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周颖又告诉我，考试当天，镇教委也要派人去邢家庄小学，他们事先雇好了车，我们可以坐教委的车去。这个消息像一颗定心丸，让我的心里有了底，便跟她约好当天一同去。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突然下起了雪，第二天清早出门时，雪仍旧未停。我骑车冒雪赶到了镇教委，周颖已经等在那里了。开始时，我认为镇教委至少要雇辆面包车，可令我没想到的是，镇教委雇的竟是一辆三马。我们几个人上了三马车的车斗里，三马车缓缓启动了。冬天，寒风刺骨，天上又飘着雪花，虽然该三马上有自搭的帆布车篷，多少可以挡些风雪，但雪花和冷风仍旧可以从车篷的缝隙中侵进来。三马车的车斗中没有任何可坐的东西，且车里甚是肮脏。周颖和镇教委的那个家伙坐上了随车带去的试卷捆，我和另外几个人只好蹲着。由于路滑难行，车走得很慢，且不住地左右摇晃，我的双脚既要忍受寒冷又要竭力保持平衡，感觉十分吃力和难受，蹲着蹲着腿就渐渐麻了，轮流换腿支撑都不顶事。在这种境况下，路程好像显得格外的长，心里不住地盼望快点儿到，可就是总也不到。到后来，我的双腿干脆没了知觉。有好几次，我想干脆坐在车斗里算了，可又一想，坐在如此肮脏的车板上，我的裤子怎么办？便只好咬牙坚持着。
邢家庄小学终于到了，我扶着车帮吃力地慢慢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迈步跳了出去。脚刚一沾地，就立刻感到了一阵刺痛。原来双脚已完全麻木了，好像踩着极厚的木鞋走路一般。邢家庄小学的校长将我们让进了生着火炉的办公室中。我在办公室里呆了约十几分钟，双腿才慢慢恢复了知觉。在恢复知觉的同时，疼痛也更加剧烈地来临了，那感觉就好像针刺刀割一般，令人难以忍受。我尽量不动声色，不让别人看出我的窘相。疼痛随着双腿的复原而渐渐消失，温热的感觉终于重新回到了我的身上。我在屋里走了两步，有种大旱遇甘霖的畅*。
我和周颖监考一个班级。此时，外面的雪已经停了，我透过教室的玻璃向外望去，发现这所学校竟然简陋得只有一排房，连围墙都没有。而教室后面的火炉更让人触目惊心，那竟是一个用砖泥砌成的，没有烟囱的小砖筒，煤炭的亮光在里面隐隐闪动。我心想：如果长时间不通风的话，这岂不会引起一氧化碳中毒吗。
监考完毕时，太阳已经出来了，外面温暖了许多。我们仍旧坐三马车回去，但这一回我找了张废纸垫在车斗里，然后一坐了上去，双腿不那么受罪了。
39、拜访
年终考试完毕后，我再次来到了河中县城，拜访了崔立平，询问他给我办的事进展得怎么样了。崔立平驴脸拉得老长，跟我说还是别往县城里办了，因为我花不起那钱。他的这个回答让我很感意外，这与他当初承诺的大相径庭，便有些冲动地说：“怎么花不起那钱？你说吧，要多少钱？”崔立平顿了一下，居然说：“多少钱也办不了。”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是不打算给办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将立刻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让我的情绪顿时变得激愤起来，我当着他的面翻出了旧账，问他当初我怎么会被分配到沙泥镇？他照例拿出旧话搪塞，说分配的那一年，县城里不需要普通教师。我立刻反问：“那为什么我没有被分配到其它乡镇，偏偏到了沙泥镇？”崔立平本来就是个倔驴脾气，一句话噎死人的，此刻他听出了我话里的质问口气，也生气地嚷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并不客气，一针见血地说：“不是你故意让他们把我分配到沙泥镇的吧？”崔立平说：“怎么会是我故意的呢？我让人家怎么样人家就怎么样啊？我有那么大的权力吗？”火药气味在室内立刻弥漫开来，我和他彼此都不说话了。其实，我早就怀疑当初分配时河中县城是招普通教师的，只不过崔立平不想让我进县城以给他增加麻烦，所以才故意让人将我分配到了农村。虽然这次争吵并没有将此事弄个明白，但我还是对此深信不疑的。
好在姨表嫂说话还算和气，她见我们两个陷入了僵局，便从卧室里出来，对我说别着急，事情不是那么好办的。然后又劝崔立平给我办一下此事，不然，一个人在乡下多孤单哪。
