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义旗
石门坎主要居住的是苗族。
苗族是中国历史上苦难最深重的民族。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五次大迁徙。这是五次血泪斑斑的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大流浪，这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流浪。
苗族的第一次大迁徙，是苗族先民以其发源地今四川的雅磐江，岷江巴江嘉陵江四水的上中流域地带，沿长江向东迁徙到长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南岸的达到洞庭、彭蠡之间定居下来；北岸的到达江汉平原。在这里居住了很多年，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改善，人口增多，科教文化水平也日益提高。这是苗族首次由西向东的大迁徙，大迁徙的原因是远古羌人南下，迫使苗族先民向东迁徙，时间约在若干万年以前（原始初民社会）。
第二次大迁徙，时间约在4300—4600年之前（远古到黄帝）。苗族先人在长江中游居住很久之后，人多势大，号称“九黎”。九黎族与南方的炎帝族发生矛盾，打败了炎帝族，一部分追逐炎帝族直达黄河北岸。在这里又经过了很多年，九黎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这时诞生的蚩尤，聪明好学，勇敢善战，后来成了九黎族的首领，制造多种兵器，军事力量强大，与来其黄河上游的黄帝族发生武装冲突。起初黄帝九战九败，后来联合炎帝族等，与蚩尤大战于逐鹿之野，结果蚩尤战败被杀，身首异冢。从此九黎族的各部虽与黄帝族斗争了很长时期，但终因群龙无首屡战屡败。
时间约4200—4100年之前，苗族开始了第三次大迁徙。蚩尤战斗失败很久以后，九黎族的各部属，大部分经过长途跋涉，退回到南方。在江南的洞庭、彭蠡之间，建立起三苗部落联盟，这是由北向南的迁徙。
距离第三次大迁徙100多年后，苗族又开始了第四次大迁徙。苗族先人在洞庭、彭蠡之间辛勤耕耘，建立起三苗部落联盟，又经过了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渐渐强大起来。唐尧很惧怕三苗、共工、欢兜（即“驩兜”）等，故到舜即位，马上“分北三苗”，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强大的三苗部落联盟从此分化瓦解。有部分人向东还逃到了东海，这支苗族的先人也保存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只有被流窜到三危的一支，斗争不止，直到夏禹时期才初步归顺，在三危山一带居住下来。这次是分途迁徙，迁徙的方向各不相同，如三苗是由南向西北迁徙；其中部分是向东迁徙；欢兜是基本未动，即从洞庭彭蠡之间转移到今湖南西部。时间大约在4100年之前（虞舜——夏禹时期）。
苗族的第五次大迁徙是一次大回归，这次迁徙是分途回归。如：被逐到三危的一支（三苗），是原来力量最强的一支。他们整体逃迁中屡遭武装掠夺，一次次抵抗，一次次战败，一次次逃迁，从三危山出来，渡过浑水河（黄河），朝着南风吹来的方向一步步迁移，过甘肃、青海，经产牦牛、骆驼的“藏彝走廊”，沿金沙江到川南、滇东北和黔西北这支苗人的迁徙方向是由北向南。被放逐到崇山的一支（欢兜），都是近距离的迁移，即由崇山往东，曾达到今湖南一带，又沿水达到洞庭、彭蠡之间，后来周王朝视为隐患，宣王“乃命方叔南伐蛮方”。到战国时吴起发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这支苗人被迫逃进武夷山区，刚发展强大一点，又遭到东汉王朝的一再进剿，又被迫“朝着太阳落坡的地方”逃迁，最后达到今湘西、黔东北、川东南和鄂西南一带。这支苗人迁徙的方向是先向东、后向西。往东逃迁的一支（三苗中的部分有苗），也没有在东海岸边长久定居，而是慢慢离开海边，逐步往西归迁。他们中间有的人（约在四千年前后）可能渡海去了日本。今天日本有的地方有许多与中国黔东苗族相似，甚至相同的文化现象。从黔东苗族《跋山涉水》的迁徙歌中可以看出，这支苗人的迁徙是没有械斗的和平转移，他们从“就在海边边”的地方，由东向西，逐步回到原三苗部落联盟的住地，经过一段时间，为了“寻找好地方”，又由洞庭湖溯沅水迁移到五溪地区，再沿巫水进入南岭北麓到今广西融水（大苗山），再往北达到今黔东南地区。这支苗人的迁徙方向，大体是由东向西。上述三支苗人的这次迁徙时间，大约在1200年以前（约从周到宋时期）。
