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出版
面对着重重危机，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是觉得，如果我的写作能有所进展的话，一定能够摆月兑困境。于是，在第二个暑假来临之时，我再次踏上了出版之路。
这一次，我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事先作了周密的准备，将出版社的地址详细地记录在一个小本上，并带上了足够的路费和食宿费。在出发之前，我考虑到路上有可能会不太平，如果将所有的钱都放到一个口袋里的话，万一被偷了，我该怎么办？总不能要着饭回来吧。因此，我只将一部分钱放在口袋里，另一部分放在了随身携带的包里，还有一部分应急费用我藏到了两只鞋的鞋垫下面。这样，万一财物被盗的话，不管事情能不能办成，我好歹还有足够的费用能够顺利地返回来。
像上一次一样，我一大清早就坐上了去县城的汽车，并在县城很顺利地坐上了去北京的长途客车。这一回在路上没有遇见骗人钱财的骗子，而且客车停靠的次数也较少，在途中还有一次停车休息的机会。在停车休息时，我见路边有卖冷饮的摊贩，便过去询问，平常两块五一罐的健力宝他们居然卖到了四块钱，真是宰人不眨眼。我企图打价时，他们还态度恶劣，说我以前买的那个都是假的，他们这个才是真的。当时我实在有些口渴，只得硬着头皮让他们宰了一回。
到达北京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了。客车在市区的道路上飞快地行驶着，两旁不时出现的高楼群确实很壮观，让我感到很惊叹，但城市整体的布局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感觉很混乱。
大约十二点四十多分时，客车在车站内停了下来。我拎着包下了车，走出车站大门。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时，首先要记住的就是停靠车站的名称和地点，不然，将来回去时连到什么地方坐车都不知道了。我正在车站门口东张西望地找路牌时，旁边一个卖冷饮的大妈突然跟我打招呼，问我是新来的吧？我说是。大妈便热情地拿出一个北京市的地图，说这是最新版的市区图，上面的地址、行车路线都非常清楚，是游览北京的必备之物，让我也买一份儿。我问多少钱？大妈说三块钱。我见价钱不贵，便买了一份，并问她现在我处在什么位置？大妈往地图上一指，说：“呶，赵公口车站。”随后又指了一下我身后车站门口上方的大字。我这才发现，原来车站门口上方的弧形铁架上焊着几个用铁片切割而成的大字，正是车站的名称。
时过正午，肚子早已经“咕咕”叫了，我便想着先吃了饭再做其它。于是，沿着车站门前的道路向东走了一段，在一个规模不大的餐馆门前停下脚步并走了进去。服务员是个小姑娘，挺热情地过来和我打招呼，问我吃什么。我在她递过来的菜单上看了好一会儿，只点了一个焖饼，六元。不一会儿，饭菜便端了上来。
吃过饭后，我坐上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丰展馆200号。”出租车很快将我送到了临近的地点。下车后，我按照门牌号开始寻找，199号和201号很快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200号。我在附近反复找了好几次，仍旧找不到。后来，我进了一个居民区内打听，一个护士模样的人说：“我们这里是201号。”我问：“那200号呢？”回答说：“不知道。”这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从一座楼的楼道里推着自行车走了出来，我又向她询问。小姑娘半搭不理地说：“不知道。”我只得又回到大街上重新寻找。
我所在的地方是个十字路口，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我转了个弯，到了另一条路上。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200号门牌就在距我不远处的地方，那是一幢十多层的高楼。我抬头一看，楼顶上赫然写着出版单位的名字。原来，目的地始终就在我的身边，我一直在骑马找马。
进出版社的大门时，我被一个看门人拦住了。在向他说明了来意之后，他点头放行，并对我说：“出版社在10楼。”我沿着台阶步入了大楼一层，见有许多人正乘坐电梯，便也跟了进去。由于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电梯，所以不懂得如何按键，但我极善学习，默不作声地看着别人如何操作。当其他人在不同的楼层消失后，便学着他们的样子按下了10号键。
