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告诉我癌细胞已转移到淋巴结，他已经尽可能地把它清干净，所以要加上辅佐性化疗及放射性疗法合并化学抗癌药物。我想这是「来日不多」的婉转陈述，医生并没有说已经把淋巴结清干净，妈妈的敌人还在她的体内，我写信给阿玉，问她能不能再回来我的忙，阿玉打电话给我，她向我说她听我的话回到山上去。
「能不能再来帮我的忙？不过时间不会太久。」
「啊？」她疑惑地问我。阿玉很清楚我的生活，我的日子像日出日落一样的规律且永远不会有变化，除非我的生活改变了。
「我的生母得了癌症，时间可能不会太久。」
她一口答应下来，我问她这样会不会造成她的不便，她说孩子都读书了，下了课有婆婆照料。
「妳先生呢？」
「还不是那个样子，他喝他的酒，我做我的工作，连我婆婆都站在我这边，叫我不要管他也不要给他钱买酒，婆婆是非分明我就心满意足了。」
女人是感情丰富、心肠脆弱的，只要稍微倾向于她，她总是愿意如牛如马的奉献一切。
于是我和阿玉轮流照顾妈妈，早上六点左右我先到医院让阿玉到市场买菜，阿玉对烧菜有几招绝活，她说茄冬鸡对胃很好，特别是红骨的茄冬叶，她趁早上到人行道摘些茄冬叶，然后到市场挑只她认为货色最好的鸡，再买一些为妈妈做宵夜的材，我约在七点离开医院，阿玉则在医院陪着母亲，阿玉会说些她家乡的事给妈妈听，我下了班就到医院换阿玉回家准备晚餐和妈妈的宵夜，她把我的晚餐和妈妈的宵夜拿到医院。至于我的父亲──他把医院当旅馆，用餐时间回到妈妈的病床吃我为他订的家属餐，晚上十点半回病房洗澡，顺便向我拿隔天的一百元，然后在舒适的空调环境中进入梦乡。
阿爸向我说每天一百元不够他用，他说搭公交车和买包烟就没钱了。
「你可以回家。」我说。
「我回家也是一个人，没有妳阿母做伴。」
「你不需要妈妈做伴。」我想说跟他做伴的只有赌博，可是我没有说出口，有些话讲出来并没有意义，它改变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事情。
「再多给我五十元。」
「我没有那么多钱。到台北是给阿母看病，不是让你四处去玩的。」
「一天多五十元，一个月才多一千五。」
「回去种田的话收入比三千元多，你可以自由自在的花。」
「哪有田种？人家买去建高尔夫球场了。」他双手一摊，好像是我卖了他的田地。
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可是阿爸曾经有过钱，田地卖的钱虽然不多，但省吃俭用应该还过得去，我不想问卖了多少钱，我也不想问财旺是否也帮着花。
「一天就是一百元，妈妈都是阿玉在照顾，三餐也都是热菜热饭。」
父亲收敛了些，黄昏时他跟着我的后面回到病房。我想他是在意能不能多拿五十元。
妈妈看到我总是那句话：「妳来啦？忙的话就不必来。」化疗使得妈妈愈来愈虚弱，但她不会叨叨絮絮地说些丧气的话；邻床的老妇人也是胃癌患者，她时常向子女说些活不久了、白费力气这样子的话。她的子女总是「辛苦」的安慰她要有信心、不要悲观。看到这样的场面让我觉得子女比病人更难过，他们要忍住心中的悲伤、不满，还要摆出好脸色哄着病人。这是一种煎熬，没有办法说出口的煎熬，可是谁也不敢抱怨。
母亲是过于认命还是过于坚强？
医生说可以出院了。我以为母亲康复了，医生说：「还有什么人想见面的，或是有什么话要交待、什么心愿未了的，及早处理好。」
「还有多久？」
「二个月到半年。痛的话直接挂急诊，急诊处的人会通知我。」医生停了一下又说：「我说二个月到半年是个约数，再往前或再延后都有可能。我不是安慰妳，癌症并没有一定的准则，让她开心些对身体有益。」
我向母亲说可以出院了，并且要她到我宿舍住一段时间，她也只是点点头。我把我的房间让妈妈住，妈妈说：「这是妳儿子以前住的吧？」
我说以前住旧式宿舍，有三个房间，现在分单身及有家眷的两种，单身宿舍比较小，只有两房两厅。
我叫阿玉睡书房，她坚持要睡客厅，她说：「我们没有访客，我睡客厅，妳睡书房，这样不用把书房的东西搬出来。」
「不行，女人家没有个遮掩不好。」
「妳去买个屏风，这不就遮起来了吗？」阿玉的脑筋很灵光，也很为我设想。
「他叫什么名字？妳没告诉我。」母亲说。
「英群。」
「英群。」她重复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使她想起她的财旺。她低着头看她的手，粗糙、龟裂、黄褐；彷佛它是「救」不了财旺的主因。
「妳要去看财旺吗？」
她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眼神充满期待的光彩，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可以吗？」
「可以，我可以安排。」我想着医生的话：有什么心愿未了的，及早处理。
财旺的事好处理，姐姐和妹妹们的事比较麻烦，明知不可能，我还是在报纸登了一星期的寻人启事，我想母亲或许也会思念她们，她把思念放在心里罢了。
十天过去了，没有人跟我联络。
我安排母亲和财旺单独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利用我的职权行使不正当的行为。
财旺被带了出来，他认不出我，只简单地看了我一眼，母亲却是眼泪夺眶而出，她使尽力气但小声地叫着：「旺仔喂！」
「妳怎么了？她是谁？」
母亲插着鼻胃管，坐在轮椅上不停地拭泪。
「她是你三姐，在这里当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