除以上几次大迁徙外，还有很多小迁徙，在宋代前后，绝大部分苗人都先后到现在的居住地域定居。但元、明、清各代的统治者仍不断“进剿”，湘西、黔东南等地的苗民四处迁逃，但都不离开湘西、黔东南和川黔滇地域。
历史上苗族的迁徙，经历了很多地方，历尽了千辛万苦，直到十九世纪（近百年）才定居下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过上民族平等、安居乐业的生活。定居地主要集中在今天湘西、黔东南和川滇黔地带。
自从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战败之后，苗族儿女们东奔西走，从此散落各方，到处遭到历代统治者的追杀。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去历史中索要答案，发现这可能跟苗族刚强硬朗的民族精神有关。苗族在历史上受到不公平待遇，过着悲惨的生活，所以他们期待着改变自己的生活，其结果就是聚众起义，揭竿而起。
在我的家乡贵州，历史上就发生了好几起苗民大起义。
大清王朝走到咸丰、同治年间，是一段烽烟不息之秋。从咸丰元年（1851）至同治三年（1864）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兴起到陨落的14年间，乃至同治末年，华夏大地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贵州这片大地上，在清朝咸同年间，先后出现的起义队伍不下三十支，参加起义人数达150万以上。起义队伍遍及贵州各地各民族，其中，以苗军和号军为主的队伍占起义人数的四分之三以上。在黔西北地区，起义队伍人数最多的要数陶新春领导的苗族为主体的各族农民起义军、水城苗仙姑、祝万春、何玉堂、何五斤为首领的各族起义军，黔西王三鲊巴为首的“缘人”起义军，水城黄金印领导的苗民起义军。其次还有遍及平远、大定等地的“龙杠”军、镇雄的“大家闹”、威宁回族聚众反抗以及不断转战于黔北、黔西北的永宁苗族岩大武起义军（称黄旗军）、黄号军、白号军、青号军，还有相邻云南镇雄的李开甲、漆老新起义军等。后来，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陆续扑灭了各地起义之火，但腐朽的大清王朝也由于扑灭这场烈火而气尽力竭，一蹶不振，在此后不久的四十来年，被辛亥革命的炮火摧毁了。
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五日，云南巡抚刘岳昭接到同治皇帝的一道谕旨说：“……黔中群盗如毛。”同治皇帝在此谕中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地方官僚无能，他旨谕“著张亮基（时任贵州巡抚）随时体察所属贤否，遇有军务地方，贼平之后，即慎选贤能牧令，将该处善后事宜妥筹办理，以清地方。毋得专恃客兵，置分所应办之事于不顾也。”同治六年（1867），当猪拱箐被官军“犁庭扫穴”之后，时任太常寺卿的石赞请奏陈剿抚时说：“窃贵州之贼，半为散练，半属难民，皆由官吏逼迫，以致作在，苟延残喘。加以兵饷奇绌，历任疆臣无术料理，遂致蔓延……”这两则资料无意中暴露了封建压迫导致了官逼民反的事实。从“黔中群盗如毛”的惊呼中，可以看到当时反抗烈火之炽盛，同时又可看到在这场风云变幻的农民战争中，多数是有明确宗旨的，即推翻黑暗统治，争取平等自由。而在这场战争中，由于宗旨的一致性，在不少战事中，各义军都不分彼此，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在黔西北的战事中，尤其体现了这一点。
这里说说威宁陶新春苗族大起义，水城苗仙姑起义和祝万春起义。石门坎是威宁陶新春苗族起义的发源地之一。