10楼很冷清，电梯的出口处赫然挂着××××出版公司的大牌子，这是一家国家级的出版单位。我按照门牌找到了小说编辑室。编辑室的门开着，但里面空无一人。我在门口站了片刻，不见有人进出，便转身到了旁边的散文编辑室。里面有一男一女两名编辑正在写着什么。他们看见了我，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来出版小说。二人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只是热情地让我坐下，并说他们这里是出版散文的。我说我知道，小说编辑室就在旁边，可里面怎么没人呢。那个年纪较大的女编辑说出版小说的那个编辑今天没来，让我先回去，改天再来。我说旁边的那个门可是开着的，人怎么会没来呢。女编辑又说她确实没来。我只得起身告辞。那两个人没有起身，但都向我说了再见。
出了散文编辑室，我并没有死心，再次来到了小说编辑室，在门口张望了一会儿，忽然听见里面有翻书的声音，我立刻意识到：里面是有人的。于是，我伸手在门上敲了敲。这时，一个披头散发，脸像南瓜的娘们儿“噌”的一声从一大堆书后面的沙发上坐了起来，沉着脸问我干什么。我说来出版小说。她来到桌边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斜着眼看着我，不说话，也不让座。我见她一副狗眼看人低的模样，心里不住地暗骂，自己转身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照样也不理睬她。那娘们儿顿了片刻，问我要出版什么书。我将书稿从提包里取出来，递给了她。她随便翻了翻，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教师。她又问在什么地方从教。我说在河中市。她又翻了几页小说，问我写的是什么内容。这让我不太好回答，我只大略地说写的是古代发生的事，采用了借古讽今的手法。那娘们儿一脸的不屑，说你的水平太差，这稿子根本不能出版。这个结局似乎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我故意表现出一副不卑不亢、宠辱不惊的样子，将手稿接了过来，说：“那好，我再到别的出版社去看看。”说着，站起来要走。最可气的是，那个脸像南瓜的婊子居然连站起来送都不送一下，也不说再见，斜着眼看着我出了房间。
一出房间我就不住地暗骂那个丑婊子。真她妈妈的，就算我不懂得当下的出版规矩，就算我的水平不够，可我总算付出了努力，并怀着无比的虔诚前去出版，你不应该对劳动者给予应有的尊重吗？你瞧不起别人，那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呢？真你妈的！
来到大街上，我立刻又变得茫然了：该怎么办呢？看看表，才下午两点多钟。我打算再到几家出版社去碰碰运气。但当时我的手头上没有其它出版社的地址，便决定先到北京图书馆去抄点地址。
北京图书馆的规模不算小，但开放的只有一小部分。进入院中时，一些市民和大学生正往里面走。其中一对情侣边走边谈着什么，听他们的意思，进图书馆完全就是为了乘凉。进入馆内后要先存包，五角钱一个小柜，服务员把包给你锁在柜中，并将带有柜号牌的钥匙交你保存。我存好包后继续往里走。把门的一个中年妇女许是一眼就看出我是外地人，不拦别人，独独拦了我一下，说要看看我的身份证。我将身份证从兜里掏出来在她面前一亮。她立刻客气地将我放了进去。
图书馆内果然凉快，与外面闷热的气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在里面呆了约一个多小时，看了一些书，并有选择地抄录了一些北京市内的出版社地址。
从图书馆出来后，我又坐上了出租车，按照抄录的地址寻找其它的出版社。但无一顺利，不是根本找不到就是人家不出版文学类的图书。忙了一下午，不但徒劳无功，反而转得晕头转向。北京面积之大超出了我的想象，车流、人流的混乱也让我很不适应，尤其是像薄雾一样的污浊空气，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傍晚时分，我找到一家招待所住了下来。这家招待所设在地下室里，有两排半地下的房子，每间屋中只有四张床和一张桌子，此外还有一部电话机和一台旧电视机，很是简陋。由于忙了一天一事无成，我既劳累又懊丧，头痛欲裂，进屋后随便找了张靠门的床就一头躺了下去。我本想倚在被子上好好睡一觉，缓解一下疲劳和头痛，可同屋的一个老头子一个劲儿地打电话闲聊天，说话声音很大，吵得我根本无法入睡。我向他提出能不能别打电话了。那老家伙倒像挺有理似的说：“不打电话闲着干什么？”仍旧故我。又过了片刻，房屋的门开了，进来了一个穿着整齐的年轻人，约模三十多岁。他来到我床边推了推我。我睁开眼问他干什么？他说我躺的是他的床。我见对面还有一张空床，便说在哪儿睡不一样？没想到那家伙挺认死理儿，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住宿凭证，递给我说：“你看看。”我接过来一看，还真是他的床。我无话可说了，收拾东西去了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