔽性强,往往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这一片‘深情’下,少数干部在那个愉悦快乐的场景里逐渐淡漠、混淆了感情与法纪的界限。这时的**的借口就多了,有的以小孩‘压岁钱’名义行贿受贿,有的以给职工发福利的名义索贿贪污,有的以入股分红、发奖名义贪污受贿,有的以给上级或关系户拜年送礼的名义行贿。这样做会使对方收得体面,花得安全。”林茂深毕竟当过区委书记,好像此刻在作反腐报告,他的分析精到,入情入理。

“依我看,选择春节等传统节日,以拜年等名义给上司送上礼品礼金,使那些平时尚能对送礼行贿保持警惕的官员,在这一派喜庆祥和的气氛中也放松了警惕,收下了贺礼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有较强的渗透性。一些行贿者更多地选择了较为主动的感情‘投资’方式,把同贿赂对象的交往看做一项长期投资。因而逢年过节,频频向有关领导和实权人拜年。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投资,让行贿者得到了更多的回报,关键时候他们还出卖你,因为法律对行贿者一般不予追究的。”毕春西徐徐道来,道破请客送礼的个中奥秘。

“像现在这样的年关前后,一些有权势的人也到了收受礼物的大忙日子,睦湖各地的一些礼品回收‘店’也整日笑呵呵地开门纳客。市面上的一些回收礼品的店面一般都选址在小街小巷或比较隐蔽的居民区里。一般人要找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里面也特别小,两三个平方,摆设简单,一桌一椅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些地方实际往往只用来储存‘货’,‘交易’真正在‘店’里进行的并不多,有经验的买家和卖家,都会另外约定一个‘安全’的地方,有的甚至在卖家的家里进行。我曾经让老婆去了解礼品行情,让她处理那些送上门来名贵的烟酒,并且都是收购者上门服务的,一个年过下来,少说也能卖个几万元。”申自庆已经没有忌讳,因为这些出卖礼品的钱,都被纪委算作受贿,记录在案。

“这些名贵烟酒要是正道来的,何必偷偷模模地买卖?所谓的礼品都是人家送来的东西,没地方用了,想到卖钱了。这种店的存在,是给官员犯罪疏通渠道,这类回收礼品‘店’,有的是真正搞回收的。因为知道对方的‘礼品’往往‘来路不正’,买家会压比较低的价钱。成交价格往往是原价的一半。另一类,则是打着‘回收’的幌子,实际是把真的留下,换成假的还给卖家。像这种掉包的伎俩,以前也发生过,但吃亏的一方往往不敢报案。而回收来的礼品的出路,大致也是被那些想送礼又贪便宜的人买去,这些人也就是在节日前后有需求,而中间的那方其实做的是‘无本生意’。伍旭杰告诉我,他们当监狱警察的平时也经常有人送烟送酒给他的,他也的确收过人家送给他的中华香烟,茅台酒,但全是假的!”唐有神说。

“俗话说,十包中华九包假,十瓶茅台一瓶真。从维护市场竞争的角度看,礼品回收店是无证经营,因而无论是买卖高档礼品还是一般的商品,属于无证经营就应该取缔。另一方面,这些礼品回收店也的确扰乱了市场的竞争秩序,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进货渠道,也扰乱了市场的价格竞争秩序。礼品回收店的存在说明特定的市场供需关系存在。从供给角度看,作为行贿、受贿的双方,高档礼品比金钱更具有隐蔽性,而且逢年过节送礼更有人情味,其价值也不是很确定,万一日后东窗事发,量刑也可以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从需求角度看,这些礼品回收时的低价,给了这些店存在的空间。除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礼品回收行为也可能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礼品回收店一旦和某些‘顾客’达成了规模性、经常性的‘合作’关系,甚至形成一种‘一条龙’服务,那就等于为受贿提供了某种便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收购赃物或者在‘销赃’,害人不浅。吴帆就是在礼品店‘销赃’时,当场被纪检办案的请进看守所的。”申自庆不免有些感叹。

“吴帆的案子是怎么回事?”毕春西问。

“吴帆是睦湖一家国企年轻的副总,分管单位里的基建,知子莫若父。吴帆的父亲知道儿子虚荣的毛病。为了防止儿子走入歧途,自吴帆担任领导职务以后,父亲就经常教育他为官要正直,不要贪。老父对他说,繁体的‘钱’字是由双戈、两把利剑组成,贪钱是要被利剑刺伤的,还用毛笔写了一个大大的‘贪’字,打上红叉送给儿子,要儿子把它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对自己提示警示。可春风得意的吴帆哪里听得进去?他回到家就把父亲送给他的“贪”字撕了。吴帆的妻子也很正直,她对吴帆的行为早有所觉察,为此她不时给吴帆敲警钟,对上门送礼的包工头,她一律不客气地推出门外。有一年,吴帆在老家过春节,有人找上门送红包,被妻子看见了,妻子哭着求吴帆不要收,吴帆只好追下楼去退了这个红包,可回到睦湖后,他还是把这个红包拿到手了……。吴帆对金钱的贪婪,在单位里早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了,一位公司的老领导知道他听不进忠言,于是采用了‘笔谏’的方式,这位老干部每周寄一封匿名信给他,信里列举了多桩**案例,包括反腐警言,循循善诱地警示和教导他,要他利用好手中的权力为职工办事,不要走向犯罪的深渊。可这18封用心良苦的信根本唤不醒吴帆的良知,他在收红包的路上越收越多,越滑越远!吴帆平时自己也经常会找些惩治**的报纸、杂志来看,但看的角度极其的独特,是为了研究揣摩其他贪官敛财和逃避惩罚的手段!吴帆怀着极强的侥幸心理肆无忌惮地贪婪,最终被判了刑。”唐有神对吴帆的案子了解较多,谈起来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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