咸丰元年（1851），广西金田暴发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革命烈火席卷大江南北，也引发贵州各族人民心中抗暴政和腐朽朝廷的怒火，各族人民纷纷响应。陶新春的起义就是在这一形势下暴发的，它是威宁各族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怒火郁积的倾吐，也是贵州咸同年间民族起义抗暴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份。
1860年（咸丰十年）五月苗族陶新春、陶三春兄弟经过长期的酝酿在威宁韭菜坪举行了起义，参加起义的苗、布依、彝等民族1万余人在陶新春等人的指挥下，打击地主武装，并于是年底攻占了七星关，全歼七星关清军守军。贵州提督田兴恕急调黔、滇清军分两路围攻七星关义军。经过1个多月的激战，义军被迫撤退。尔后义军在猪拱箐建立根据地，一边作战一边生产，组织发动群众参加起义，使根据地的人口达到10余万人。次年初，太平军石达开部将曾广依等由广西入黔，陶新春领导的起义军即与太平军合作，多次围攻毕节。
1863年（同治二年）陶新春迎接太平军李福猷部进入猪拱箐休整。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陶新春正式打起了太平天国的旗帜，接受了石达开授予的“太平天国统兵元帅”的称号和印信。此后陶新春起义军分两路：一路由陶新春率领攻击毕节、威宁、水城、平远、大定等州县；一路由陶三春率领与彝、回、汉起义武装配合，先后攻占彝良、威信、镇雄、古蔺、叙永等厅县，控制了川、滇、黔跨三省边境地区。
1866年（同治五年）清政府责令云南巡抚岑毓英率川、滇、黔三省7万余清军，围攻义军据点猪拱箐。义军顽强抵抗，杀伤大量官军，相持了半年之久，猪拱箐最后被清军攻破，陶新春、陶三春被俘，惨遭杀害。余部仍在安顺、兴义打击清军，直到1871年（同治十年）才完全被清军镇压，起义最后失败。陶新春领导的苗、彝等民族共民参加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起义中太平天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陶新春不愧是苗族人民的优秀代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差不多与威宁苗族大起义同时，我的家乡水城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又苗族女侠苗仙姑领导的苗族大起义。这是苗族历史上必须大书特书的一笔光辉历史。
苗仙姑本姓罗，出生在水城杨柳镇月照乡（今钟山区月照乡）的发拉嘎村。她家境十分贫寒，十二岁时父母双亡，以帮人为生，苦难磨了砺了她，所以她有很强的组织和号召能力，她深得人们的喜爱和尊重。16岁时忽然说有神扑身，自称“何仙姑”（传说中的八仙之一）转世，奉观士音菩萨之命，下凡普渡众生。
此时正值贵州苗民起义风起云涌，水城时丰里大苗寨（今水城县大苗寨）就有苗民熊老大被百姓称之为“万年主”，以祭山为名聚众起义。于是苦难中的苗族同胞亦拥苗仙姑设坛建教。并宣扬：“凡入教者，可躲过魔劫，消灾免祸，入教虔诚者，功成之日，可升天成仙。”苗族同胞世受苦难，渴求解放，获取自由，纷纷入教，教徒日众。《水城县志稿》记载：“咸丰十年（1860），时丰里大苗寨苗民熊老大，自称万年主，于三月三日祭山，画符水，煽惑苗彝；常平里交趾屯苗（即苗仙姑）亦月抱雄鸡（公鸡）赴仙人洞，饮仙水。水城通判徐行，知其行为系谋不轨，即以‘坚壁清野’之法，遍示城乡……十月初，苗果峰起作乱。”《大定县志》也记载：“先是水城属，有苗女曰仙姑者，设坛洞中，书符请神以渔利，令入教者出资为敬神费，经功成日，报以万金。苗民惑之，从者日众，各寨相传，聚洞中练术，风声四播，响应于定、威各属……”。苗民的聚会，引起官府的重视和不安。水城厅通判遍出告示严禁，而差役恶霸则借势进行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凡属苗民概目为在教”，可任意抓捕关押，扰得苗民鸡犬不安，人心惶惶。钟山马坝苗族老人说：“当时苗民没有土地、没有家园，很多苗民迁往广西桂林和越南避难。
