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视而不见所付出的真正代价：只要是感到这样做比较安全，并且什么也不说，只要是保持心平气和感觉更有好处，虐待就会继续。我们维护自尊的渴望往往会使别人付出高昂的代价。
新兴的脑科学为浪漫和母爱的牺牲品所经历的情绪波动提供了一个物理证据。伦敦大学的一组神经系统科学家花了数年时间对浪漫的配偶和母亲们的大脑活动进行了研究。他们知道爱本身拥有一种进化优势，我们相爱、相伴，并且照顾我们的孩子，因为这就是种族繁衍的方式。但是，神经系统科学家想知道大脑的哪些区域会对爱做出积极的反应，哪些区域又与此无关。
他们发现，爱激活了那些与奖赏有关的大脑区域，对食物、饮料、金钱或可卡因有反应的脑细胞也会对爱做出反应，这一结果并不令人非常惊讶。这也就是爱和被爱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很好的原因。此外，有些证据表明爱甚至可以减少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得出我们沉溺于爱的结论可能不太准确，真实情况是我们需要爱。
受到抑制的大脑区域比被爱激活的大脑区域更能说明问题。在自愿受试者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中，想念他们的孩子或是伴侣时，大脑的两个特定区域不活跃。第一个是负责注意、记忆和负面情绪的区域，第二个区域与负面情绪、社会判断和辨别他人感情和意图的能力有关。换言之，被爱激励的大脑的化学作用会让我们丧失对所爱之人进行大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为大脑从不对幻想提出挑战，我们的幻想得以持续。就像许多神经科学一样，这为诗人们已经知道的那句话提供了一个具体而现实的证明：爱不做评判。
神经科学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提醒我们盲目的爱并不等于愚昧或者无知，它是那种对富人、穷人、受过教育的人或其他什么人不会区别对待的物理存在。我们会对所爱的人产生幻想，并且会保护这个幻想，因为我们感觉我们的生活依赖于它。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那些受到虐待和不幸婚姻关系折磨的男男女女成功地克服了自己的视而不见，并且坚持面对真相时，他们便克服了非常真实的、非常令人畏惧的障碍。
当这样的障碍受到制度、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强化时，尤其难以克服。这也是为什么儿童虐待丑闻会在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教堂里屡屡发生的原因。对教堂的崇敬、对父母的爱戴和对传统的尊重全都在暗地里促使整个社区的人对他们以某种方式总能知道的事实不闻不问。
“长久以来，每个人都假装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太悲哀了，太可笑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事，我们会处理它们。可是多年来，每个人都知道，可是又没有人知道。你还能再说什么呢。”
科尔姆?奥格尔曼（ColmO‘Gorman）管理着爱尔兰的大赦国际（AmnestyInternational）组织。他在爱尔兰是一个强势人物，众人皆知，组织性很强，而且效率很高和敢作敢为。但是，他也不是总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奥格尔曼在韦克斯福德（Wexford）度过了童年，他曾被当地一个叫做肖恩?福琼（SeanFortune）的牧师虐待了两年半。奥格尔曼被他对父亲的爱、对母亲的爱和他们对基·督教会的爱逼入了困境，进退两难。当时，他不过是一个孩子，他的自我意识非常脆弱。当福琼威胁他要把所发生的事告知他的父亲时，奥格尔曼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不能允许它发生。
“恐慌笼罩了我的全身，我开始感到天旋地转。我想要逃离，想从汽车上跳下，想做任何让我摆月兑那个可怕时刻的事情。只要能阻止他做他说过要做的事情，让他做什么事情都行。我父亲……知道我做了什么，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会杀了我的。他会羞死的……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了，尤其是我父亲知道了，我就活不下去了。”
奥格尔曼认为，如果人们知道了对他所做的事，他的生命所依托的一切将会毁于一旦。所以，在虐待继续进行，而且此后又维持了数年的情况下，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的经历虽然悲惨，但远非个例。2005年的弗恩斯调查（FernsInquiry）发现，单在奥格尔曼所在的主教管区，就有针对21名牧师的100项指控。一年以后，墨菲报告（MurphyReport）审查了46名牧师的履历，他们是从指控已经被提交的102个案例中挑选出来的。仅仅是对这46名牧师的质询就获得了320多名儿童有待证实的指控。“有一名牧师承认他对100多名儿童进行过**。另一名牧师则认可，在长达超过25年的任职时间里，他每两个星期就会进行一次虐待。”该报告称，“仅仅是档案中记录在案的针对这两名牧师的投诉就超过了70次。”2009年的报告发现，对受害者来说，“保护**、避免丑闻、保护教会的声誉以及保护教会的财产”比公平正义更重要。报告总结说：绝大多数的牧师对虐待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对爱尔兰警方提出强烈的批评，因为警方认为牧师没有被纳入它的管辖范围之内。教会和警方的关系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这只是发生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