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未深，磊磊一路奔波累了，我先安顿他睡下。老乡们见状便说，路上劳累，先歇着，有空再来，我也不再挽留。
把老乡们送出门口，刚要关门，有大群穿旧军装的矿工找上门来。仔细辨认，都陌生，没有一张脸孔是熟悉的。
“请进来坐坐。”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七上八下，吃不准他们找我干嘛？
进来七八个人，把小小的宿舍挤得水泄不通，余下几个只得站在走廊上‘放哨’。
宿舍里除了床沿之外无处可坐，大伙站着，我也站着。
双方没有一句客套话，互相只点了一下头。为首的中等个子，浓眉大眼，他自我介绍，声音很轻，却说得丁是丁、卯是卯，毫不含糊：“我叫舒文武，这几位都是弟兄们同一个采煤队的矿工朋友。弟兄们被捕后，我们当即派了两个代表去找军管会反映情况。军管会要我们相信群众，相信党，可是一直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我赶紧向大家点头表示谢意。
舒师傅接着说：“我们当时心里很急，有病乱投医，又去找了工会，因为石泉本来是工会会员。我们希望工会出面为自己的会员说几句公道话，可是工会主席却说：‘石泉已经逮捕，是敌我矛盾，工会相应作了开除处理，他现在已经不是工会会员了’。我们反驳：‘现在不是会员，逮捕的时候总归还是会员。会员被人家捉去了，工会应当过问一下，弄清楚他是真犯罪还是假犯罪。真犯了罪，也要帮他解决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如果有冤枉，就要找有关部门反映，设法把他救出来。工会是工人的娘家，工人被人家捉去了，娘家人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声不吭呢？’这位主席却说：‘工会哪有权力过问党委的决定？’”
“事后矿上还专门召开工人大会，大会上矿长说：‘有些人在为反革命分子翻案。还有个别共产党员带头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他的坐到哪里去了？组织上要警告他，再这样下去，他的党籍还要不要？’”
舒师傅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轻蔑的神色，最后他又说：“你来得正好，石泉的事情总算有了主心骨！我们到底还是局外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使不上劲。见到你来矿上，我们几个合计了一下，连夜起草了一张‘申诉状’，反映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签上了我们的名字。你先看看，这样写合适不合适？如果认为合适，明天就可以带着它去城里，找人民法院，把具体情况反映一下，说不定有点作用。我们就是不相信政府机关里个个都是糊涂官，就没有讲理的地方了！如果法院要我们去做证人，你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愿意陪你去！”
我赶紧挤上前去，紧紧地握一握每位矿工的手，并在每个人面前鞠一躬，郑重其事地说声‘谢谢’！最后，眼泪忍不住涌出来，喉咙突然梗塞，连‘谢谢’两个音都发不出来。
他们的手十分粗糙，在每双手的掌心都能触模到坚硬剌人的老茧。此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产生了新奇的念头，很想拥抱这批弟兄们，也渴望这几双粗壮的手能拥抱我一下。
不久，他们就离开了，临分手时说：“我们都住在这排宿舍里，碰到什么难事儿，随时随地都可以叫我们帮忙。”
我连连点头。
等到他们离开，我关上了门，然后小心翼翼地摊开那张‘申诉状’。首先跳入眼帘的不是‘申诉状’的内容，而是签在上面的十个名字：舒文武、郑仁福、姚石土、童双岳、黄华太、薛炳根、廖沙子、洪瑞昌、廖樟福、苏丁尧。
我仔细地端详着这十个名字，希望它们与刚才见到的十位弟兄一一对应起来，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如果说我在走出家门后，心里有些后怕，现在看到这些可信赖的人，踏实多了。他们的身材并不魁梧，他们的面目并不英俊，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军人的威严，外表上看完全是几个穿着破旧军装的农民，可是他们全身充满着正气和力量。他们在部队里是一名普通的士兵，煤矿里是一名井下挖煤的矿工，可是今天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个个都那样的方正、那样的强壮、那样的尊贵！
鲁迅几十年前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真正是顶天立地的‘工’字和大写的‘人’字组合而成的中国工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一批中国军人：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和美蒋匪帮的军人！尽管他们已经退伍，穷得叮当响，但是他们的骨头还是中国军人的骨头，无私又无畏。他们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是世界上最硬的。他们的话语不多，识字也很少，签名更与书法沾不上边，但是他们签在这张薄薄纸上的姓名，每一笔、每一划都铮铮作响，深深地感动了我这颗破碎的心。
我知道，与国家机器相比，与政府官员相比，老百姓的几句话肯定无人会听，但是它给我的力量是巨大的。我激动得整整一夜没有很好合眼，每睡一会儿就会醒来，醒来就拉亮电灯再读一遍。
静下心，细细想，我已经走进了你的生命圈，这里的一切都与你联系在一起。你已经不再遥远，或者说已经近在咫尺。
离别的痛苦正在渐渐消失，觉得自己不再胆小、不再害怕了，好像我的姓别也在变，正在变成男性，和你、和这批矿工并肩站在一起。