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章太炎掀起了第二次倒孙（中山）风潮。舒骺豞匫
1907年秋，当孙中山发动钦、廉起义时，曾与章太炎配合，以“所购枪械陈旧”为由，鼓动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的陶成章，于1908年9月到南洋，要求孙中山给他拨款三千元作办报经费，孙中山此时手中拮据，将自用手表等物变卖支持他。之后，他又要孙中山为他筹款五万元用以回浙江举事，孙中山因“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而拒绝。当年12月，陶成章赴槟城、坝罗筹款，成效甚微，陶怀疑是孙中山从中作梗，便对孙中山进行攻击，说孙文排斥外省人，以运动革命之名，捐钱到他家里去了，他家已经发大财了，在九龙建造洋楼等等。陶开始分裂活动，在爪哇泗水成立光复会，参加者有许雪秋、李燮和、曾连庆等人，与同盟会南洋支部对立。
章太炎主编《民报》（从第七期开始）以来，不断发表佛学、国学之类的文章，失去鼓吹革命思想的战斗作用，受到读者批评，并造成销量锐减和经费支绌。章太炎电催孙中山拨款，孙中山汇去三百元，章太炎对此不满。
9月，陶成章到槟港，竟以驻英、荷属地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名义，写了一份《孙文罪状》书，对孙中山进行恶毒的诽谤诬蔑，是清政府和保皇党所未曾用之言词，竟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无尽”语句，捏造了孙中山十二条罪状：“残贼同志”五条、“蒙蔽同志”三条、“败坏全体名誉”四条。声称“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令各埠将孙文所筹去之款，令其自行报告总会，加给凭单，以为收拾人心之具”。又称“孙文者，其在前岁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其兄在九龙造屋宇，用款不足，电致乃弟，旋电汇款项”。宣称：“开除了他，发表罪状，事必大有可为。”
陶成章与李燮和等七八个人将《孙文罪状》印制后，向南洋各埠分会广为散发，但有的分会认为是不实之词，不予发表，有的烧毁邃。
陶成章又到东京进行煽动，黄兴说当时“在东京与陶表同情者，不过江浙少数人与章太炎而已”。陶成章将编造之《孙文罪状》交给黄兴，要求寄发各地支部并召开总部会议讨论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均遭到黄兴的拒绝，黄兴将公函扣留，陶“向之索回”，黄兴“不肯归还”。为揭露陶成章等人对孙中山的诬谤，“促南洋诸人之反省”，黄兴、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向南洋同志和李燮和等致函，逐条为孙中山辩白。
有个叫陈威涛的，在爪哇又印刷《孙文罪状》百余份，分寄中外各地，喧嚣海内外报刊。保皇党如获至宝，在新加坡《南洋总汇报》1909年11月11、27、29日连载，标题是《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
黄兴、汪精卫、胡汉民在东京准备续出《民报》25、26号（1908年10月该报出至24期，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下令查封），以“法国巴黎濮侣街4号为总发行所”名义，在东京秘密印行竽。
章太炎对此不满，配合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攻击，章也写了《伪〈民报〉检举状》一文，在《日华新报》上发表，诬称：“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说过去《民报》“不足自资”，“而孙文背本忘初，见危不振”；“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今精卫复伪作《民报》，思欲腾布南洋美洲，借名募捐”。陶也宣称：“此《民报》专为一人虚张声势，非先将孙革除总理，不能办《民报》。”章、陶又将《伪〈民报〉检举状》印成传单，分发美洲、南洋各支部。保皇党又喜得攻击孙中山和革命党的新资料，将章太炎此文刊载在11月6日《南洋总汇报》上。
陶、章对孙中山的诬谤，造成了部分党人思想混乱。
陶、章掀起的第二次倒孙风潮，给孙中山在各地开展活动和筹款工作增加困难。此时，孙中山正在英国。他对此，深感痛心。
汪精卫找到李彬堂，请求他去以送汪的亲笔书信为名暗杀陶成章。李彬堂说：“我和我爹爹永远不知用奸诈之心，时时事事以实在功夫，与人相交总是光明正大，就算遇到日本鬼子都不会用暗招，更别说暗杀自己同胞了，何况陶成章先生是反清名士！”
“那你是骂我是奸诈小人了？你个小兔崽子！”汪精卫骂道。