本来，姨表嫂的出现将气氛缓和了下去，但下午发生的事将矛盾又彻底激化了起来。下午，我打算离开。由于去崔立平家时买了一些苹果和一件小孩的衣服——是给崔立平的小儿子的，便打算将那些东西全都留给他，可崔立平死活不要。最后我说要不留一样吧，把那件衣服留下。崔立平仍旧不要。在推月兑的过程中，我已下了楼，本想快步离开就得了，没想到崔立平一直追到了楼下，见我已走出了一段路，他干脆将那件衣服向我用力一扔，让我收回去。衣服并没有向我飞来，而是飘到了旁边的地上。不远处恰好有几个人看到了这一情景。他的这个动作顿时让我怒火填膺，要不是当时有人旁观，真有可能会跟他对骂起来。我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地捡回衣服，扭头径自走了。
我本是个自视极高的人，如何受得了这种羞辱？在回去的路上，我不住地咬牙切齿，发誓要报复。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在周围恶劣的环境下，我心中的忧郁和仇恨已日积月累，逐渐侵蚀了原本单纯善良的心灵，也变得庸俗和恶毒起来。
40、危机
寒假回来后，我发现我宿舍的玻璃被人打破了三块，跟闫占山说了，闫占山只是口头上答应给换，却迟迟不见行动。我只得亲自量了尺寸，到集市的玻璃摊上割了三块，回去后安到了窗户上。
这半年，各种危机变得空前严重起来。由于我性格内向，不喜交际，因此跟学校里的老师们交往较少。而以闫占山、闫二芳为代表的乡巴佬却又最容不得这种异端，在他们的观念中，你独善其身、自成一统就是与他们作对，他们会处处排挤你、孤立你、将你视为众矢之的。同时，还拼命地想窥探你的隐私，以满足他们低俗的好奇之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次我正在教室里上课，透过窗户玻璃忽然看到闫占山等一大群人趁机偷偷地到我的宿舍里去“参观”，出来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窥阴癖一样的笑容。当时我很生气，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知道，未经同意就进入别人的房间是不礼貌的行为，而这些乡巴佬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到后来，我为人处事的异样开始像植入的器官一样被这个肌体所排斥，人人都对我视而不见，似乎我是个若有若无的隐形人一般。我知道，我在这个学校已无法立足了，离开或被逐出已是迟早的事。
此时，我的创作却仍然没有任何起色。为了激发出最大的潜力，我干脆连收音机都不听了，将业余时间全部用在了文学创作上。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创作是需要生活和灵感的，如果只是一味地生编硬造、闭门造车，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41、打人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的情绪开始变得极不稳定，生气、发火成了常事。
这天，由于前一天晚上我的宿舍再次遭袭，窗户玻璃被人用石块打了一个大洞，我便怀疑是班上的某个人在被我教训后暗中报复我，于是我将嫌疑人叫到了教室外面，扬手给了他两个耳光，问他昨晚干什么了？他说没干什么。我认定是他故意不说实话，便又连着打了他好几巴掌，再问。他像赌气似的咬牙承认了。我冷笑了一下，说：“我早就知道是你！”到了中午，他女乃女乃找到了学校，样子挺生气，说昨晚砸我宿舍玻璃的根本不是她孙子，是我冤枉他了，她孙子回去后又哭又闹不肯干休，要不是她好劝歹劝地拦住了，还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呢。临走时，他女乃女乃让我以后搞清楚情况后再下结论。
另一次，班上的一个小子因为没完成家庭作业被我连打了几巴掌。他在学校代课的姨可不干了，那娘们儿跟我又嚷又跳，耍起了地痞。就在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那娘们儿还亲口对我说，她外甥在我班里学习，让我好好管管他，实在不行打两巴掌也没事，她不责怪。如今她公然自食其言，得理不让人，面对着这么一个地头蛇，我理屈词穷无话可说。在我们争吵的时候，闫占山就站在旁边，他一言不发，作壁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