然而，在统治阶级残酷的迫害和镇压下，苗民走投无路，早已郁积胸中的怒火终于暴发，于是“遂相约为乱，始仅数千，盘据水城之白议（今水城白腻），数月之间，远近争附，众至数万”（《大定县志》）。《水城厅采访册》又载：“不旬日，聚众至五六十万，距城四十里戒严守‘陴’。”
水城通判恩彬十分惊恐，急令土目安耀祖带团练进剿。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安耀祖率团练五百余人向常平里进发，在二塘与起义苗民遭遇。时逢大雾迷蒙，丈外不见人影，起义苗民设计在要道埋伏，待其军至，突然四出，练军被全歼于峡谷中。安耀祖狼狈逃命，仅以身免。二塘阻击战胜利后，苗族起义军士气高涨，郎岱众多彝民加入起义军队伍，声势浩大，所向披靡，很快占领了今滥坝、南开、大河、玉舍、米箩、蟠龙等地，将水城厅团团围住。咸丰十一年（1861）初，正式成立起义军组织，以仙姑为堂主，以寺观为营房。大本营设在米箩，并分兵据守各要隘成犄角之势，互相接应。按《水城县志稿》与《采访册》所载，当时驻守的要隘是“米箩、阿戛、平寨、铎宜（今阿戛乡属）、阿大河（今保华乡属）、小河边、花地红岩、妈陇胯（今木果乡属）、以姑（今月照乡）、双龙井，离城十五里”。起义军军纪严格。口号是：“打击贪官污吏，打富济贫，不扰群众，不住民舍”。由于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关心百姓，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队伍不断壮大，起义节节获胜。水城通判恩彬妄图把起义军消灭于“襁褓”中，督练会剿，均遭惨败，土目豪霸惊恐万状。五月，苗民起义军再次攻城。先据双龙，因轻敌麻痹，数日按兵未动。恩彬赢得时间，汇集团练偷袭，先夺要隘，致使义军严重受挫，退回米箩休整。
水城义军的崛起，省督均为之震动。大定府认为恩彬剿办无力，另派鲁祖康担任通判职务。同治元年（1862年）初，鲁派守备刘云山率团练进攻米箩铜厂坡义军，义军奋起抵抗，一阵刀劈斧砍，杀得官军丢盔弃甲。在逃回城的途中，刘云山因虐待团练兵勇，被练目杀于水城西门外。通判鲁祖康十分恼怒。同年五月，他亲督团练，会集地方土目进攻阿大河起义军，在扒瓦河畔大战，义军伤亡很大，形势危急之际，大堂长竹万春、何玉堂抱酒数坛与将士痛饮，义军趁兴发起反攻，冲入敌阵。杀得练军措手不及，混战中团首陆绍洪被当场打死，鲁祖康只得收集残兵仓皇逃回城中。
阿大河之战，义军名声大振，地方练军及土目豪霸闻风丧胆。是年八月义军占领比德。十月起义大军围城，至二十七日，直到威宁道邓尔巽带兵来增援才撤走。通判鲁祖康妄图阻止起义军行动，令土目安耀祖率团练于扒瓦堵击。义军深知安耀祖有勇无谋的个性，乘胜追击，直捣其大营。这时赫章猪拱箐起义军又分出一支出干河增援，进击四周团营，清军顿时大乱，把总梁国桢、武生黄见龙死于乱军之中，沈西序仓惶率众逃走。同治三年（1864年）初，升任大定知府的刘正朝趁起义军兵力分散，无暇顾及后方据点之机，令水城土目沙见云联合威宁土目安域臣夺取水城义军据点米箩、阿戛、以姑、阿大河等地；又令游击代世荣率三千军攻占小河边。虽然义军奋力抵抗，打死了游击代世荣，但终因力量分散不支，只好退向大兔场集中。从同治三年春正月起至七月十四日，坚持了七个多月的反围剿斗争，终因力量悬殊起义军伤亡惨重。直到毕大锡遣军出以那，攻陷义军碗厂据点，使义军月复背受敌，加之又弹尽粮绝，饥饿疲惫不堪，不得已才决定突围转移，苗仙姑在突围前绝食而英勇就义。
这次苗仙姑领导的水城苗民起义，自咸丰十年（1859）起至同治十年（1871），前后达12年之久，影响遍及黔之各地，对当时的封建统治，予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腐朽清王朝在水城的统治基础。苗仙姑起义，为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反抗残暴而载入史册，苗仙姑是苗族人民的骄傲，更是各族人民的骄傲。
作为苗族的后代，我有义务把历史上的这些不为人所知的民族运动和民族英雄介绍给世界认识。看了我写下的这些东西，你能够记住历史上有那么一回事叫苗民大起义，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有些时候，一知半解，总比一无所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