“你就是个小人！”李彬堂瞪眼道。
“叫你瞪眼！”汪精卫抓起一枝塑料笔管的钢笔向李彬堂的眼睛戳来。
李彬堂一把将笔夺过来。墙角落处有一个薄铁管与布条做的墩布，李彬堂一甩手，笔扎进铁管里半截。
汪精卫像刚出生的婴儿听见锣响，吓着了，需要大人来叫魂。
这一阶段，李瑞东先生主要在武清老家研究武学、传授弟子。李派太极拳就是在这一阶段创编为成品的。先生生性豪侠，仗义疏财。与武林中人交往很广，无论功夫高低、贫富、地位如何，凡是来访者先生总是热情招待，坦诚以对，对于缺少盘缠者，先生总是慷慨解囊，所以先生在武林中的朋友很多。家里常有食客数十人，武林中送给先生另一个绰号——“小孟偿”。先生对贫苦百姓颇具慈悲心，每逢灾荒之年总要在京津两地专设粥棚，整大车地送，救济饥民。先生医术高超，且有求必应。从不向患者收取诊费，对穷人有时连药费也免去，所以声誉很高。但另一方面，先生嫉恶如仇，对坏人从不手软。在李派的戒条里就有“七戒见义不为”和“六戒见恶不除”、“应救不救无勇无刚”这三条。
李存义坐大车从山西回老家，在武强县遇上一伙歹人行劫。存义手摇一把纸扇，说：“要银子有的是，请你们自己上车拿吧。”
一个歹人跳上车，存义将纸扇轻轻一抖，即把歹人打下车去。又一人跳上车，存义一挥手，这人又趴在车上。领头的认出是“北侠”“单刀李”，赶紧上前赔礼认错。
李存义单身一人到涿州，遇上一名强盗，强盗用大棍向他猛打，竟一下也打不着，存义不慌不忙，还不时用手中的小柳枝划强盗眼睛，强盗累得气喘吁吁，只得跪地求饶。
1909年尚云祥又来京，在东城总布胡同，联合同道刘公殿臣、耿公继善、祖公万昌、王公俊臣四位先生共组尚武学社。徒弟中尤以靳振起先生成绩最佳，后收为门下。
1909年霍元甲到了上海。
霍元甲到上海，大初一门口就被人放上两巨石堵了。霍要是用脚弹不飞，就得马上走人。
1909年4月27日(己酉年三月初八)，霍元甲轰动上海滩。
原来，1909年，英国大力士奥彼音(实为在一个英国马戏团工作，并不是大力士）在上海摆下擂台，讥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上海民众十分不满，但又无人敢应战。农劲荪从报上得知此消息，遂向上海知名人士、同盟会员、革命党人陈其美推荐了霍元甲。霍元甲一到上海，上海各大报纸用大号字体刊登消息。霍元甲挑战奥彼音，奥和霍约定比武中不得使用指戳、足勾等中国武术技法，并约期在张园公开比赛。但到了比赛时间，却不见他的踪影，原来奥彼音已逃之夭夭。
张园擂台比武虽没打成，但在上海掀起了习武热潮，各大学校蜂拥而至，邀请霍元甲及其弟子去讲习武术。这一时期，有一人对霍元甲影响很大，促成了霍元甲从讲求传统武德，向武术救国转变。这个人，就是霍元甲青年时代的知己农劲荪。
霍元甲是在脚行干活时认识农劲荪的。他爱好劳动，不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为耻，反以为最光荣，以为是学以致用。当时的农劲荪是孙中山手下的革命者，在天津开办怀庆药栈，以采药为由掩护革命。农劲荪早年留学日本，通外语，有学问，也爱好武术。孙中山希望他结交一些武术名家，为推翻满清统治作准备，而霍元甲又渴望学知识，两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农劲荪等人帮助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在寻求救国的道路上，霍元甲迈出了很不容易的两步：“第一是打破家规，开始收外姓人为徒。霍家七代家传绝技迷踪拳，向来是不传给外姓人的，为救国，曾祖父破了家规；第二是把迷踪拳改为迷踪艺，让花哨的套路变得更实用，以便让人们能够尽快掌握要领，学会防身。”
迷踪艺以霍家绝技为基础，又囊括了各派之精华。此拳不难学，但是极难练，柔中有刚，迈步如猫，急如闪电。与人交手时，往往对方还没有看清门道就被击倒，令对手眼花缭乱，迷失踪迹，因此得名。孙中山先生对霍元甲将迷踪拳公之于世的高风亮节非常赞许，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赠送给精武体育会。
精武体育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宗旨。广罗全国武术名家，培养技击人才，融合众家之长，消除门户之见，运用多种形式传播推广武术。该会设教的武术种类繁多，包括：谭腿、功力拳、十字战等50多种单练拳术；各类拳术对练20多种；达摩剑，八卦刀、群羊棍、夺门枪等十路兵械；对枪、单刀对大刀等器械对练50多路。精武体育会成立后发展很快，先后在绍兴、汉口、广州、佛山、汕头、厦门、南昌、南宁、天津等地建立精武会分会。后又发展到东南亚各地，如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三宝垄、泗水、西贡、马六甲等华侨聚居地均设有分会。在吉隆坡还成立女子精武体育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